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項技術可能會主導21世紀發展，決定人類未來發展方向。一項是人工智能，另一項是人類增強技術。如果說人工智能是人類器官的延伸，那麼人類增強技術則是直接強化人類自身，這項技術爲增強人類認知能力、提升人類身體素質和治療疾病提供了諸多可能性。新興技術往往具有兩面性，雖然人類增強技術能夠顯著強化人的各項能力，但也會引發安全和道德風險。我們應該給人類增強技術戴上“緊箍咒”，從而使其能夠更好發展。

人類增強技術的現狀

我們可以粗略將人類增強技術分爲兩類：一類是技術增強，如基因編輯技術、神經增強技術、抗衰老方法和生殖技術等，這類技術正如火如荼地發展着，並取得了許多實質性突破，絕非停留在理論架構階段；另外一類是藥物增強劑，包括增強身體、情緒、道德和認知的藥物。

人類使用諸如咖啡因、酒精和菸草等天然產品影響情緒和行爲，而今，生物醫學和生物工程技術進步到可以增強外觀、行爲、認知、軍事作戰效能和體能。幾個世紀以來，可卡因、安非他命等情緒和行爲促進劑一直存在，隨着我們進一步探明大腦的運行機制，科學家們正在研發強效藥物來激發想象力和提升創造力。

在歐美地區，學生以及腦力工作者開始大規模消費增強認知的“聰明藥”，認知增強藥物可以顯著提升認知能力，如集中注意力、提升短期記憶力，主要包括莫達非尼（Modafinil）、阿得拉（Adderall）和利他林（Ritalin）等。弗魯德（Arran Frood）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歐美國家服用“聰明藥”的人羣比例大幅度上升。利他林等腦功能興奮劑在歐洲使用率增長最快。近30％的美國受訪者表示他們在2017年的12個月中至少服用過一次認知增強藥物，而2015年的比例爲20%。

人類增強技術存在風險

增強技術已經成爲診斷和治療疾病的醫學進步的產物，某些藥物通常用於治療疾病，但也可用於增強正常的認知功能，所以並非在任何時候都能夠輕易區分治療和增強。當增強和治療之間的界限不明確時，正如許多行爲障礙一般，增強的機率就會放大。增強技術的風險不容小覷。

首先，用於增強的藥物可能會伴有一系列隱匿的併發症。比如，有些運動員們使用合成代謝類固醇提高肌肉力量和體能時，如果所有的肌肉羣沒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增強，那麼下肌羣的肌腱和韌帶損傷就會發生。我們現在還無法確切地知道諸如阿得拉和利他林這樣的神經增強藥物用在健康的人身上的風險。但已有證據表明，這些藥物可以在高危人羣中引發嚴重的躁狂和抑鬱。認知增強會導致大腦的生物化學反應，對於長期使用者而言，可能會存在併發症的風險。兒童和青少年的藥物安全尤其令人關注。

增強藥物濫用情況十分普遍，增強技術也漸漸越過紅線。比如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激烈討論。絕大多數人表示擔憂，對生殖細胞基因改造，將開啓基因層麪人類增強的潘多拉魔盒，潛在風險或許是災難性的。利用生殖細胞改良人類會產生一種非人類的“超人類”，如果生殖細胞系的修改在後代中始終如一地進行，並遺傳給下一代，一個轉基因的後人類物種可能會出現。“基因編輯嬰兒”的最爲嚴重的後果就在於此，基因編輯於人，好似思想實驗中的“忒修斯之船”，我們無法預知人的本質何時將發生徹底變化，這是公衆如此擔憂的原因所在。

人類增強技術還引發了關於倫理、公平等問題的討論。比如考試前服用認知藥物，是否應視爲作弊？如果增強技術不能被所有人平等獲取，是否會造就新的特權階級，引發新的社會不公？人類增強技術甚至還會涉及更爲根本的哲學議題，比如增強技術可能會破壞個人同一性，也可能會成爲通向後人類社會的跳板。

人類增強技術亟待規制

人類增強技術面臨諸多風險，雖然某些深層次議題從根本上說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在應對增強技術濫用，消解增強技術的可控風險問題上，我們能夠有所作爲。

1.提高公衆對增強技術和非醫療用途精神藥物的潛在風險意識。公共教育是強有力的風險管控手段，需要精心設計宣傳內容，以滿足成年人和年輕人的特殊需求。醫院、學校和各類事業單位可以向公衆提供宣傳手冊或播放宣傳視頻，其方式與當前有關吸菸和艾滋病預防的宣傳計劃類似。目前我國疾病防控宣傳工作的覆蓋面非常廣，效果顯著。隨着增強技術的使用率迅猛增加，有必要將對增強技術和增強藥物的風險宣傳提上日程。

2.在醫療實踐的過程中，完善相關法律條文是預防增強技術或藥物濫用的重要舉措。包括對增強技術或藥物在研發、檢測、銷售等環節進行層層規制，特別是在檢測和銷售環節，需要制定與一般的處方藥和醫療器械不同的操作或法律規範。因爲增強技術或增強藥物的副作用需要很長時間纔會顯現，而且比一般性的醫療事故破壞性更強。所以在增強技術或藥物的檢測環節要選用更大的受試樣本，測試週期儘可能長，遵循更加嚴格的操作流程。現今我國電子商務極其發達，網絡非法銷售也需嚴加防治，非法銷售以及非法獲得應予以嚴厲懲罰。

3.生物醫學界應自我調節，制定相應的增強技術和增強藥物研發準則和風險評估標準。當面臨風險不確定性或新技術無限制增長的挑戰時，生物醫學界已經開展自我調節。比如，1975年的阿西洛馬會議彙集了全球頂尖的分子生物學家，他們爲控制新引入的重組DNA技術制定了指導方針，即在對重組DNA的風險進行更充分的評估之前，自願禁止重組，並限制重組DNA有機體的使用。即使在沒有正式的法律監管框架的情況下，生物醫學界也有能力和責任來控制增強技術的使用。自我監管可以採取由專業醫療機構制定的指導方針、政策或建議等形式，雖然缺乏法律效力，但也具備相當效力，違反既定的專業標準可能導致訓斥或更嚴重的後果。“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發生後，生物學學術共同體第一時間發聲，商討該實驗流程是否合規以及產生的倫理後果，更有122位科學家發表聯合聲明予以譴責。學術共同體自我規制、自我調節發揮了預警作用。

4.倡導一種更爲溫和的、保守的醫療策略。市場是消費的強勁驅動力，很多時候，理性的邏輯會屈服於市場的邏輯，神經興奮劑藥物的使用量迅猛增長就是有力佐證。如果人們認爲增強技術的社會效益大於包括經濟成本在內的風險，那麼對生物倫理的規範就難以爲繼。在具體病例中，增強和治療之間的劃界具有挑戰性，對於行爲障礙尤爲明顯，因爲疾病特徵非常模糊。面對診斷的不確定性，激進的醫療模式可能導致過度診斷。事實上，人們普遍擔心多動症等症狀被過度診斷，可能不需要這些藥物的兒童會被開處方興奮劑。醫生是藥物和醫療器械適當醫療用途的看門人，醫生在一些情況下，採取溫和的、保守的醫療策略或許更爲可取。

我們不應因增強技術的潛在風險而阻止其發展，但在發展和利用人類增強技術的同時，應考慮資源的公平獲取、意外後果以及對子孫後代的風險。站在技術發展前沿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描繪未來世界的美好圖景，往往會淡化風險。但是，誰也不知道新興技術最終會將我們引向何方。不過，無論走哪條路，公衆對新興技術的接受程度將取決於科學界、工程界對公衆的開誠佈公。人類增強技術領域，需要多方協作、共同應對。

（本文系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當代科學哲學的自然主義進路研究”（TJZX17-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天津職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楊瓊 高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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