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冠

男人更壞，還是女人？總會有素材的加入引發新的討論。其實各有各的壞法，都不是省油的燈。觀測角度決定物體形狀。拿女人這事來說：孔子認為，女人等於小人，得罪不起。尼采告訴你，跟女人搞時別忘記帶上鞭子。不得志的曹雪芹轉向對女兒性的寄託，與其說他筆下的寶玉憐香惜玉，莫如說寶玉是想變成女人，在細膩的情感觀照中躲避男權社會種種無意義的建構。

看完最近熱映的《江湖兒女》，我覺得賈樟柯是要用電影為中國現代女性再立一個紀念碑。早在28年前，一部叫做《渴望》的電視劇捲入更多大眾的樸素感情，以劉慧芳為名立下一個女性紀念碑。在劉慧芳的慈眉善目中，銘刻著兩千年中國婦女的含辛茹苦，舉手投足間充滿男權倫理下的賢惠與隱忍。這個女人用賢良淑德贏得了全世界的讚美，用母性的寬闊胸襟獲得了社會頒發的獎章，人民群眾是評委，被她感動得涕淚橫生。社會的框框塑造了劉慧芳的善良，她又於其中升騰出超越時空局限的博愛，使這種內在美成為了普世價值。

《江湖兒女》里的巧巧，乍看起來就不是這一路數的女人。與劉慧芳的中國好媳婦不同，巧巧身上天然帶有生命的不羈。這種出自民間的野性異於西化的現代女性的個性解放，後者是光鮮的知識、大方的計算、合理的進取、必要的矯情的綜合體。而巧巧的獨立出於與傳統文化中「義」的觀念的神交，此種獨立觀念與知識女性嚴格計算後的情感輸出和有的放矢的事業心毫無瓜葛。因此，它雖相似於西方的女權主義，卻仍舊與劉慧芳式的賢惠同屬一個文化譜系，成為同一個月亮的正負兩個半圓。

從電視劇《渴望》到電影《江湖兒女》，編劇與導演都由男性組成，對兩種中國女性的紀念碑式的塑造帶有一廂情願的神往。上世紀九十年代，受改革開放大潮的影響，傳統倫理及品格淪喪於點滴的日常生活，劉慧芳的出現是對經典女性外柔內剛形象的告別式祭奠。而巧巧身上那不合時宜的真切、叛逆與俠義，則出現在當下各種「綠茶婊」「心機婊」「歲月靜好婊」群婊亂燉又千篇一律的雌文化生態結構中。賈樟柯用一部《江湖兒女》揭露了男性污穢的同時，對中國女性日漸式微的節烈情操進行了一次影像的回溯，好似一席最後的晚餐。

在民國文人胡蘭成的筆下，常會見到對傳統女性特有的剛烈之美的讚賞，與可追溯到宋代的興於文官階層對女性裹腳後妖嬈身段的病態美的迷戀完全不同，這種美別具一種絕世而獨立的大魅力。在其代表作《民國女子》中，胡蘭成寫道，「張愛玲的頂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張愛玲的房裡亦像這樣的有兵氣。」「中國舊式床欄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蠻橫潑辣，亦有如薛仁貴與代戰公主在兩軍前相遇，舞亦似斗。」「民間看戲，愛看與公公鬥法的桃花女。也喜歡樊梨花，樊梨花殺夫弒父，但大唐世界還是要她這樣的美貌有本領的人。」此外，在胡氏的各種亦文論亦散文的寫作中，他又將女性思維推舉到了創造人類文明的高度。女性強於造形思維，它先於邏輯，是所有推理活動的起點，因此可以開創新事物，產生「六種震動」。而中國文明就是女性思維的產物。若以數學作比，西方則是男性化、抽象化、歐幾里得式的；中國的演算法則出自《周易》，兼具了具象美的造形於其間。

這種造形化的女性的果敢、凜冽之美就是「義」文化的表現。西方有公理、有契約、有博愛，卻沒有「義」。情沒有了，還有義在。這是《江湖兒女》中巧巧面對先拋棄她又投奔她的斌哥的態度。這種久違的俠義之風在經歷了政治運動與現代化的種種洗禮後，於中國的邊緣小城死灰復燃，各種交融之後續上了文脈，催生出別具一格的江湖女性的磅礴之美。

江湖也罷，風塵也好，這種女子仍存有一份規矩在心間，它有別於傳統廟堂的規範及現代契約的規則，成為流民文化中的江湖規矩。巧巧自始至終活在這個規矩中。最初，單純的她並不覺得自己身在江湖，她要的只是尋常女子的與愛人相伴終生，直到被迫踏入江湖，在生活的擠壓下學會各種非主流的生存技能。難能可貴的是，無論是一開始賣弄風情的少女，還是肩負生活重擔後的中年女人，巧巧對她的信念是從一而終的，她是千百萬誠懇、堅韌的中國普通婦女與柳如是、小鳳仙、秋瑾似的民間烈女的合身。

劉慧芳的紀念碑是幽怨的，她的出場設置就是五花大綁，在束縛中湧現柔和的古典貞潔之美。這種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觀眾心中經歷了發酵與激蕩，之後便迅速泯滅在了社會轉型期中國人的各種情感實踐中。而巧巧紀念碑上的文體則更加渾厚與多元，這種女人可以於風平浪靜時表現出可愛與多情的一面，在家對男人撒得起嬌，在外可以充當緩解矛盾的潤滑劑。然而，一旦男人作為主體的形勢遭到塌陷，她們又能憑一股義氣在社會中獨當一面，甚至闖出自己的天地，進而還會反過身來對其身後的平庸男子進行反哺式的施愛。

張愛玲說，女人所謂的愛其實指的是被愛。在當代，很多不時擺出女權主義姿態的女孩，內心實際祈求的是在這種話語的包裝中吸引到更高級的男性，以賺取物質與虛榮上的更奢侈的依賴。這樣便可以既不承擔劉慧芳的婦道責任，也可以避開巧巧的生存能力的高額成本。女權主義成了主動詔安的誘餌。這十分好理解，獨立，畢竟是很辛苦、很痛苦的。

巧巧不知道什麼女權主義的說辭，她是行之而不覺的。同樣，她的不自知的女權主義實踐也是東方式的，不是計算結果，而是出於義氣。你癱了，我來管你。這絕非一個女人對曾經小情小愛的眷戀（情太矯飾、也太易逝了），我是出於義氣！這是一種更加寬闊的人性實踐，是江湖本來的秩序底色，是我們這種人的「規矩」。我從始至終遵守著這種規矩，說到也做到了，沒有貪圖自己舒服而輕易改變原則。我不是傻，我是義氣，我是講原則。而你不是的，你是斌哥，你是說一套做一套的人。此時，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通過巧巧的行動竟成為了男人自己打臉的子曰聖言。在各種宮斗劇與「偽女權」輪番上陣的當今社會，賈樟柯就這樣用一個江湖女人的史詩，樹立起了一座明晃晃的女性紀念碑。

影片中最動人的一幕是，當巧巧坐在車中看到斌哥被流氓抓著，頭如鑿蒜地向車身一下下砸去的時候。她迅速從一個小女人完成了江湖俠女的轉變，拔槍、開車門、放槍，動作連貫、眼神篤定、氣勢撼人，使人不得不相信這是基因在作祟。小混混們的拳腳頓時顯得凌亂、蒼白、無力了。

這一刻，無論你的視覺審美是否與演員趙濤相合，你都會瞬間愛上這個女人，被巧巧隔著人身實踐了一次精神上的高潮！

如《紅樓夢》一樣，男性在這樣類型的戲份里一般都不是個東西。斌哥是其中的代表。斌哥身上，擁有強烈的俠客夢與成功欲。在如此虛幻的欲求的挾持下，他的愛經不起時間、機變與權勢的考驗。而同樣經不起考驗的，還有他的幼稚病。幼稚與人渣幾乎就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當一個人擅用無知與天真換取護身與關注時，它的背影很可能已經投射出他的渣性人格。因為不用擔當、不用思考，便得以享有無知的一切權利（胡說八道與胡作非為），還會肆意嘲笑擔當者的艱難困苦和思考者的憂心忡忡。當這種無知被現實沖刷並檢驗後，潛意識裡的人渣一面迅速生長，轉臉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其實，不變的都是充分維護自己利益的自洽式自保，無知與天真在此處是一個強大的屏保。

與斌哥的不切實際、愛慕虛榮、見利忘義不同，巧巧是真切而踏實的。因此她與斌哥的人生軌跡幾乎是倒過來的。斌哥從一開篇的小有所成、耀武揚威，到忘恩負義、流落他鄉，再到中風癱瘓、架子不倒。貫穿其中的始終是對虛無夢境的追趕，這種追趕並非以卓越的才華與堅韌的性格來實現，而是依靠莽撞、運氣和後來的不義去填充。巧巧走的則是一條從不知江湖為何，到不得已行走其中，最後擔起生活重擔的平實之路。這是兩種關於「出走」的文化。前者是浮誇式的，往往擁有得意的開始，必然伴隨大喊大叫與立場的宣言，但說出來似乎就是為了將來崩塌、反悔之用；後者則是生而本分卻不懼變數，願意承擔信守諾言的惡果，滿懷期待又隨遇而安。在這樣一個充滿虛假與權變的世界中，巧巧的出走必然是無奈的，也是一種修行。

「義」是在變動不居的世間強調精神的「不變」性。遺憾的是，賈樟柯的影像再次調戲了堅守原則的眾生，他們不會巧妙地更改基本標準以破格牟利還不被抓住把柄，他們的人生註定笨拙與暗淡。這是「義」文化的悲哀，也是宿命。正因為此，它才會於有效性上輸給另一種原則的定製方式，即西方的源於數學思維的公理與源於宗教熱忱的契約。

巧巧除了為斌哥白白坐了五年牢外，還在影片的結尾為早已失勢的斌哥大打出手。她想的始終是一份安穩的生活與情義的人間。這種人生不是你曾教給我的嗎？你先跑了。於是，為了證明它的存在，巧巧可以變成任何一個從未排演過的角色。相反，斌哥要的是飛黃騰達、是面子，氣派與虛榮對他重於泰山。除此之外，巧巧也好、兄弟也罷，只是他的一個工具，是輕於鴻毛的人生佐料。當巧巧問他，你早就出獄了，為何不來看我？斌哥想的還是自己的合適。他說，你知道我在出獄時沒有一個人來接，馬仔都混得比我好，我當時的感受嗎？斌哥想通過傍富婆東山再起，卻在最後落得癱瘓在床。

除斌哥外，影片還出現了各種低劣的男人，可以匯成一桌大菜。一身戾氣，抱怨、賭博的巧巧父親，趁火打劫、見色起意的摩托司機，包二奶的小土豪「張譯」（飾），愛說大話又膽小怕事的「徐崢」（飾）。這些不靠譜的男人，成了刻在紀念碑上的銘文，以此反襯出巧巧的偉大人格。

還有一些篇章頗為動人。出獄後追到成都的巧巧，在被斌哥冷落後，一個人去看演出；芸芸眾生般的鏡頭掃過巧巧困頓的臉，「有多少愛可以重來」的歌詞彷彿不是從嘴上而是從她期盼的眼神中「唱」出來的。賈樟柯實在太會使用貌似突兀的影像製造暗喻了，流浪的巧巧遇見籠子里不安分的老虎，體現出一個女俠的困境與勇猛；而在茫茫的夜空中看到飛碟的一幕，是只有心如死灰的人才會出現的意象。結尾處，病情稍有好轉的斌哥又走了，毫無疑問，那將是他的又一次慾望的迷失。慌張的巧巧四處尋找，她被躲在暗處的攝像頭監視著，電影就這樣以充滿先鋒感的手法完成了對紀念碑的最後詮釋。經過一次次深情與無情的洗刷，這座紀念碑更加堅實、樸素、莊嚴了！

《江湖兒女》是賈樟柯轉向主流敘事後的又一部成功之作。他一如既往地關注社會問題，將一個與「真」有關的詰問拋向觀眾，當人人都帶著面具表演時，一個真切的生命反而顯得無所適從。巧巧的「真」是真性情，在各種真嘴欠、真做作、真操蛋、真人渣，甚至真思想之外，真性情被忽略已久，而貌似只有這個層面的真才能具有生命的深邃含義。只是恐怕，當久違的品格與活法被當做典型塑造出來後，假冒偽劣版就要被成批的拷貝。那時候，不知道會不會再出現一個新的「婊」征，即「性情婊」。大意為，以洒脫的性情出場，以精緻的利己收關。

電影散場後，與我一同看片的畫家朋友說，在今天，繪畫可能只能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電影卻能解決社會的問題。我覺得說得好。無論我在此文中的解讀是否符合導演的真意與讀者的期待，可以確認始終是，《江湖兒女》在試圖解決當下中國人的精神難題，以偉大的電影藝術的方式。

面對這個難題，恐怕最好的出路就是真實地去活吧！因為，無論你怎樣活，都將生活在另一部分人設計出來的變數與監控之中。但，那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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