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曹實秋

　　生命因唯一而珍貴，因短暫而美麗。

　　四川省瀘州市南壽山紀念園，是遺體器官捐贈者共同的“家”， 徐宗仁、王小勇、鄭昌遠、李幫貴、陳發德、熊志賢、左逸……這些刻在紀念牆上的遺體器官捐獻者名字，以另一種方式“活着”，被世人所紀念。

　　瀘州社會各界緬懷遺體器官捐贈者

　　目前，公民自願捐獻成爲移植器官唯一合法來源。其中，除了極少數的三代以內直系血親捐獻之外，絕大部分捐獻都要依靠逝世公民。

　　幾年來，瀘州市完成的器官捐獻數量逐年遞增，截至2019年4月2日，瀘州市遺體器官捐獻志願登記超過300人，實現遺體捐獻22例，器官捐獻6例，眼角膜捐獻24例。

　　沒有捐獻，就沒有移植，也就沒有新生。器官協調員，在美劇《週一清晨》裏，協調員被比作“徘徊在死者身邊的禿鷲”。

　　死亡或許意味着新生！這個陌生且被人誤解的職業，實際是生與死的“擺渡人”，奔走在生死邊緣，連接起了生命兩端。

　　目前瀘州僅有3名器官協調員，清明節，封面新聞走進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和其中之一的鐘雅婷聊了聊死亡和新生，她除了是一名器官協調員，同時也是一名遺體器官捐贈的志願者。

　　直面死亡：這是一份不被理解的工作

　　在從事這個職業之前，我是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一名護士；3年前，得知成立了器官捐獻辦公室，由於我喜歡志願者工作，因此就報名了。

　　器官捐獻界流傳的一句話：沒有死亡，就沒有捐獻。

　　在很多家屬看來，我們是一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角色，因爲我們介入的大多是“腦死亡”的病患，基本上都是突發性死亡，對於很多家屬來說都是飛來橫禍的意外打擊。

　　當我和醫務部的同事在重症監護室等待時，經常遭受白眼，不被待見，有時還會被悲痛的病人家屬痛罵。有時家屬還要質疑我們的身份和動機：家人都已經這樣了，你們還來談這個，你還有沒有良心？這時我更願意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傾聽者”，確認患者生命不可逆後，纔會慢慢地與患者家屬聊到器官移植的話題上來。

　　在我經歷的器官捐贈協調中，有超過90%的家屬都是拒絕的。在中國人傳統的死亡殯葬觀念裏，保留逝者軀體的完整性依然重要。有很多次，即使有親屬已經決定捐獻，但簽字前一經其他親屬干預，還是會放棄。

　　鍾雅婷朋友圈截圖

　　器官移植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有時候，當我們在和病人家屬進行溝通，因爲家屬在做思想鬥爭而錯過了器官捐贈的時間。

　　對於捐獻者家屬來說，捐贈是一件艱難的決定，他們是希望幫助捐獻者完成一個個心願，讓他（她）在這個世上以另外一種形式活着。

　　讓我感觸較深的是，去年，一位58歲的先生不幸遭遇車禍，雖經全力搶救，但因傷勢過於嚴重最終無法挽救。隨後，與他相依爲命的兒子經多方建議和思想鬥爭，決定捐出父親的肝臟和眼角膜。他的兒子只有一句話：能多救一個人，算是爲社會做點貢獻。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器官捐獻協調是一項合情合理合法的公益事業，還原的是真實的人性，淳樸善良，體現出的是愛和溫暖。

　　ICU病房是器官協調員鍾雅婷經常出現也最不願出現的地方

　　生命的延續 看到了一種希望

　　在捐獻器官這樣的生死大事中，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美好，經常遇到震撼人心的事情，會很有感觸。

　　有不到一歲的兒子即將要做心臟手術，年輕的媽媽給我打來電話說，“如果寶貝挺不過這關，我希望將他的器官捐贈了，讓更多人活着！”

　　有大年三十，表達願意捐贈器官的70歲大爺，有面對親人突然離世，溝通不到10分鐘就決定捐贈的大學生。

　　還有很多的朋友在我的朋友圈、抖音上鼓勵我，希望加入器官捐贈志願者…… 正是這些點滴，讓我看到了工作的意義。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標準，目前我國器官捐贈者和受益方採取雙盲制度，即不能瞭解對方的具體信息也不能見面。作爲器官協調員我們也無法知道受益方的信息。每一位捐獻者和他們的家屬都是隱祕而偉大的，我感謝他們。

　　4月2日，清明節前夕，由瀘州市紅十字會主辦的“瀘州市2019年遺體與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活動”在南壽山博愛園舉行，來自瀘州市各地的遺體器官捐獻者家屬、捐獻志願者、醫務工作者齊聚於此，表達對逝者的追思和悼念，向捐獻者家屬致以深深的敬意。這些讓我們看到一種希望，生命延續的希望。對生者，也對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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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每年有30萬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徐勇教授介紹，雖然器官捐獻事業發展迅速，但是由於我國人口衆多，患者數量龐大，器官嚴重短缺的問題依然存在。目前中國每年約有30萬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但僅有1.6萬多人有機會獲得器官移植。

　　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醫護人員向器官捐贈者致敬

　　“器官捐獻事業依然任重而道遠，我們呼籲全社會加大對器官捐獻事業的投入和宣傳，只有全社會都來支持和促進器官捐獻事業的發展，才能讓更多人得到生命的禮物。”徐勇教授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