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以來，華北日軍大力推行“治安肅正”計劃，其作戰目的即是全力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日軍採取以鐵路爲柱、以公路爲鏈、以碉堡爲鎖的“囚籠政策”，不斷地擴張增設據點，封鎖並切割抗日根據地。

在抗日根據地集中的地區，日軍的封鎖據點遍佈於城鎮、車站、橋樑和隧道，日軍利用鐵路和公路築成嚴密的封鎖線，不斷壓縮共產黨抗日武裝的生存空間，使之成爲相互不能聯繫的孤立地區。除了軍事進攻以外，日軍利用政治誘降、經濟封鎖和文化欺騙等手段，竭力使抗日根據地發生給養困難，僞軍的大量出現也是嚴重的安全威脅。

到了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華北抗日根據地大多變成了遊擊區，共產黨抗日武裝控制的縣城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

對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來講，更爲艱難的是政治環境的嚴重惡化：與國民黨軍隊以及政治立場曖昧的地方軍閥武裝之間不斷髮生的摩擦似乎已經到了必須作戰的程度。

首先向共產黨人發難的是山西軍閥閻錫山。

閻錫山有着中國舊軍閥最重要的特徵：將其統轄的地盤視爲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只屬於自己的王國，爲了自己在這一地盤上的統轄權甚至可以置國家利益於不顧。

閻錫山有自己創立的一整套處世哲學，亦即地方寡頭翻雲覆雨隨機應變的生存之道。他反蔣但聯蔣，反共也聯共，反日卻聯日。可以說，他把中國地方軍閥的只顧自己不計其餘發展到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境地。

一九三八年，晉南重鎮臨汾失守後，閻錫山退守山西吉縣，在日軍的進攻中曾一度西渡黃河跑到陝西的秋林鎮。一九四〇年，他從秋林鎮回到吉縣的南村坡，名曰自己在“向敵推進”。

他把村名改爲“克難坡”，把他的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改名爲“克難城”，還把他重回山西的這一年命名爲“克難年”。

閻錫山在“克難坡”一待就是五年，沒有向任何方向再推進一步，直到抗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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