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巴金是「文化大革命」後中國文壇覺醒最早的人，又是最善於總結和反省極深刻的人。他晚年的《隨想錄》很多居於這一類。經歷了「文革」的劫難，他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提到「造反派」，他從生理上感到厭惡，一聽到樣板戲，他就會全身顫抖；同時他又非常嚴格地解剖自己。

　　《小狗包弟》表達了一位經歷劫難的老人對自己的解剖。他的心地敞亮，毫無遮攔；又不僅僅是反省，還有嚴厲地抨擊，說他抨擊、揭露，卻沒有任何評述，只有兩對活生生的動物形象，但又令人看了似聲聲鋼鞭落在身上，震撼人心。

　　《小狗包弟》講兩隻小狗的命運，都是「文革」中的真實故事。在一個城裡，一位藝術家養著一隻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得很好。「文革」時，城裡發生前所未有的武鬥，藝術家害怕，跑到別處躲起來；後來又被揪回來，說他裡通外國，是反革命。批鬥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腳交加，頭破血流，把一條腿打斷。批鬥結束，他走不動，專政隊拖著他遊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口裡不斷發出微弱的呻吟。認識他的人見到他這種狀況都掉開頭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奔出來，非常歡快地朝他跑去，親熱地叫著，到處聞聞舔舔，用腳爪在他身上撫摸。專政隊趕它、嚇它，用腳踢，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朋友身邊。後來專政隊用大木棒打斷狗的後腿，它發出幾聲慘叫，痛苦地拖著一條殘腿走開；地上留下血跡……藝術家被關了幾年後，放出來，他第一件事就是買一點肉，去看望他的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壞回來後，什麼也不吃，哀叫三天後死了。

　　這裡涉及兩種動物兩種生命──人和狗。兩種動物有區別，人都說人是高等動物，狗當然不如人。生物學上是這麼說的；但具體問題還得具體分析。在某種精神世界裡和個別問題上，卻還有別樣。人看到認識的人落難，避免連累，繞開走，在那時是常事，不曾有什麼責難。但狗不一樣，它不諳世事、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階級鬥爭」；它沒有烏紗帽，沒有組織關係；它只有一顆純潔赤誠的愛心；於是「不知好歹」地、「奮不顧身」地直奔朋友身邊……

　　這是巴老寫的別人的故事。巴老家裡也養著一隻狗；這隻狗最初是位外國人所養，叫「斯包弟」，輾轉來到巴老處後叫「包弟」。它和巴老一家處得很好。它很聰明，陌生人來，他就會叫幾聲，喚住它以後，隨即安靜。門外行人走過它也會叫幾聲。客人來時，它會跑到客廳里向客人站立作揖，討些吃的，很惹人愛。也許正是它這些特點，招來了悲慘的厄運。1966年8月，紅衛兵上街四處掃四舊。晚上，附近的小孩常來射門，叫嚷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叫，巴老就膽戰心驚，生怕會把掃四舊的紅衛兵引來。家人勸他把包弟送走，免得惹麻煩。他請大妹妹收留，可那時誰願意接受。後來說送醫院，由科研人員作研究實驗，他又不願意。以前他出門回來，包弟就向他作揖，討吃的；現在見它，他就暗暗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隔壁住著一位工商業者，紅衛兵到他家掃四舊。隔壁的動靜，他都聽得清楚，透過籬笆也看得見。他畢生第一次看人抄家；拿東西出出進進，大聲叱罵，罈罈罐罐摔得叮咣響，實在可怕。十多天，他睡不著覺。一天和夫人商量如何處理包弟，決定還是送醫院。包弟送走了，他外出回家，再也聽不到包弟的叫聲，也看不到它來作揖，好像清靜，少了一層擔憂。可是到晚上，他睡不著覺了，心情不但沒有輕鬆，反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他面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給他作揖的包弟，而是躺在桌上剖開肚皮的包弟，連他自己也受了解剖似的。不能保護一隻小狗，他感到羞恥。為了保全自己，把包弟送上解剖桌，他瞧不起自己。他就這樣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一方面想保存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墮入地獄。覺得自己變成了包弟，躺在解剖桌上，卻幸還沒有死。

　　讀了這段文字，我陷入了深深的冥想。那時，每個人都在設法找到一個「安全島」。沒有了生命，沒有了健康，沒有了自由，還談什麼，為了自己的安全，顧不上別人；有的甚至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不惜犧牲自己的同志。何況是只小狗，即便是胞弟又如何？那時養狗肯定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追查起包弟的來歷，涉及外國人，說不定又有「裡通外國」之嫌，更說不清……但巴老卻由這個事件感到嚴厲自責。說明他對自己要求極嚴格，他追求心靈的聖潔，最高尚的境界。當然，這也同時影射和批判世俗那種自私自利，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犧牲他人的卑劣行徑。他在「文革」後，即刻看透了並抓住這種社會普遍性的、即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心理，並嚴厲鞭撻，雖然他在文章里並沒有明顯指責別人，但明白人都看得清楚，他批判的不僅僅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