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王雲五（資料圖/圖）

　　在當代中國，很多人都知道商務印書館，卻很少有人記得王雲五。當年因被列爲“戰犯”，他的名字長期在公衆視野中消失。上世紀80年代，有關王雲五的研究在大陸重新起步，郭太風《王雲五評傳》、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等相繼問世。

　　其中，金炳亮是一名歷史專業出身的資深出版人，出版《文化奇人王雲五》後，又花十幾年時間蒐集資料，在2018年推出新著《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書名裏“苦鬥”和“壯遊”，都是王雲五很喜歡用的詞，前者言其一生都在困苦奮鬥；後者指他遊歷中外，在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皆有影響。如作者所言，此即是“王雲五‘成功學’的基本邏輯”。

　　《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金炳亮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資料圖/圖）

　　改革與復興商務印書館

　　王雲五很長壽，在他九十多年的人生裏，幾次在教書、從政，及出版間轉換職業，而出版無疑是其“主業”。本書不惜筆墨，用四章篇幅記敘了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的歲月。

　　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897年，那一年王雲五只有10歲。24年後，商務印書館成爲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機構，可也出現拉幫結派、論資排輩等種種弊端。這時的王雲五通過十幾年的刻苦自學，已在讀書、著書、譯書和編書上都積累了豐富經驗，於是由學生胡適力薦，得到商務印書館高層同意，出任核心部門編譯所的所長，主持改革。

　　出身上海買辦之家的王雲五，雖然從小就無意繼承父兄事業，但耳濡目染，還是培養了他在商業及管理方面的眼光。王雲五上任後，大規模改組機構、引進新人，並瞄準各地學校興建圖書館的商機，策劃了一系列“小叢書”及“大學叢書”，是爲《萬有文庫》之始。

　　本書作者從事出版工作三十多年，對於王雲五和商務印書館的成功，有着比單純的研究者更深的體悟。他總結了王雲五的三點經驗：首先，堅持“以廉價圖書大量供應市場”，將公益性和商業性相結合；其次，處處爲讀者着想，讓出版由精英轉向大衆；第三，拒絕跟風出版，努力引領風潮。有此三點，商務印書館的營業額實現急劇增長。

　　當時影響商務印書館業績上升的主要因素，是背景複雜的勞資糾紛。王雲五在處理工潮的過程中，很好地發揮了他“爲人圓通靈活、辦事果斷幹練”的才能。茅盾回憶，有一次，孫傳芳命一名營長到館內，要求資方、工人妥協，否則即派兵抓人。王雲五聞言，竟快步走到營長面前跪倒，哀求寬限一兩日，讓他們自行解決。營長走後，王雲五痛哭着對工人們說：“我們雙方都讓步一點，免得外邊人來干涉。”但久而久之，王雲五也是不厭其煩，以至一度從商務印書館辭職，到中央研究院當了一名研究員。

　　1930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鹹昌去世，王雲五在衆望所歸之下，回館繼任。他決定出國考察，向西方企業“取經”，學習兼顧社會、資方及工人三方利益的“科學管理法”。歸國後，他開始在商務印書館嚴格推行預算及薪酬、產品標準化等辦法。

　　這時，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及其所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日軍全部焚燬。王雲五一邊盡力推動商務印書館復業，另一邊趁機重啓科學管理法，包括強化總經理職權，設立“人事委員會”、迴避制度，以及一批有關薪酬、編輯、生產的新規。

　　經過此番改革，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新書品種和整體金額到1933年，即雙雙超過了“一二八事變”前的水平。復業後，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方面推出《復興中小學教科書》《大學叢書》等，學術著作方面編印《中華文化史叢書》《漢譯世界名著》等，如金炳亮所說，“這一時期竟成爲商務印書館自成立至1949年前新書出版最爲鼎盛的時期”。

　　商務印書館的劫難並未就此結束。僅僅過了幾年，抗戰爆發，上海淪陷。所幸王雲五吸取之前教訓，已及時轉移資產，改在香港主持館務。1941年，香港又被日軍佔領，商務印書館總部不得不遷往重慶，直至抗戰勝利，纔回歸上海。王雲五憑着自己的“苦鬥”精神及經營策略，讓商務印書館在1942—1945年這段最艱難時期，也保持了每天平均0.39種的出版速度，成爲“後方私人企業中財政狀況最佳者”。

　　在戰時四次復興商務印書館外，王雲五入臺後，還利用過往經驗，一手振興臺灣商務印書館，讓其收入“五年間增加了七八十倍之巨”。“雲五大樓”至今還矗立在臺北。

　　作爲一位文化名人，王雲五除在出版事業上成績斐然外，他還專任或兼任教職二十餘年，其間興建東方圖書館，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並留下“著作至少51種，主編的書至少465種”，作者說這樣的成就“令人驚奇”，毫不誇張。

　　在政界的幾番努力

　　至於王雲五的從政經歷，本書給予的評價則較低——“對於政治，他從未‘入流’，他只是國民黨政權的一個點綴”“以‘無黨無派’之身，爲蔣氏父子的國民黨專制背書”。

　　早在從事出版業前，王雲五就在臨時大總統府，給孫中山當過祕書，後來又短暫供職於“教育部”。1938年，他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選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作者稱“無黨無派的王雲五”在參政會內“爲國民黨充當馬前卒”。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則說，“……重要討論中王必發言，其主張更受重視而通過，這自然由於王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其立場不偏不倚的緣故。”相比之下，或許後者更切合王雲五當時的真實作用。

　　在重慶參政期間，王雲五萌生了“擺脫商務”，用餘生“另作一種嘗試”，即投身政界的想法。在他看來，“一個人假使自信能替國家負一點責任，不必自命清高。”及至1946年，王雲五毅然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出任宋子文內閣的經濟部部長。

　　王雲五將“科學管理法”應用在經濟部，致力於提高部門工作效率，並“輔導”全國工商企業建設。在其後的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副院長、預算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任上，王雲五亦是推行“科學管理”，但成績有限。王雲五後來無奈地寫道，“除了許多普普通通枝節的事件，我的努力還能發生效用外，所有根本計劃，縱然多半獲得張院長的贊同，卻沒有能夠實行”。他當時已發現，非但行政院不能自主，“就是國府主席蔣先生，在一般人認爲什麼都可以做主的，卻也不如傳說之能絕對做主。”

　　即使成績不大，1947年“行憲”後，王雲五還是被選定爲財政部的部長人選。對此，作者在書中說，“以王雲五的精明，當然也不想在這個非常時候接手財政部這樣一個燙手山芋。”“王雲五實在不願意成爲翁內閣的犧牲品。”

　　事實上，王雲五起初的顧慮是，“個人犧牲事小，而於國無補，轉致一般人誤認我要負了誤國的責任”，擔心不僅不能挽救國家財政，還要賠上自己的清譽。不過王雲五最終同意出山，理由有兩個，“大抵是由於人情難卻者半，由於生平不自量與不畏難的特性，特想借此解決國家的困難者，也居少半。”所謂“人情”，是蔣中正、翁文灝的幾次相請；至於對解決國難的自信，則來自他幾次復興商務印書館的成功，以爲憑藉過去的經驗，能讓國家財政恢復正常。應該看到，王雲五出任財長雖然有人情的裹挾，但他自己的報國意願，也是決定性的因素。

　　在財政部任上，王雲五按照既定構想，依靠美援，推行“幣制改革”，但“新幣”金圓券很快破產。其中原因複雜，王雲五自己亦有解釋，作者在書中堅稱的“根本原因”，則是“國民黨已近瓦解，大廈將傾，樹倒猢猻散，哪裏還有人負責去切實執行那些即使在平時也難以嚴格執行的措施”，結果只是讓“官員、財閥、資本家”趁機從中大發橫財。

　　其實，換一個角度看，因兌換金圓券而利益受損的人那麼多，官員、商人同樣成爲“幣改”的受害者（例如郭太風版的《王雲五評傳》中即舉了銀行家李馥蓀、總統府祕書長吳忠信的例子），正好說明，王雲五的幣改政策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執行的。至於這一政策爲何失敗的原因，恐怕還有待於經濟史家的進一步研究。

　　王雲五這一生，不管是課堂教書、經營公司，還是參加政府，目的都是服務社會。他作爲文人和企業家，無疑是位傑出的人物，本書對此也作了較好描摹，但他的從政，卻是譭譽參半，也甚少得到充分的理解，讀來真是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