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仿製藥的案件，還得迴歸邏輯的起點，迴歸維護病人健康權的核心，細細分清普通違法和犯罪、重罪與輕罪的邊界。進口有療效的外國仿製藥和進口純粹的假藥，應該區別對待，不能放在統一的一個“假藥”的帽子下面。

　　圖/視覺中國

　　文 |沈彬

　　又是一起“藥神”案。男子何永高之前在重慶做原料藥進出口貿易，2009年開始受癌症患者之託，從印度購買仿製抗癌藥易瑞沙。按他的說法：正版易瑞沙服用一個月大約五六萬元，印度仿製的藥則只需兩三千元，“藥效卻幾乎一樣”。

　　2014年1月，何永高被警方從家中抓走，同案還有14人涉案。2018年8月31日，連雲港中院以銷售假藥罪，判處何永高等11名被告人3年9個月到6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人被判處緩刑，3人免於刑事處罰。目前案件正在二審過程中。

　　從去年大熱的電影《我不是藥神》，到今年發生的“聊城主任醫師開假藥案”，再到這次的何永高案，關於違規進口仿製藥自帶着法、理、情糾葛，已頻頻撥弄社會敏感的神經。

　　按《藥品管理法》規定，印度仿製的卡博替尼、易瑞沙等抗癌藥，屬未經批准的進口藥物，屬於法律意義上的“假藥”。 但它跟劣藥有別。

　　這些藥品因其背後複雜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機制、藥品進口的複雜程序等原因，不能合法進口到我國用於臨牀治療，但其藥效能有一定的保障，因此其社會危害性不能混同於普通假藥，在法律處理上應做出區別對待，不能夠“一刀切”處理。

　　有刑法專家發現了這麼一個問題：在2001年《藥品管理法》修正後的十年間，生產、銷售未經批准的進口藥品雖然是一種違法行爲，但很少被認定爲犯罪。

　　這是因爲，原《刑法》規定的“生產、銷售假藥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之一是“足以危害人體健康”，才能入罪。

　　但2011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爲了更嚴厲地打擊藥品犯罪，取消了“足以危害人體健康”這一限制，這使“生產、銷售假藥罪”進入所謂“零門檻時代”。其意義不言而喻，但也容易引發“誤傷”，基層執法中很容易將外國仿製藥當成普通的“銷售假藥案”。

　　之前，兩高發布的《關於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經打了“法律補丁”：銷售少量未經批准進口的國外、境外藥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後果或者延誤診治，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爲是犯罪。

　　但是何謂“少量”？如果是“多量”，又當如何在法律上處斷？考慮到其語義含糊，顯然有必要給出更詳細的指引，特別是要通過個案的判決提升相關標準的可執行性，打通涉仿製藥案件法、理、情的分割。

　　一方面，很多癌症晚期患者根本負擔不起動輒一個月數萬元的正版藥，有的正版藥因爲種種原因不能合法進口到我國，這形成了一個倫理難題。這些患者已經到走投無路的地步，只能“死馬當成活馬醫”，螻蟻尚且貪生，這麼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只是想活着，不得不乞靈於灰色的“仿製藥”。

　　另一方面，因爲整個“仿製藥”進口行業的灰色屬性，也會導致各種走私、摻假行爲橫行。患者無法確定這些藥是真的有療效的仿製藥，還是根本上就是外國產的假藥。因爲沒有合法的進口手續，所以這些藥不得不通過走私等手段流入境內。

　　所以，處理仿製藥的案件，還得迴歸邏輯的起點，迴歸維護病人健康權的核心，根據案情不同，釐清事實，細細分清普通違法和犯罪、重罪與輕罪的邊界。進口有療效的外國仿製藥和進口純粹的假藥，應該區別對待，不能放在統一的一個“假藥”的帽子下面。

　　總之，既定的法律制度應爲挽救生命留下“綠色通道”，藥品管理制度的首要價值是維護生命健康，而不能將藥品管理秩序凌駕於個體的生命之上。在現實的醫藥保障無法覆蓋的地方，要爲個體生命留下必要的彈性空間。這也是法治應有的人道補丁。

　　回到這起“多名藥商因印度仿製抗癌藥獲刑”上來，目前案件還在二審過程中，期待當地法院用公正的判決，讓個體生命、公衆情感與法律秩序，都能找到一個穩妥安放的空間。

　　沈彬（媒體人）

　　編輯：陳靜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