还记得我在某堂社会学甲的中间下课，到讲台前告诉范云我的疑惑，「我们要如何看待父系社会和父权社会间的关系？」这个大哉问著实困扰了我很久，范云一开始没有听懂我的问题，或许我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两个人对看了几秒，我整理了思绪，解释道「今天我们讲我们身处在一个父权社会，我们要瓦解父权，但是当碰上了台湾某个原住民族时，我们得说那是一个父系社会，我们无法控诉他是一个父权社会，然后要瓦解他。」范云先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然后用她很喜欢的一位黑人女性主义者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白人女性主义者向我呼喊著『姐妹们，我们要联合起来对抗父权』，我倾向先说我是个黑人，然后才是个女性主义者」这句话详细的内容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大意上是如此。范云说，要对族群议题有敏感度，而不是断然地像空降一样去批评他群的文化。我那时老觉得这回答是隔靴搔痒，没能真正地直抵我的心头之痒。

 

　　「这样说起来，似乎只有内群体的人能够去批评传统？」我为范云的回答做了个简单的扼要，范云强调要长期的认识那个群体，让那个群体的人自发性地发现问题在哪里。这个困扰我的疑惑其实还是伏在我心中，然而，事实上，后殖民理论家的论述就是直朝著这个问题而来，譬如刚刚提到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如Bell Hooks便批评女性主义者宣称的女性不利之处，通常都是西方社会中女性的处境，或者最常见的说法，西方科学知识向东的传输，就是一种殖民状态，所以后殖民理论家不断地在拆解这些隐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殖民遗留。看看现在的新手妈妈们都抱著西方发展心理学的育幼指南，强调爱的教育，不敢打不敢骂，全然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然而这样的心理学知识，是有一个西方文化脉络的预设的，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可以拆解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便是一直在将这些西方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工作上耕耘。

 

        然而，最常面对的棘手问题是，这些西方来的东西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好处。这学期的政治生态学，我们这组的期末报告题目是〈亡国的边境：槟榔叙事的政治生态学分析〉，我在做从国民党撤台时期一直到近代的新闻叙事分析时，便可以明显感受到那个冲击。原先将槟榔文化视为奇珍的媒体，在英国发现东南亚的口腔癌比率高和槟榔嚼食有关后，整个媒体叙事的方向发生剧烈的转弯，自此公共卫生、医学、环境科学的相关西方知识都进入台湾岛，槟榔就此背附沉重的污名。台大牙医系荣誉教授韩良俊便是开创「槟榔亡国论」的医学代表，原住民开始要被「教化」不要吃槟榔，原本在某些部落象征求爱浪漫的槟榔，转时间变成亡国的象征，而这样的叙事也忽略了本省劳工阶级在户外工作时，依赖槟榔来避暑或暖身的社会功能。槟榔与土石流间的关系在地球科学界尚有争议，但是其与口腔癌间的关联是根深蒂固了，我们能否定「槟榔的确对身体造成危害的事实吗？」

        类似这样的冲突在最近的新闻也很多，譬如西方记录片《血色海湾》对日本捕食海豚的控诉，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日本就是个野蛮的国家，还有许多世界保育团体对华人吃鱼翅残害鲨鱼的指控，都碰上了文化与科学间的冲突。「坏传统不需要维持」是最多网友对日本政府指出捕食海豚是传统文化时的指责，西方的生态学知识的确告诉我们，大规模残杀海豚或鲨鱼会导致海洋生态系的崩解，或者动物行为学也说，海豚的智商与人类差不多，可是在日本人眼里，海豚就是「一种鱼」而已。这个问题很复杂，照理说地理系是最应该出来解决这种人地关系的争议的学系，但显然地理学内部的分歧也让地理学者无法回答。如此多的西方科学与文化间的碰撞，不只如此，你也可以把多元成家议题看成其中之一，同志女性主义或说性别理论很显然也不是东方自己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传过来的，也因此，在反对方搬出圣经来否决时，我们可以很轻而易举地抨击，反正圣经与同志间的战争，姑且可以看成西方打西方，没有什么后殖民的问题。但是当传统伦理观被拿出来谈，就变得十分棘手，我们要如何去细致地处理非出自于宗教因素而站出来反对多元情欲的传统伦理拥护者？「这里是台湾不是西方」的反同婚论述其实就是一种后殖民式的拆解。

 

　　这些问题在我前几天读到了一本书后，给了我一个震惊的冲击。我在中国学者汪民安主编的书籍《身体的文化政治学》读到杨念群所写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一文，里头拿出史料佐证论述的分析十分精彩。这篇文章主要是要来回应作者几年前一个斗胆的问题「缠足的女性果真不快乐吗？」作者的疑问主要来自于清末关于缠足解放运动的论述权皆在男性手上，那时主张缠足解放的原因从当时的报纸或文章可以发现，并非因为女权，而是因为西方解剖学发表了缠足骨骼扭曲的研究，中国文人将此问题拉拔到国力不振的层次，认为缠足是国家腐败的元凶，羸弱之女如何生出强健的后代，生出强健的中国？杨念群想要透过史料爬梳的是，有没有女性的声音呢？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家庭的描述，女主角桂兰嫁给了一个习西医的丈夫，当丈夫严肃地希望桂兰拿掉缠足布时，桂兰还以为是自己裹得不够美，要再缠紧一些，直到丈夫说这对她的身体不好，骨骼如何扭曲时，桂兰诧异而不解，「你看得见我的骨头？」这是西方经验科学脉络与中国为学脉络的重大差异导致的不解，最后桂兰为了取悦丈夫而拿掉了裹脚布，桂兰心中无法谅解的是，当半夜因为没有裹脚布而脚部疼痛难耐时，丈夫的话语「桂兰，为了妳更好的身体，我会陪著妳撑下去」一个西方医学要带给堕落东方的视角，让习西医的丈夫成为启蒙者的角色，而桂兰顿时间只是个亟需被拯救的堕落身体。桂兰无法理解，小时候因为自己知道小脚是美的，会给自己带来骄傲，而忍著撑过去的疼痛，为何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极端的丑陋呢。杨念群特别指出，他并非要忽略缠足实际上对脚部骨骼的扭曲与生理疼痛，也并非要以桂兰的生命经验来概括化到当时整体的中国女性，他想提醒的是，我们看待这类问题时，更多元的思考，也就是如何面对新旧交接的那个世代。

 

　　这篇文章的分析完全推翻过去历史课本上学到缠足解放是象征女权解放的观点，相反地，杨念群要告诉我们的竟是，缠足解放反而是囚禁了那个世代女性的情感。但这篇文章也让我把科学与文化间矛盾的问题，缩小到交接世代的情感处理上，大哉问瞬时小了很多。也就是说，这些象征殖民主义的西方科学来到东方后，我们并不需要因为要对殖民主义的解构而去否决，毕竟这些知识在事实上是具其实际道理的，重点变成，我们要细致地、周全地去处理转瞬间要面对「美转为丑」的那个世代。我在这里整理几个目前已有的处理策略：

 

1. 西方科学的本土化运动：如同前文提到的黄光国老师，前台大心理系教授杨国枢就指出台湾的认同混淆期不在国高中，而在大学，因为西方心理学调查出来的那段认同混淆的年龄，台湾学生正在全心拼考大学。
2. 科技决定论：透过科技的方法，开发出一个可替代原有物质的产物，譬如台大食科所过去开发了槟榔口香糖，但却仍无法取代槟榔。
3. 塑造共同的集体记忆：这有点类似在做转型正义时的做法，譬如透过媒体的方式或教育手段，让日本人看见海豚的痛苦、中国人看见鲨鱼的苦痛，进而使消费者与科学家有共同的集体记忆，自主性地拒食，这会比政府直接禁止食用好得多，这也是国人开始不吃鱼翅的原因；多元成家在面对传统伦理时，也应企力于掌握媒体的论述权，让大家一起拥有边缘族群受到压迫的辛酸感受，至少能因此让传统伦理的拥护者开始思考是否有别的可能？毕竟，不管是孟子说的四端，还是心理学家说的心智理论、认知神经学家说的镜像神经元，都告诉我们人类应该有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这也比企图各个击破、或是宣扬这是人权，搬出性别理论来得有效。

 

由此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说话术，如果槟榔口香糖的价格与功能都和槟榔相同，那么食用槟榔者不愿意改变的原因，就是没有被说服。猛烈攻击站在传统方的人是无用的，细致地处理交接世代，其实问题就变成如何让他们在接受改变的同时，不会感受到伤害，并以自己的改变为荣。当然，这些是我最近的一些随笔思考，有很多不周全的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