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陷阱

從佳木斯火車站坐上3路公共汽車，途經佳木斯第二小學和附近西林路上的天麒網吧，只需20分鐘左右就可到達終點站砂石場。

在終點站下車，往東跨過一條名叫松建街的馬路，徑直穿過一條狹窄的衚衕，步行5分鐘，可以看見一片低矮棚戶區中一棟灰色的兩層樓房，底層東側有一里一外兩間，朝北的裡間是火炕，外間是一間客廳兼廚房。

這是2年前宮潤伯的租住地，也是他的作案現場。2年來這個地方再無人居住，從附近一棟高層住宅往下眺望，和外間相連的天井裡已經長滿了半人高的蒿草。

這也是一條死亡之路。至少有11名孩童，在宮潤伯的誘惑下，沿著這條路線，毫無防備地踏入他的死亡陷阱，其中6名孩童再也沒能從這裡走出來。他們中最小的才9歲，在佳木斯二小上三年級；最大的也不過是16歲，是佳木斯三中的初三學生。

和發生在2003年的河南平輿縣黃勇案很相似，宮潤伯營造的罪惡世界，最後也是被一個僥倖逃出的14歲孩子戳破。2006年2月26日，一個叫趙龍的孩子逃出這一人間鬼窟，在家長的陪同下報警。和黃勇案中殺戮了17名孩童的黃勇一樣，那年的2月28日，宮潤伯最後也是在網吧里被抓獲。

但和黃勇案不同的是，宮潤伯案發時的信息遮蔽，使能查證到的宮潤伯的信息微乎其微，這讓2年前雲集在佳木斯的媒體記者們焦灼不已。在佳木斯呆了一周的《南方周末》記者鞠靖，半年後在記者手記里稱這個殺人現場是「不可能完成的敘述」；同樣在當地呆了一周以上的《三聯生活周刊》一位記者，也在博客里感嘆當地政府公關工作到家。即便是在一年以後，有關此案的部分細節，也僅僅是在黑龍江當地的一家通俗文學刊物上，以章回小說的方式流傳出來。

挑戰人性的殘忍

在鄰居的印象里，宮潤伯常常早出晚歸，偶爾也會不言不語地坐在衚衕口看書，或者看人下象棋。租住在隔壁的高玉香說，兩年來宮潤伯幾乎沒跟她說過話，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沒人能想到，這個言語不多，看上去有幾分瘦弱的男人，背後卻在挑戰人性的極度殘忍。

9歲的佳木斯二小三年級學生王勝利，是被宮潤柏殺害的第一個孩童，也是被害孩子中唯一的女童。她被害後，屍體被肢解焚燒，挫骨揚灰。案卷顯示，宮潤伯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來處理遺骸，他甚至能清楚地記得丟棄這個9歲女孩殘骸的四個地方，分別是天麒網吧和文化宮網吧的廁所，網吧附近一個黃色外牆的公廁里，群眾藝術館的衛生間。

王勝利的衣服和書包也大都被燒毀，現場遺留下來的一條灰色布面、淡綠背帶的棉褲，在被宮潤伯剪掉一條褲腿後得以倖免，成為案發後孩子的爺爺奶奶辨認屍骸身份的主要依據。

這種難以置信的殘忍和狠毒，被不同程度地複製在其他幾個被害孩童身上。唯一不同的是，自王勝利之後的5個孩童無一例外是男孩，宮潤伯也不再花費心思去外面毀屍滅跡，而是因陋就簡地把出租屋變成了屠宰場和停屍間。

第二個被害的，是一個不知名的流浪孩子，在掐死並分屍後，宮潤伯用水泥將屍骸封在兩個塑料桶里和一個炕桌的反面，放在屋子裡。

隨後遇害的是姜富源、馬千里、白金龍和武書田。四個孩子無一例外地被猥褻後掐死，除姜富源外，都被宮潤伯用刀片剖腹，然後取出內臟，裝進塑料袋裡扔在地上。

這個令人髮指的屠殺過程，從2005年春天開始，到2006年春天結束。據宮潤伯自己供述，他這樣做，是為了不讓屍體腐敗。

這個後來成為人間地獄的房子，是宮潤伯的母親袁桂香托鄰居趙聖芹替兒子租的。袁桂香甚至和出獄不久的兒子在這裡一起住過一段時間，後來被宮潤伯的繼父黃忠接回了家。這位58歲的佳木斯拖拉機配件廠的退休女工，衣服下擺兩個扣子總是扣不攏，她說幾年前就發現肚子里長了個瘤子，現在越長越大。她的後院鄰居胡大媽則說，都是被兩個不爭氣的兒子氣病的。

「二二八」案發、宮潤伯被抓走的前一天，剛從她那裡要了100元。這是袁桂香見到大兒子的最後一面。「這不過是他知道我剛開支了退休金，」袁桂香還記得當時的抱怨，「這哪是我的養老金啊，這分明是你的養老金。」

袁桂香不知道，她最後一次見到這個大兒子時，他身上穿的藍色羽絨服，正是從剛被他殺害的16歲的佳木斯三中學生白金龍屍體上剝下來的。

一審宣判後的2006年7月14日，當地媒體做了簡短的報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宮潤伯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滿頭白髮的佳木斯拖拉機廠配件廠老車工楊百城，從電視上認出了這個十幾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宮潤伯嗎？」這個已被大家遺忘的前拖拉機配件廠青工，從記憶深處突然復活。

1990年，16歲的宮潤伯尚未讀完初中，就作為第一批簽訂合同的青工，進入拖拉機配件廠鑄造車間工作。 半年後的一次工傷事故中，宮的腿受了輕傷，被調入活輕鬆一點的工具車間，成為老車工楊百城的學徒。兩年的學徒生活中，年輕的宮潤伯給師傅留下的印象是身體瘦弱，少言寡語，基本不太跟人來往。

兩年後宮潤伯出徒，獲得了一份初期車工的證書。與此同時，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國有企業一樣，進入1990年代以後，拖拉機配件廠沒再能延續歷史上的輝煌。這個停產至今的廠子一再改名，卻連合資和改制的命運也未能攤上，至今仍靠出租廠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後，剛剛出徒的宮潤伯遭逢下崗，不久袁桂香也下崗回家，與此同時在另外一個廠子做裝卸工的父親宮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對這段時間裡一家三口同時下崗後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記憶猶新。老伴宮西章去賣冰棍，宮潤伯和她蹬倒騎驢(踩三輪車)回收舊瓶子，間或販賣一種叫黑加侖的飲料。

宮潤伯曾經工作過2年的工具車間，意外地留存至今。車間里蒙著厚厚灰塵的機器，牆壁上巨大的紅色標語，在提醒每一個來訪者這裡曾經有過的熱鬧和輝煌。

3個女性

在那段蹬倒騎驢的時光里，下崗青工宮潤伯遭遇了兩段情感經歷。

他的第一個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機廠社區的鄰居。從上學到進工廠，這對戀人兩小無猜，但到準備談婚論嫁的時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親的強烈反對。袁桂香至今還記得那個鄰居老太太天天跳著腳罵，甚至拿著大掃把將宮潤伯趕出家門。

宮的初戀女友最終嫁給了拖拉機配件廠的一名臨時工。案卷顯示，宮在供述中回憶這段並不如意的戀情時，耿耿於懷。

半年後別人介紹了一個來自宜蘭農村的女孩。來往一段時間後，家庭殷實的女方並不嫌棄已經下崗的宮，但希望他能做上門女婿，甚至一起回鄉下承包土地。恰好這期間，宮潤伯的父親突發腦溢血猝死，袁桂香回憶，倒插門的要求讓宮潤伯覺得彆扭，最終也結束了這段感情。

連續兩次不愉快的感情經歷，使得大兒子的婚姻成為袁桂香的頭等大事。不久，一個好心的工廠同事又給宮潤伯介紹了一個對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趕過去見了一面，自覺兒子也許會滿意，喜滋滋的她匆匆趕回家報信，正好碰到找上門來的警察，宮潤伯沒來得及消受母親帶來的好消息，就被帶走了。

那個夏天晚上發生的一件事情，將下崗青工宮潤伯的命運推入了一個他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方向。在佳東區第五百貨大樓附近的旱冰場，宮碰到了一個叫賈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錄像後，宮將女孩帶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這一年宮潤伯剛滿23歲。次日一早，宮帶著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說，這時宮才知道認識不過一天的女孩未滿14周歲。宮潤伯隨後被指控姦淫幼女，最後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

已經年過古稀的陳正南，至今還清晰地記得聽到判決時宮潤伯的錯愕。作為12年前宮潤伯姦淫幼女一案的辯護人，陳正南覺得判決結果實際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輕，在他看來是辯護起到了作用，但宮潤伯似乎完全沒有做好坐牢的思想準備。

事實上，宮潤伯當年也確實沒有趕上一個好時候。8年後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倘若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係，未造成嚴重後果且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當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師分析，倘若宮和賈汪的事情，發生在此時，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宮潤伯並沒有選擇上訴。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這種情感深處的隱秘經歷，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種什麼樣的衝擊。

可供參考的一個細節是，在被抓獲的三天前的一個晚上，宮摟著後來逃出虎口的趙龍，躺在4具孩子的屍體旁邊，涕淚俱下地扮演了一個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說他結過婚，甚至有過孩子，多年前老婆領著孩子跟一個有錢人跑了。

七年牢獄

剛入監的宮潤伯，被送入佳木斯監獄下屬的碳素廠進行勞動改造。這家位於佳木斯市安慶街的廠子，專門生產一種名叫陽極糊的鋁廠配套產品，現在早已全面停產。

就是在這裡，宮潤伯度過了作為姦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記載，宮潤伯供述，就在這一年裡，他遭逢了和好萊塢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里主人公相仿的極端體驗：入監不久的他被同監的犯人性侵。宮自認為遭受了不亞於獲刑入獄的打擊，極度羞憤下割腕自殺。

很快被搶救過來的宮潤伯沒能有電影主人公的好運氣，佳木斯市警察局負責此案的一位資深警察分析，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變，隨之開始了犯罪學意義上的性倒錯心理形成過程。

案卷顯示，「發生此次事件後宮潤伯心理發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給生活用品為誘餌，猥褻過其他犯人。」宮潤伯在詢問中也承認，此後他一直在這種扭曲的心理體驗中掙扎，這也成為他此後大多選擇小男孩作為作案對象的心理動因。

袁桂香並不確切地知道兒子自殺的真實原因，只知道宮潤柏在監獄裡「被人欺負狠了」。接到獄方宮潤伯出事的通知後，她在監獄醫院看到了兒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樣，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後，袁桂香分析兒子犯罪的可能動機，揣測說：「被人欺負狠了的人，從此也開始欺負人。」

但沒過多久，袁桂香的另一個打擊接踵而至，她的小兒子、宮潤伯的弟弟，因搶劫獲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雙鴨山市筆架山監獄服刑。老伴突然病逝，兩個兒子相繼入監，趙聖芹感嘆這個老鄰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憶那時的袁桂香，在氣得大病一場後，還得隔三岔五地拖著病體，一會去這個監獄看大兒子，一會去那個監獄看小兒子。

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經濟上，這種日子讓袁桂香難以為繼。宮潤伯入監兩年後，她賣掉了原來拖拉機配件廠所在社區的房子，帶著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區沿江鄉。

不成功的重新社會化

2000年12月10日，宮潤伯利用他在拖拉機廠學到的車工技術，獲得了一次減刑9個月的機會，3年後的2003年11月1日，減刑後的宮出獄，將勞改釋放證書揣在懷裡的他，並沒有按照規定前往身份證上的戶口所在地報到。

案發後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報告顯示，從監獄出來後，宮潤伯先後換了8個地方住。母親改嫁後的繼父家，成為7年後宮潤伯從佳木斯監獄出來後重新社會化的第一站。

黃慶一直很小心地和這個比他小近10歲的陌生弟弟相處。停薪留職在家做裝修生意的他，儘管有大把時間和住在隔壁的宮潤伯來往，彼此之間卻很少說話。

一直到佳木斯市警局支隊找上門來，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實的宮潤伯，已經弄出了讓整個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黃慶回憶，沉默寡言的宮，從未向大家提起監獄裡的事。黃慶也不敢跟他多說，怕傷及他的自尊心，但宮的繼父黃忠看不慣這個看上去有點遊手好閒的年輕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個月後，宮潤伯就從繼父家搬走了，到外面賣羊肉串，拉小車，在一家名叫華麗麵食的食品店裡做幫工。這種臨時工的生活總是不能維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時候，宮潤伯總會回來找袁桂香要錢。

宮潤伯找到的最後一份工作是開燒烤店，這份工作以一場意外發生的鬥毆事件結束。黃慶現在還記得接到電話趕過去時，宮已經在醫院急診室，滿頭是血，臉腫得像冬瓜。這次原因語焉不詳的打架事件後，宮潤伯徹底放棄了正常途徑的工作。黃慶事後覺得，這次被暴打，可能是讓宮潤伯徹底走上不歸路的原因。

在母親託人幫他租到了後來作為殺人現場的那個棚戶區房子後，他最後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網吧，網吧里隨處可見的未成年人，從此毫無防範地進入了他的視野。按照他的供述，找這些孩子是因為「同是弱勢群體，不具備反抗能力」。

案卷顯示，對每個進入殺人現場後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總是先打兩個耳光，再拿刀子恐嚇，然後猥褻，他喜歡讓後來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屍骸，再讓陷入巨大恐懼的孩子叫他老爹，乾爹，高興時還會掏錢讓他們上網。

他的指定辯護人遇運輝律師在看守所會見了他整整3個小時。印象最深的是他說的一句話：「快點審快點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實上，除趙龍外，另外4個被他猥褻的孩子，回家後也隨時可能告發他。遇運輝判斷，宮潤伯從第一次作案以來，其實就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一面是魔鬼般的殘忍和狠毒，一面是隨時可能崩潰的脆弱和絕望。

臆想中的大學夢

宮潤伯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個謎團，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輝歷史。案卷顯示，在不下十次的訊問中，宮都將自己描繪成一個1990年代畢業、懷才不遇的大學生。

根據他的供述，因為在佳木斯拖拉機配件廠表現優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進修金屬工藝學專業，為期三年半的學習結束後，他獲得文憑，藉此回到拖拉機配件廠準備提干，這時廠子已經沒了，畢業即失業的他，匯入到這個城市數以萬計的下崗大軍。時世不濟，最後走到這一步。

現在留守在這個前拖拉機配件廠的幾位管理層成員，對宮描述的這段歷史深表驚奇。勞資科長崔秀華說，在宮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廠已經顯現出生產和經營上的頹勢，連分到工廠的大學生都紛紛準備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學去進修的機會，即便有，也是表現特別優秀，青工宮潤伯不可能進入這個範圍。

除了一前一後跨越10年的兩個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簽名和手印，宮潤伯幾乎沒在這個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說當初搬到出租屋時，宮潤伯就帶走了所有和他有關的物件，連同那張勞改釋放證。她一直念叨想去給人家房東收拾一下已經荒蕪的房間，又擔心無力支付宮欠下的房租。

在庭審的最後環節里，宮潤伯終於流露出來一抹復甦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長的代理律師陳虹回憶，他向被害人家屬表示道歉，甚至表示願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贈給醫療單位，換來相應的經濟補償。但這個試圖表示懺悔的想法，因為找不到法律依據，沒有被法庭採納。

宮潤伯留給母親的最後一句話是在刑場，他對執行的法警說：「別去打擾我媽了，我對不起她。」

逃離佳木斯 5個受害家庭的後遺症

佳木斯「二二八」一案，被宮潤伯殘忍殺害的6個孩子中，除了一個是來自七台河不知姓名的流浪孩子外，其餘5名孩子的家長，有4個都已經選擇離開這個城市。

馬千里的父親馬建國是最早離開佳木斯的，他甚至沒去參加案發半年後的庭審。「人都不在了，沒有意義了」，這個神情悲傷的湖北漢子，至今沒能從9歲的大兒子馬千里被害的傷痛中走出來。

馬建國和妻子謝紅艷一起，帶著兩個孩子在佳木斯做油漆活。馬建國永遠記得2005年12月11日早晨8時，那是馬千里失蹤的時間，在把比他小2歲的弟弟送到附近幼兒園後，馬千里就消失了。

馬建國夫婦找孩子的經歷是所有家長裡面最離奇的。從馬千里失蹤到案發的3個月里，他們發了瘋般地尋找，從給警方提供各種可疑線索到主動追蹤至附近的湯原縣，甚至循跡追到河北滄州，協助警方抓獲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中的嫌疑人。

讓馬建國忿忿不平的是，那些當時被懷疑為荒誕不經的種種跡象，事後被證明都是合乎邏輯的事實。

2年後的現在，馬建國已經回到了湖北天門麻陽鎮的鄉下老家，但他經常會情不自禁地回憶案子里的每一個細節，想得腦袋疼，而且至今沒能想明白很多問題。

他不理解在宮潤伯漫長的作案時間裡，那麼大的動靜，樓上樓下的房東和鄰居們會一點都沒察覺。「又不是殺只雞！就是殺只雞也會有動靜啊。」他更不理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裡，會有這麼長時間存在的人間地獄，而執法機關毫無察覺。

即便是回到湖北，喜歡上網的馬建國也會情不自禁地發帖子，給湖北的司法機關寫信。對2年前一些前來採訪最後卻未能發表出報道的記者，他毫不掩飾心裡至今有想法，事實上這2年來，他更加審慎地對待每一個和他聯繫的媒體記者。

第一個被害孩子王勝利的爺爺奶奶王俊斌和卜玉娥，也已經回到老家黑龍江肇慶。王勝利的父親有精神分裂症，母親生下她即離家出走，爺爺奶奶帶著出生不久的她投奔佳木斯的親戚，在這個城市的棚戶區租到了兩間房子，以木工活為生。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距離兇殺現場最近的暫居地，會給這個本已不幸的斷代家庭，帶來最殘酷的噩夢。

和馬建國夫婦相比，屈冬梅的遷徙歷史令人心酸，她和丈夫本來都是佳木斯附近另一個城市雙鴨山林業局七一林場的下崗職工。生下兒子姜富源不久，夫妻倆鬧彆扭，丈夫離開雙鴨山到佳木斯下屬的富錦縣打工。

姜富源在姥姥家長到9歲，在2005年9月和媽媽來到佳木斯，插班到木材小學讀四年級，一家三口終於團聚，兒子成為挽回夫妻感情的紐帶。屈冬梅和丈夫發誓，哪怕打工要飯也要把孩子培養成才，但這一幸福日子只維持了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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