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讓中國青年家庭願意生、敢於生、樂於生、生得起、養得起、養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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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權是公民基本人權之一，生育權應該屬於家庭。無論在人類歷史上，還是世界範圍內，自主生育幾乎都是常態。全國人大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明示：“我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規定：所有夫婦和個人都有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生育數量和間隔併爲此獲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權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權應當受到法律保護。”今天是世界人口日。

1987年7月11日，地球迎來了它的第50億個居民，從此地球人口突破50億大關。

曾經，國際社會關注的人口問題主要是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和環境問題造成的壓力。

隨着世界人口形勢發生的根本性轉變，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開始關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雖然從中短期看，中國經濟的前景很樂觀，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國的人口形勢嚴峻。

可以預見，未來中美日歐印等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將是創新的競爭，而創新成功的關鍵毫無疑問是人。

所以，當下採取何種政策來處理好人口問題就顯得尤爲重要。

文 | 樑建章

來源：瞭望智庫

本文根據樑建章訪談及其所著《人口創造力：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1、馬爾薩斯的理論已經過時了

大約200年以前，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發表了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學理論。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英國教士、人口學家、經濟學家

這一理論描述了下面這一邏輯鏈：技術進步可以產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長，然而，收入的增長很快會導致人口增加和農業生產率下降，最終將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長。

馬爾薩斯理論對工業時代以前的世界經濟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農業社會中，技術進步的速度很慢，生產率的緩慢提高會導致人口增加，但不會帶來人均收入的增長。因此，在工業革命開始以前，世界人口緩慢增長而人均收入停滯不前是一般的經濟發展模式。

但是，馬爾薩斯的理論已不再適用於現代經濟。

首先，農業不再像以前那樣佔據重要的地位。

在發達國家中，農業佔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國家，比如中國，農業只是貢獻了經濟總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會降低生產力的這一邏輯已經不再適用於工業和服務業。

理論上講，儘管工業部門的確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資源，較大的人口規模將消耗更多的資源，提高自然資源的成本，然而，工業部門的資源強度卻遠遠低於農業的土地強度。

此外，與土地不同，由於技術創新，人類已經發現了許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

例如，大約在200年前，人們用木頭和石頭來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們可以已經可以使用許多其他的建築材料了，比如金屬、玻璃、水泥、橡膠等。歷史上，能量的主要來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許多新能源已經被髮明利用了，比如太陽能、風能和核能。

在現代服務業和信息技術領域，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聯網和娛樂行業對自然資源的要求就更少了。這兩個行業中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大量複製，幾乎不需要使用額外的自然資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制約，已不再成爲現代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對解決諸如全球變暖之類的問題，創新會顯得更爲重要。那麼要使創新維持在較高水平，一個國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羣體。

最後，在後工業時代，與馬爾薩斯的預測恰好相反：隨着越來越富裕，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現象消失了；伴隨着國家的繁榮，基本上所有國家都經歷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現在，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生育率都低於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亞洲，通常是在一個國家達到人均收入水平4000美元的時候，生育率就會下降到低於2.1的替代水平；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的時候，生育率甚至會下降到低於1.5。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不可持續和危險的。

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爲，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人口統計學和經濟學理論，只適用於世界上那些還處於前工業經濟階段的最貧窮國家。世界人口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都有穩定的甚至日益減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國家還存在高人口增長率。

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經濟人口學範式。

2人口是創新的動力

著名的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了企業戰略成功的幾大要素，並將公司競爭戰略理論應用於國家競爭戰略。在他的模型中，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能夠獲得成功，需要具備四種要素：稟賦、需求、零部件產業以及競爭。

我對波特這一四要素模型的評論是，所有這四個要素實際上都與人口有關。人口衆多意味着龐大的人才儲備庫和規模巨大的本地市場，即稟賦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場也可以催生更加發達和完整的零部件產業。最後，衆多的人口和龐大的市場可以培育更多的競爭者。 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進行創新活動最重要的優勢來源。我認爲，不僅規模，而且包括質量、年齡結構以及人口的分佈，都是創新的重要因素。

人口學影響創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種：規模效應、聚集效應和老齡化效應。

規模經濟在現代經濟中無處不在。生產100萬件產品的單位成本通常遠遠低於生產1000件產品的單位成本。在一個典型的服務行業中，在大城市中提供服務（例如銀行、郵政、電信）的單位成本，遠比在小村莊提供類似服務的單位成本要低得多。

先來說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結果。

隨着專業化和分工的進行，每家公司就可以專注於一項更加具體的任務，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紀初的時候，福特汽車公司就利用了美國汽車市場的規模優勢，第一次普及流水線生產。在這樣的生產過程中，每個工人只需要專注於單獨一項任務，最終就可以提高整個工廠的效率。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數製造業產品的最大市場，這有助於中國的製造企業成爲世界上最專業、最高效的企業。

對於創新來說，大國的規模優勢更大。

例如，投資一部目標爲10億人羣市場的電影（或網站）的預算，可以10倍於一部目標只有1億人羣市場的電影（或網站）的預算。再例如，在中國領先的互聯網旅遊品牌攜程旅行網，可以僱用5000位軟件工程師，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中國市場的1/10，因此，一家類似的日本公司只能僱用幾百個工程師。而在中國臺灣地區，一家類似的公司只能僱用不到100位工程師。當然，這些假設的前提是這些公司只侷限於本地市場而沒有打開全球市場。通常在本地取得成功後，纔會擁有開拓全球市場的能力。所以，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更大的本地市場也會成爲重要優勢。

然後是聚集效應，除了人口規模，人口的地理分佈也很重要。

現代工業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區。美國的汽車產業集中分佈在底特律，而日本的汽車產業集中分佈於名古屋。中國的電子工業聚集於廣東和江蘇南部地區。在地理上靠近上游和下游環節，一家公司可以降低許多成本，比如運輸成本、採購成本以及溝通成本。

中國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東南沿海地區集中了很多製造公司，因而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集羣。任何新產品的發明人，都能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且廉價地製造出成品來。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不再是世界最低的，中國的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其勞動力成本已經比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許多東南亞國家高出了幾倍。從勞動力成本的角度考慮，許多跨國企業理論上應該離開中國。但是，許多公司發現，複雜的產品需要強大的配套供應鏈做保障，中國在這方面的優勢暫時還無法被動搖。這就是今天大多數高科技產品仍然在中國製造的原因。在高端製造業中，許多技術、部件和生產工藝都是相互關聯的，一個領域的優勢可以擴展到其他相關領域。儘管勞動力成本上升了，中國還是利用其集聚優勢，主導了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比如在太陽能、風能等方面的新型製造業，以及高端電子產業。毫無疑問，中國企業從生產簡單的、低附加值的產品，升級到生產高端製造品，其在供應鏈方面的集聚效應將是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

人口因素影響創新的第三個渠道是老齡化效應。

一般來說，一個人的體能在20多歲時達到頂峯。然而，在現代經濟中，驅動生產力發展的是人的認知能力。

一些認知能力在人們年老的時候依然能夠很好地保持。例如語言能力，在50多歲時達到頂峯，一直到70多歲的時候依然可以保持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會明顯衰弱，比如數學能力，在一個人30～40歲的時候達到峯值，但在60歲以後會有大幅度的下降。認知速度可以反映一個人吸收新信息的能力，在過了20歲以後，就會迅速下降。這與“人在青少年時代的學習能力通常最強”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人的認知能力只是生產力的因素之一。除了認知能力，經驗也是形成創造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一個人在30歲和40歲時是最有創造力的，因爲他們已經有10～20年的經驗，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夠迅速地思考和學習。

學者還分析了過去100年中諾貝爾獎物理、化學、醫學、經濟學各學科獲獎者的年齡分佈，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大多數科學家在他們30多歲的時候，實現了自己研究生涯中的革命性突破，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更是隻有26歲。當然，諾貝爾獎獲得者並非普通的科學家或發明家。因此，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專利持有人的年齡分佈。下圖顯示了美國專利持有人的年齡分佈。在45歲以後，專利申請的數量出現下降。特別是在信息技術領域中，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是在其30多歲甚至20多歲時，最有生產力和創造力。

3人口形勢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

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人口轉變也遵循一種典型的模式。

中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長很快。中國的生育率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高達6。與此同時，在五六十年代，公共衛生狀況大爲提高，而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年均人口增長率爲2%～3%。因此，中國的人口從20世紀50年代的5億迅速增長到了70年代的8億。

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中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結果就是，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劇烈的變化。即使中國的總人口仍在不斷增長，但是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數量自2012年已經開始下降。2012年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拐點。 在2012年以前的幾十年裏，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增長約1%，但從2012～2025年，勞動年齡的人口數量將不會增長，並且在2025年之後，將會每年下降0.5%～10%。這部分解釋了中國經濟爲什麼會在2012年以後大幅放緩，經濟增長率從每年10%下降至不到7%。

20世紀90年代末出生的嬰兒平均每年爲1600萬人，比80年代少了近40%。在未來的5～10年，出生於20世紀90年代的人將爲人父母，如果這一代人的生育率低於1.5，那麼新出生的嬰兒數量將僅爲每年1200萬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每年將有1600萬多個新生兒出生。2040年以後，中國將擁有世界上頂部最重的人口結構，而且每年人口將減少1000萬，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政府於2015年10月29日宣佈把獨生子女政策改爲二孩政策。現在的問題是，未來的生育率能夠達到多少？

如果看看與中國擁有相似文化的其他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生育率，我們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無論有怎樣的政策干預，中國的生育率都將變得非常低。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生育率，都在1.1～1.4，是全世界最低的。與中國的文化類似的越南，當前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階段。在沒有推行過獨生子女政策的情況下，其生育率爲1.8。所以，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將可能只有1.6。

隨着中國越來越富裕，其生育率將繼續下降。目前中國人均GDP爲8100美元，預計在2020年將達到10000美元。在日本和韓國達到人均GDP 10000美元水平的時候，它們的生育率降到了1.5。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將比日本和韓國還要低，因爲與日本和韓國女性相比，中國女性受到的教育更多，工作參與率也更高。最近在中國做的一項調查發現，每名女性理想的子女數量約爲1.8。與之相比，日本的這一數字爲2，美國的這一數字爲3。而在通常情況下，平均每個女性實際生育孩子的數量會比理想子女數量低30%。所以，在沒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干預的情況下，當下中國的生育率會只有1.2，類似於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事實上，即使公佈了二孩政策，中國的城市生育率仍處於世界最低水平。

中國年輕農民的情況如何呢？他們會不會生育比城市中同齡人更多的孩子呢？

答案是他們也不太可能生育很多孩子。因爲年輕的中國農民大多成爲城市中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在經濟上面臨比其父輩更沉重的經濟負擔。

當然，在放寬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初幾年裏會有一種生育反彈，即之前被壓抑的生育第二個孩子的需求會被釋放。因此，預計在2016～2018年，中國新出生嬰兒的數量會出現激增，但此後，中國的生育率和新出生人口數量將會再次下降。下表顯示了幾個亞洲國家或地區在廢除了生育控制政策之後生育率的反彈情況。只有新加坡經歷了高於此前生育率0.2的反彈並保持了三年，其他各經濟體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彈。

4、中國應該實行哪些鼓勵生育的政策

從宏觀上看，中國人口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穩定，並最終將生育率穩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國應儘量在人口規模上保持優勢，確保中華民族擁有能夠取得並維持在全球的主導地位的人口基數，最有效地維護中國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從微觀上看，應該把養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爲民族復興的戰略基礎。具體措施應該是，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各個方面切實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讓普通家庭願意生、敢於生、樂於生、生得起、養得起、養得好。

生育權是公民基本人權之一，生育權應該屬於家庭。無論在人類歷史上，還是世界範圍內，自主生育幾乎都是常態。全國人大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明示：“我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規定：所有夫婦和個人都有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生育數量和間隔併爲此獲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權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權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目前，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考慮採取以下措施鼓勵生育：

一是對養育家庭給予財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數量抵稅，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也可按孩子實行累進制，鼓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對養育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接受免費的公立義務教育，相當於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補貼，但孩子長大後繳納的用於支持社會養老的社保等稅金，則相當於這個家庭未來對社會養老體系的補償。綜合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佔GDP的5%，而養老支出佔15%。因此，相對於個人收入，養育一個孩子意味着從政府獲得了5%的教育補貼，但未來則貢獻了15%來支持社會養老體系。從公平角度來看，政府對每個小孩應該補貼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補償養育家庭對社會的付出。所以，從公平角度看，應該補償多孩家庭。

生育補貼是發達國家普遍執行的一項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取得效果，需要耗費巨大的政府財政預算（5%），幸好中國現階段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政府的財力還相對充裕。完全有能力實行大力度的生育財政補貼。如果現在還不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等到再過10年，中國經濟放緩，養老負擔加重，政府財力就會捉襟見肘，鼓勵生育就可能力不從心了。

二是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大量年輕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特別是在很多大城市中，外地戶籍就業者已經佔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只是根據戶籍人口規模來規劃配置教育資源，導致非戶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學困難。重物輕人的城市化，更讓許多農村孩子成爲留守兒童。雖然很多外地戶籍的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和繳稅，但他們的孩子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福利。其後果是，不少到了結婚生子年齡的年輕人，面臨着要麼離開城市，要麼讓孩子回鄉成爲留守兒童的兩難選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生育計劃，甚至放棄養育小孩。

實際上，城市完全有能力爲此提供足夠的看護和教育孩子的資源。此外，對整個社會來說，這是一項高回報的投資。中國很多行業投資過度、產能過剩，但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嚴重不足。可以設想，如果農村的留守兒童，能夠轉移到城市的學校來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些孩子將成爲未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財富。爲此，我們建議，看護和教育資源應按維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數量來規劃和配置。

研究顯示，對社會來說，學前教育具有極高的回報價值。但我國的託兒所和幼兒園整體上數量遠遠不夠，這甚至也造成本地戶籍家長看護孩子的困難。因此，我們建議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如果政府暫時無法做到這一點，也應充分放開民營機構提供這類服務。其實，就算這些民辦託兒所、幼兒園、學校的質量不如公辦機構，那也遠比讓外地戶籍孩子離開父母成爲農村留守兒童要好。

讓外來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並讓他們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園、入學，不僅是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措施。除此之外，現有學校也應爲家長供更多的便利服務，如放學後託管學生的服務等。對於那些無力撫養孩子的父母，政府甚至也可以考慮設立免費的機構，收養他們的孩子，等到父母的條件成熟後再領回孩子撫養。

三是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

大城市的優勢體現爲集聚效應，更多的高素質人口聚集在一起，就會有更旺盛的創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業的企業集聚在一起會創造更多的機會，並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創新和創業的熱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業。大城市有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

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和人才規模。然而，要把這樣的人口規模優勢發揮出來，就必須把大城市建設成爲環境優良、交通便利，並且有充足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的人才聚集地，讓更多年輕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創業。到那時，這些城市將會成爲充滿活力的創新中心。

中國人聰明、勤勞、語言相通、尊師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國維持世界20%的人口，在市場規模和人才數量上保持絕對優勢，在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下，中國的技術乃至科學將快速進步，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強化和鞏固中國的經濟地位。再加上恢復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經濟達到均衡之後，依靠加速規模和聚集效應，中國很可能成爲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中心，把人類文明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