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幡然醒悟，全力重振和搶佔先進製造業的大國競爭“制高點”，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實體經濟的勃然興起。

在世界諸大國競相重構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中，過去分工明確有序的全球產業鏈正在銹結和斷裂，以TPP為典型事件的各自為政相互爭奪的市場分裂已經烽煙四起，世界經濟競爭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復雜的裂變局面。

此時此刻，勇攀“製造強國”，強悍“大國筋骨”，成為決定中華民族復興的至高使命。

文 | 王健君 李紹飛 宮超

來源|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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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實質是什麼？

公元前557年，晉平公元年，晉國中軍主帥中行偃在湛阪之戰中大敗楚軍，重振晉國霸業，一舉奠定中原地區近半個世紀的和平穩定，晉國步入最後的鼎盛時代。2500年後的1957年，考古人員在山西省侯馬市發現了這個時期的晉都新田遺址，在牛村古城南挖掘出了一個東周時期的大規模鑄銅坊。

在近20萬平方米範圍內，出土了5萬餘件鑄銅陶範，大到一人多高的編鍾，小到空首布（晉國貨幣），門類繁多一時空前……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貝格力考察了遺址規模、範圍及龐大銅器羣後說，“侯馬晉國鑄銅遺址在當時全世界範圍內都堪稱最大的鑄造工廠。”

令人驚嘆的是，侯馬青銅器工廠採用的紋飾，有西周晚期的蟠龍紋，有草原民族的動物搏鬥紋，還有中亞、西亞的鷹頭獅身帶翅怪獸——格里芬。這意味着，比漢朝張騫出塞早400多年，侯馬青銅器可能就已遠銷西域。

這並非最驚奇之處。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歷史學院院長雷德侯研究認為，一次澆鑄十幾噸、數百件，中國青銅器是專業工匠大規模協作的結果，他們發明瞭模件體系，形成了完善的勞動分工，每個人負責完成其中一項標準化工序，產品在一個生產體系內被極為順暢而高效地裝配生產出來……

在深入研究了諸如青銅、蠶絲、生漆、陶土和木材等製作的許多中國古代器物和建築後，雷德侯在其《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一書中寫道，“假如一個工廠可以由其體系化的項目，譬如說勞動力的組織、分工、質量控制、系列化加工以及標準化加以定義，那就可以說，青銅器、絲綢或許還有玉器的工廠，早在商代（公元前1650～前1050年）就已出現。”

“而且這些工廠已經在探索大規模生產的方法。”亨利·福特為1947年版《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的“大規模生產”條目，將其定義為，“對應於具動力、精確、經濟、系統、持續、速度，還有循環復制之原則的製造業的項目。”雷德侯認為，除去動力差別，福特原則可以適用於3600多年前的商代工廠。

雷德侯的視野像一面透鏡，放大出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何以輝煌數千年而不熄的祕密：每一個偉大王朝都依賴於一個龐大而高效的物質生產體系，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實質就是其組織大規模分工協作的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

19世紀中葉以來，全球範圍內曾先後出現過三個“全球製造業中心”，無一例外都成為一度主導世界發展方向的發達國家：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和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GDP佔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頂峯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觸底。而後從1.83%的最低點開始陡峭急升，2018年達到16.1%，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就這一人類史上發展奇觀的原動力，也正是中國大規模先進製造能力自鴉片戰爭之後的淪喪和改革開放之後的重振。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理事會成員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因此將一國對先進製造業的追逐，稱之為“為大國的命脈而戰”，“在任何市場中，在爭奪經濟的制高點時，決定勝負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戰略要素的生產者手中，他們不僅影響到技術創新，還影響到貫徹和實施技術創新的能力，即製造產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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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王者歸來”

然而，這個“常識”在20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遭到了遺棄。

伴隨着全球化的迅速擴張，以債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為主的金融交易指數式膨脹，在封閉的金融領域內部形成了天文數字的金融資產名義數量虛擬增值。沒有實質商品、勞務和投資基礎的虛擬經濟，或者說脫離甚至排擠實體經濟的“以錢生錢”的金融異化，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現象。

1978年以來，世界經濟年均增長3%左右，而國際資本年均增長25%左右。據國際清算銀行和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90年全球虛擬資產達到50.04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全球虛擬資產“爆炸”到865.03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禿鷲一樣肆無忌憚地追逐更高利潤的美國華爾街和英國倫敦“金融城”，成為這場“金融大爆炸”的“原爆點”，驅動發達國家競相走向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虛擬經濟發展，將製造業作為垃圾產業和夕陽產業轉移到成本低的東亞發展中國家，本土實體經濟呈現“空心化”。美國甚至高達70%的就業人口轉向金融和金融服務業。

物極必反，對經濟發展規律的漠視，必然會受到其鐵面無情的懲罰。1970～2011年間，與資本狂歡相伴的是，全球發生了147次銀行危機。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經歷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頻度和烈度史所罕見。

尤其在最近的兩次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元區金融危機——重創了全球經濟系統的核心國家後，《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看到了令其最為恐懼的景象，“隨着時間推移，這些金融危機看起來越來越嚴重，影響範圍越來越遍及全球。”他相信，如果高收入國家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再次遭遇這樣一次危機，政府可能因為負債累累而束手無策，任由一場“烈火”燒盡一切。

正是經歷了超乎想象的災難式經濟潰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形勢出現180度的大逆轉：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從束之高閣的“供品”，變成了穩定政局與破解危機的“良藥”。

“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告訴我們，發達強健的實體經濟是一國應對危機、擺脫困境的關鍵。”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智庫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認為，金融偏離實體經濟而自我循環，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機爆發後，美歐國家之所以至今難以脫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實體經濟的孱弱，包括先進製造能力的退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學界、政界和企業界一致呼籲製造業的本土回歸。2009年上臺伊始，美國總統奧巴馬即以“危機總統”的姿態，高調倡導“重回製造業時代”，相繼頒布實施《重振美國製造業政策框架》《先進製造夥伴計劃》和《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從“去工業化”徹底扭轉為“再工業化”。

緊跟其後，英國2009年提出“重振製造業戰略”，法國2010年提出工業振興計劃，日本提出發展“領先世界的尖端產業羣”，德國提出“工業4.0”的高科技戰略計劃……一時間“再工業化”成為發達國家的政策“流行詞”，以先進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以“王者歸來”的氣勢重新主宰全球大國經濟角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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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先進製造

幸運的是，中國躲過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懲罰的直接沖擊。採訪中，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金碚表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發展實體經濟，中國經濟基礎和發展戰略自始至終沒有脫離以工業製造為核心的實體經濟。

這一點，得益於中國領導人對發展實體經濟所保持的一貫冷靜和篤定。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在論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時就強調，要“正確處理髮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這是中國決策層首次明確提出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黨中央後來又提出，“牢牢把握髮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實行更加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強化需求導向，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合理佈局建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

依靠堅定的國家意志，過去20多年來，尤其是本世紀初加入WTO後，中國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短短十餘年間，中國連續將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甩在身後，並在2011年最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按照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到35910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比重從2004年的8.7%提高至2016年26.2%。按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比重從2004年13.4%提高至2016年的26.7%，對全球製造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從2006年的30.1%提高至2016年54.4%，其中2008年貢獻率高達157.8%。

然而，此時此刻全球範圍內實體經濟的突然興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重振製造業、發展高技術產業搶佔制高點的戰略轉型，引發全球諸大國競相重構經濟發展方式。過去分工明確有序的全球產業鏈正在銹結和斷裂，各自為政相互爭奪的市場分裂已經烽煙四起，世界經濟競爭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復雜的裂變局面。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葉連鬆認為，美歐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絕非發展低端製造業，而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向高端製造發展，企圖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術對新能源、生物技術和新材料等產業發展的滲透融合，重新奪回世界製造業的優勢地位。

中國而言，無論如何解讀這一進程，葉連鬆認為有兩件事是一望而知的：其一，未來10年將是美歐“再工業化”重建高端製造業的10年，這不但會縮減我國製造業對外出口空間，而且隨着貿易摩擦的日益加劇，強烈沖擊中國工業製成品對世界其他市場的出口規模；其二，一些世界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圍堵對象，已從“中國製造”上升為“中國高端製造”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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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百里者半九十”

《戰國策·秦策五》曰，“詩雲：‘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意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難。在金碚看來，以此來形容四面圍堵下的“中國製造”再恰當不過，“中國雖然已經是製造業生產能力世界第一的國家，但不能不清醒認識到，我們離‘製造強國’目標還有相當距離。”

目前，中國製造業仍然沒有擺脫“大而不強”的現狀，人均工業增加值不及製造業強國美日德的1/3。而且，總體技術水平落後，自主創新能力弱。2017年我國高端芯片進口額2601億美元，超過當年原油進口額近1000億美元。

據高通壟斷案透露，國內每生產一臺CDMA手機，要向美國高通公司交10美元專利費，而幾乎所有支持中國新4G標準的高端手機都採用高通芯片。更有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顯示，我國優質、低耗的先進工藝普及率不足10%，數控機牀、精密設備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檔數控機牀、100%的光纖製造裝備、85%的集成電路製造設備、80%的石化設備、70%的轎車工業裝備，都依賴進口。

同時，產能過剩問題嚴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行業，例如鋼鐵、光伏、風力發電等產業，出現了所謂“先進產能”而非“落後產能”的過剩。

中國工業資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據測算，2010年，單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與此相反，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中國製造處於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製造-加工-組裝”環節，在消耗大量國內資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時，所獲利益卻甚少。比如，在iPhone這款產品的價值鏈條中，蘋果公司佔有了全部價值的75%，而中國裝配線上50多萬工人僅分得了2%。

李燕認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近幾年，在外需持續萎縮與內需增勢放緩相互疊加，有效需求不足與產能過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國實體經濟總體上很不景氣，工業發展中面臨諸多困難，多數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出現下滑，大量資本‘脫實入虛’趨勢明顯，實體經濟異化潛在風險加大。”其中，中小企業“貸款難、融資難”以致牽動最高層親自督導，就是最刺耳的警報。

2018年9月，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8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33家金融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為10.7萬億元、1.7萬億元，分別佔全部企業的15.0%、65.8%。其中，17家銀行的凈利潤為1.4萬億元，佔全部企業的43.4%。換言之，佔500強企業數3.4%的銀行，賺取了500強全部利潤的43.4%。

最賺錢的工商銀行利潤總額為2860億元，比排名第62強的吉利控股一年的營業收入還要高出100億元，相當於排名179位的杭鋼集團3年的營收。這意味着我國製造業與金融業之間的效益“鴻溝”繼續擴大，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倒掛。

中國製造業在“大而未強”時刻，外有強鄰環伺，內有“脫實入虛”隱患，何去何從？在李燕看來，自古華山一條路，唯有向上，她強調，“美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將是砥礪中國製造走向強大的最好‘磨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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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國家失去製造能力時，同時也在失去創新能力”

2019年3月15日，美聯儲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工廠的產出在今年1月份下降0.5%後，2月份又下降了0.4%。雖然1月份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與汽車產量急劇減少有關，但目前的下滑似乎更廣泛，涵蓋機械、電子和服裝等領域。

這意味着，被美國總統稱做事關美國經濟健康和中產階級命運的美國製造業仍然沒有真正擺脫衰退陰影，所謂的“美國製造的回歸”和“再工業化”還是一個美好的政策願望。

“隨着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呈指數不斷增加，一個國家要重新進入其已經喪失的基礎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成本，需付出的代價將令人不堪重負。”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出任過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和董事長，親身經歷了美國過去幾十年“去工業化”進程，他看到的現實是，“如果你退出了，也許就再也進不來了。”

近年來，隨着後金融危機陣痛不斷，美國學界和企業界開始掀起了反思實體經濟興衰機制的研究熱潮。許多來自美國製造業第一線的“病理解剖”，正在顛覆西方教科書中關於國家競爭在產業發展領域的政策理論。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加里·皮薩諾和威利·史在其《製造繁榮：美國為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一書中，憤怒地將美國製造業規模的下降歸結為一場大型“經濟實驗”的結果：

“這場實驗基於以下假設：即使在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一個發達的經濟體仍然可以保持繁榮發展，因為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以及其他以知識為基礎的行業能夠填補製造業衰退留下的空缺，並且促使經濟運行更加出色。”

於是，如此理論指導下的政界和企業界，一方面認為“製造業是無足輕重的低附加值的經濟活動，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這類資源可以輕鬆從世界各地獲得”；一方面自信地將加工製造業務和技術能力大規模轉移和外包。

然而，美國數十年的“去工業化”過去了，服務貿易所產生的順差幾乎微不足道，相比之下貨物貿易逆差卻在迅速持續擴大。更驚人的結果發生在過去十年，貿易逆差開始“吞噬”美國競爭力核心的高技術產品，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從1992年的33%下降到2009年的23%，相反一直作為外包對象國的中國則從同期的6%飆升到31%，並一直保持至今。

加里·皮薩諾認為，這完全是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的結果，“從傳統產業到新興產業，大量必需的專業知識、技術能力和基礎設施已經遷往海外。”比如，美國發明瞭光伏電池大量的基礎技術，卻在產品製造上止步不前。原因很簡單，與光伏電池產業相關的許多技術早已遷至亞洲，美國成立光伏電池生產工廠缺乏供應商和基礎設施。

對此，美國政府試圖通過財政補貼消除障礙。美國長青太陽能公司從馬薩諸塞州獲得了5800萬美元的補貼以在該州生產光伏電池組件。但即使獲得了補貼，長青公司依然缺乏競爭力。2011年年初，該公司宣佈關閉位於馬薩諸塞州的工廠，並將剩餘生產線遷往東亞。

於是，一個惡性循環順勢形成，“如果每個企業都選擇將業務外包給國外的工廠，本土供應商生存將會陷入困境，投資於創新、新技術和員工培訓在經濟意義上變得不可行。而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源方面的投資不足，反過來造成這些供應商競爭力的下降，這又進一步推動企業將供應鏈轉移至海外。”

正如加里·皮薩諾所言，最終的結果就是，“當一個國家失去製造能力時，同時也在失去創新能力。”

事實上，這還只是問題的開始。伴隨着製造業的衰退，曾經創造了全球最龐大中產階級羣體的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也在大幅度萎縮。有跟蹤研究發現，在iPod創造的全部4.1萬個就業機會中，僅有30個崗位留在了美國。

的確，美國本土的薪酬超過海外的兩倍，但英特爾創始人兼首任董事長安德魯·格羅夫回應說，“像很多人一樣，你或許會說，將就業崗位送到國外不是什麼大事，因為高附加值的工作、當然也是高利潤的工作，依舊留在美國。但是如果一個社會裏只有高收入人羣從事着高收入附加值工作，而絕大多數人都在失業，那將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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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何以“後發先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