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代與百濟歷史研討會”於2019年4月6日在陝西師範大學長安校區文匯樓A段4層會議室舉辦。會議由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二十餘位學者齊聚一堂，圍繞“漢唐時代與百濟歷史”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

　　會議開幕式由召集人馮立君先生主持，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何志龍院長，社科戰線雜誌社陳玉梅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謝瑋副社長、歷史學分社鄭慶寰社長（召集人之一），韓國百濟學會第五任會長、國立公州大學鄭載潤教授先後致辭，期望通過這次會議共同推動這一領域歷史研究的進步。

　　本次學術會議共分三個板塊，其一是新史料與新解讀，其二是新問題與新視角，其三是結集討論。其中第一板塊由全瑩教授（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院）、王慶衛先生（西安碑林博物館）主持。

　　王飛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考古發現看兩晉南北朝與百濟的交流》一文，以百濟發現的遺物，以及在中國發現的百濟遺物爲中心，從都城宮殿池苑、墓葬形制、壁畫紋飾、馬具甲冑、佛教等諸多方面，講述了百濟吸收、融化中國文化因素的過程。他認爲百濟在接受六朝佛教和磚室葬等文化因素的同時，還通過高句麗間接接受了來自三燕的馬具甲冑系統。但是各區域內頻繁的戰爭使得百濟等朝鮮半島南部諸國從中國直接獲得器物的難度增大，因此百濟等朝鮮半島南部國家出現了按照自己意圖仿製中國器物的傾向。王先生總結六世紀的南朝宛如君臨東亞世界的太陽，圍繞它的北朝、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國，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陽光似的吸取從南朝放射出來的卓越文化。

　　王志高（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的論文題爲《漢城時代百濟與中國東晉、南朝交流的三個問題》。王先生所探討的三個問題分別是漢城百濟時期的分期問題、百濟經略遼西的真相與可能性，以及百濟引進南朝“腰弩”考，着重講述了第三部分。他圍繞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從南朝引進百濟的“腰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殺傷性先進兵器、爲什麼要引進、引進百濟後可能會派上什麼用場等問題展開。他認爲“腰弩”（或稱“腰引弩”、“腰開弩”）是一種具有較強殺傷性的先進兵器。漢城百濟向南朝劉宋上表引進“腰弩”，可以視爲毗有王擺脫百濟困境的舉措之一。他推測1925 年 8 月首爾大洪水之後，漢江南岸風納土城遺址出土後失蹤的銅弩機或許就是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百濟毗有王從劉宋引進的衆多腰弩之一，期待日後可以發現更加確鑿的證據。王先生認爲腰弩的引進雖或曾短暫幫助百濟毗有王擺脫對高句麗戰爭之不利困境，卻最終未能改變漢城百濟崩潰的命運。影響國運的關鍵因素是人，而不僅僅在於引進一兩種先進武器。

　　王連龍（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天龍山石窟勿部將軍功德記研究》對位於山西太原的天龍山石窟第15窟的功德記碑文進行了補充釋讀與分析。綜合各朝抄本文獻資料等，他認爲勿部珣的“勿”應讀爲“mò”，並推測黑齒常之有一女，即黑齒氏是黑齒俊的姐姐，因此黑齒常之共有三個子女，即一女二男。其次，百濟的禰氏勢力非常強大，他認爲勿部珣的兩個女婿都是百濟人。最後重點探討了功德記與百濟移民的關係，他認爲不僅存在高麗兵，似乎也存在百濟兵。百濟的婚姻關係，一般百濟移民羣體都是族際婚，第二代開始融入到當地族羣中，但是從功德記來看勿部氏與仲氏、禰氏、黑齒氏等都爲族內通婚。關於百濟移民的宗教生活，他指出功德記是佛教信仰濃厚的造像碑，推測勿部珣的造碑可能有爲小舅子黑齒俊祈福才造像之意。

　　楊瑾（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鹹陽博物館唐金執壺與百濟彌勒寺遺址金舍利壺比較研究》一文，通過對唐金執壺和韓國百濟彌勒寺遺址金舍利壺的對比研究，採用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從造型、紋飾與文化淵源方面探討二者之間可能的關聯性及其粟特人可能的關係，透過絲綢之路網絡觀察跨區域文化互動的意義。她重點討論了百濟工匠的問題，即百濟工匠出現在長安的可能性問題。她認爲如果說百濟金銀工匠較小可能進入中央作坊的話，那麼進入王公貴族或地方作坊的可能性就稍大一些。她憧憬今後的研究更多地通過解讀文物來研究歷史，努力通過視覺構建來尋覓文物背後的“人”，“自下而上”地管窺唐代和百濟歷史上一些微小而有趣的人際互動。

　　童嶺（南京大學文學院）《唐帝國的地誌與七世紀的百濟 ——百濟佚文之研究》從五個方面闡述論文的主旨。根據《括地誌》中的11 則佚文，其中百濟7則，他認爲這些佚文或直接、或間接地與七世紀“三國時代”最後的百濟征伐之舉有緊密的瓜葛。唐太宗和唐高宗兩朝徵討百濟、高句麗的史料的傳世古籍留存頗少，因此《括地誌》、《高麗記》等隋唐東亞史佚籍，應當高度重視。另外《翰苑》也可以作爲隋唐東亞新史料。關於唐代地誌的多面性，他強調雖然它在軍事上有重要的價值，但並不是專門爲了軍事而成書。正是它的“多面性”性格，讓其進入了後世文史研究者之諸多研究分野。

　　關於第一板塊的討論，由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拜根興教授一一進行了點評，針對各位學者論文中的優點以及細節上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修改建議。

　　第二板塊由尚永琪教授（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召集人之一）和張惟慎研究員（陝西歷史博物館）主持，分主題是新問題與新視角。

　　戴衛紅（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百濟與中古中國官品冠服制的比較研究——東亞視角下的百濟官品冠服制》認爲，漢文的文獻史料對百濟冠服制度的記載相當有限，但是出土的多件百濟金銅冠帽、銀花冠飾、鐵製冠心彌補了傳世文獻的不足。武寧王陵出土的金冠飾中瓔珞環結處以及彌勒寺址出土銀花冠飾和尺門裏冠飾上有修理過的痕跡，說明這些冠飾是生前佩戴的，而不是臨時製作的陪葬品。從百濟金銅帽冠中受鉢所處位置和形態來看，與中國中古冠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從歷史時期東北民族的生活習性來看，百濟王室和官僚階層使用白樺樹皮做金銅冠帽的內飾是因物制宜，與中國使用竹子製作冠的骨架以及白筆的主幹如出一轍。陵山裏出土的金璫與南北朝墓葬出土的金璫類型相近，由此可見其主人地位很高。除武寧王墓爲百濟國王的陵墓外，金銅帽冠和中國陶瓷器一起出土的墓皆爲大型墓葬，並形成以其爲中心的一處墓葬羣。由此，戴女士揣測墓主絕不是一般官僚，不僅是地方權貴，而且和百濟王室之間有密切的政治關係，中國的黑釉雞首壺、青瓷壺通過冊封體系，或被賜予或被交易，成爲百濟王室或地方權貴們的專用品。

　　範恩實（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唐熊津都督府統治制度研究》將唐在新徵服的邊疆異族地區建立統治的制度規定作爲研究的突破口，從都護府與都督府、帶方州及刺史劉仁軌、熊津都督府州縣釐定等方面進行了探討。他認爲五都督府的完美製度設計難以實現是因爲百濟遺民的叛亂、局勢動盪難以實行。王文度任都督的熊津都督府，不是原五都督府制度下的羈縻都督府，而是成爲百濟舊地最高統治者。劉仁軌接替王文度任職後沒有被任命爲熊津都督，而設立帶方州的原因在於劉仁軌本身的任職資格不足，但是由於在百濟平亂過程中劉仁軌在關鍵時刻的貢獻，因此在文獻記載中進一步加強了劉仁軌發揮主導作用的印象。另外他指出唐熊津都督府的統治目的並非羈縻，而是“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

　　李海濤（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東亞佛教視域下的百濟佛教》首先梳理了百濟佛教記事的文獻材料，然後從百濟玄光與中國南嶽慧思、百濟與日本佛教的確立、謙益西行求法與百濟律學等幾個方面，闡述了在東亞佛教視域下，百濟佛教不僅是日本吸收中國佛教的中轉站，同時也是東亞佛教文化交流，乃至世界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在思想上，百濟佛教一方面強調戒律學，建立百濟佛教的合法性，同時注重佛教的實踐性、神聖性與護佑性。他認爲百濟佛教對東亞佛教世界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應該引起重視。

　　樓正豪（浙江海洋大學東海發展研究院）《百濟國人姓名考》將史料中所見的百濟王室與貴族之名作了全面整理，對百濟、高句麗、新羅王的王名、諡號，與中國、日本文獻記載相對照，整理文獻資料中出現的王族姓名、八大姓、複姓，結合百濟遺民的出土墓誌資料進行統合分析，具體考察了百濟國王與貴族姓名的漢字書寫方式與形成原因。他認爲百濟人對於中國君王貴族稱諡制度的運用並不成熟，對中國的姓氏制度理解也並不充分。

　　趙智濱（長春師範大學東北亞研究所）《百濟夫餘氏早期世系考辨》通過對中日相關史籍的考證，大致還原了百濟人所建構的百濟夫餘氏早期世系。夫餘始祖東明王（都慕王）纔是百濟夫餘氏的開創者，溫祚王只是東明王（都慕王）的孫子而已。通過對比中原史籍和《三國史記》，大致可確定百濟人所建構的仇首王（尉仇臺）之後的百濟夫餘氏早期世系基本準確，東漢末年的夫餘王尉仇臺一系爲百濟夫餘氏的直系先祖，位居一系爲旁系先祖。

　　關於第二板塊的討論，由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副會長、延邊大學大學李宗勳教授逐一點評，針對研究者的史料運用、分析路徑、理論預設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修改建議。

　　第三板塊由劉永蓮教授（暨南大學中外關係史研究所）、張全民研究員（西安博物院）主持。

　　作爲本次學術會議的召集人，馮立君（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漢唐時代與百濟歷史——研究內涵、歷史書寫與學術譜系》從宏觀視角出發，整體把握漢唐時代與百濟歷史這一研究課題。他認爲作爲東亞史的百濟史，對於中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有必要予以重視。中國學者應該建立中國風格的東亞史研究。“他者書寫”的文獻記載與“自我作古”的歷史遺蹟遺物，都是百濟歷史研究的資料範圍，而遺蹟遺物在東亞各地都有分佈，因此百濟史研究有賴於充分的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他還對日韓中各國的百濟研究史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反思，反思百濟史學術譜系。他表示對中外關係史、區域史的研究要與國外學者進行實質性的對話，避免重複研究或者揣測，要從更廣闊的領域關注百濟、回顧中國、理解東亞，從而貫通東部歐亞。

　　鄭載潤教授做了對話發言，他強調東亞史研究要具有國際視野。他對這次“中國學界的第一次百濟史會議”予以高度評價，並寄望中國學者充分掌握海外現有研究成果，在統合資源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歷史研究，他期待着中韓學界友人今後繼續加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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