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一家餐廳後廚，20歲的朱海斌在潔白的瓷盤中間擺上了幾朵蘿蔔雕成的花。花朵下方，他用刮絲器繪出了長長垂下的紅色線條……擺盤有些怪，但是，“形狀就像是我們上學時候學的紅波（煙花種類之一），我覺得是最大氣的煙花造型”。

　　

　　餐廳冷盤學徒朱海斌是瀏陽市花炮學校2016屆畢業生，他是這個學校的最後一屆學生。同一屆畢業生中，他是唯一一名進入花炮廠工作的。他被一家媒體發現，錄製短片“最後一個花炮少年”，引發熱議。在花炮廠工作一年多，他也離開了這個行業。

　　

　　“可能我是我們那一屆的最後一位，但絕對不是最後一位花炮少年。”朱海斌時隔兩年半後澄清。

　　就在全國大規模禁燃之後的2016年，在“中國花炮之鄉”瀏陽，花炮出口總額達到27.6億元，佔全國花炮出口總量的60%。瀏陽花炮已出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就在已停招2年的瀏陽市花炮學校的60多公里外，湖南安全技術職業學院（以下簡稱“湖南安院”）煙花爆竹技術與管理專業的招生竟從最低谷回升。隨着全國煙花爆竹行業的調整和重組，專業性重新在這所省級高職院校受到追捧。

　　

　　走出國門，燃放中國的煙花，這幾乎成了湖南安院學生們這兩年的“最高目標”。一位男生老道地對記者說：“這個行業，因爲禁燃關上了一扇窗，卻打開了一扇門，而且是國際化大門。”

　　最後一位？

　　27歲的王友爲在美國紐約做了6年煙花燃放師，可他從未完整看過一場煙花秀。

　　四五平方米的“集裝箱”裏，需要打着手電筒照亮。點火倒計時30秒，對講機傳來大分貝聲音，他一隻手手指牢牢扣在幾個電腦鍵盤的按鍵上，另一隻手鎖定點火主機。忽然，夜空被擦亮，手漸漸鬆弛。

　　

　　接下來的幾十分鐘，他在原地待命。“點火艙距離煙花升空的位置太近了，只能看到玻璃外夜空一小塊異常亮的光。”

　　

　　幾十分鐘後，夜空恢復冷清，主持人高聲說，“把掌聲獻給幕後燃放團隊……”四周的汽車也伴隨掌聲鳴笛，但王友爲來不及聽。他要趕緊離開點火艙，排查燃放後的安全隱患，並將大型燃放設備搬離現場。待一切結束，已是拂曉時分。

　　

　　王友爲是湖南安院第一位長期留在國外從事煙花燃放的學生。畢業6年，他一直在美國首屈一指的煙花燃放公司古奇（Grucci）當專業燃放師。

　　2017年由中美兩方燃放公司合作的紐約歡樂春節煙花秀。 古奇公司供圖

　　2012年，還在讀書的王友爲就參與了10場大型煙花燃放表演的幕後工作。他和湖南安院其他學生一樣，不管參加過多大場面的燃放，也要在大三時到瀏陽的煙花爆竹企業長期實習。隨着2014年前後全國對燃放煙花爆竹的限制日趨嚴格，關停、合併的相關企業不少，煙花爆竹企業的生產越來越向瀏陽集中。

　　

　　“你可能難以想象，這兩年瀏陽的煙花爆竹產業不降反升。”24歲的李章至今仍覺得，在瀏陽，“無論何時都沒有比做煙花爆竹更好的職業了”。

　　

　　李章是朱海斌在轉行前常常請教的同校師兄。從瀏陽市花炮學校畢業7年，他現已成爲瀏陽市一家中型煙花爆竹企業的生產廠長，分管100多位流水線工人。

　　

　　李章說，他的38位同屆同學中，還在從事這個行業的還有5位，“其實每一屆都有堅持下來的。”

　　

　　因城市特色產業而生的花炮專業，實際上一直屬於小衆專業。“我們是中職學校，汽修班一個班級最多時能招40多人，我們一個班以前穩定在30人，到了我2016年畢業那年，全班只剩下十幾人。”朱海斌回憶。

　　

　　2011年，王友爲主動填報煙花爆竹技術與管理專業，他入學後卻發現身邊有一大半同學志不在此。“分數不夠高，被調劑了……”有同學低落地和他說。

　　

　　2017年，這個“湖南省特色專業”的招生人數從鼎盛時期的4個班級100多人跌落到1個班級30多人，老師紛紛出去“遊說招生”。

　　

　　遊說什麼呢？“我們爲了滿足學生的訴求，分出電子燃放、機械化生產、電視電影特效製作、產品設計等方向。這樣學生們就不會覺得未來只能在最傳統的生產線上。”專業所屬的安全工程學院副院長蔣海波說。

　　“坐冷板凳”

　　每次回國探親時，母校都會邀請王友爲介紹從業經驗。在衆多師弟師妹的提問中，王友爲最怕回答的問題是關於“回報”的——在美國做燃放師，收入多少，福利如何，什麼樣的高層次燃放能多給錢？

　　

　　事實上，美國的煙花燃放，也和中國一樣分淡季、旺季。除了每年5月到9月的燃放旺季，即使像王友爲那樣爲美國知名的業內公司工作，也沒有固定的薪資來源。淡季時，他就通過在紐約附近做地陪導遊，來維持生計。

　　

　　決定王友爲每次是否加入燃放團隊的唯一因素，只是這場燃放的影響力。“就像是一件全世界都叫得出名字的藝術品，你如果參與了設計，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他每每說起“世界級的燃放”，語調總是高亢。

　　

　　在湖南安院的煙花爆竹技術與管理專業，無論院系領導怎麼調換，新生開學的第一節課都是“打預防針”。

　　

　　“要從事這個行業，你就要做好先坐十幾年冷板凳的準備。到了地處偏遠的花炮廠，你可能找不到一個小賣部，找不到一位和你有共同語言的人。”曾擔任近6年系主任的楊吉明說。

　　

　　“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28歲的王勇也畢業於湖南安院的煙花爆竹技術與管理專業，他對在校期間自己參與或是聽聞師兄師姐參與的國家慶典燃放如數家珍。如今他是瀏陽一家非常有名的煙花企業的燃放部負責人。

　　

　　然而，口口相傳的知名校友並不多。幾乎有一半這個專業的學生，在畢業一兩年之內就轉行了。作爲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開設這個專業的大學，探索之路異常漫長。

　　湖南安院的老師們自己編寫煙花爆竹專業教材。 楊書源 攝

　　最初，這個專業甚至沒有一本有出版書號的教材。每來一位新的老師，第一件事就是編教材。一位年輕老師編寫煙花爆竹產品概論，歷時整整2年。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內容，她只能從煙花爆竹企業借來生產說明書，再“翻譯”成學生容易理解的課堂語言。

　　

　　2019年，全國高職院校實施擴招，規模爲100萬人。如此“高光時刻”，前所未有。但對這個小衆專業的學生而言，煙花升空瞬間帶來的榮譽感，纔是個人的高光時刻。

　　

　　在湖南安院，每年元旦迎新晚會的小型煙花燃放均由學生設計並執行燃放。這個分組合作的項目，成了他們大型煙火燃放課程的一項期末成績。學校操場爲他們闢出一塊地方，學生們總是懇請老師儘量把課程調整到晚上。

　　

　　不過，這樣的場景這兩年已經很難看到。由於高校實驗室安全的監管日趨嚴格，系裏的不少化學藥品被束之高閣。

　　

　　一位系裏的年輕女老師帶記者參觀了實驗室，設施遠比想象中簡單。她指着桌上一堆黃泥巴，笑着說：“現在學校實驗室禁止我們進行易燃易爆物品的實驗，所以平時學生做實驗要坐大巴車去郊區的工廠。”

　　

　　而相比實驗室裏這些看得見的門檻，“隱形的門檻”還有不少。

　　優勝劣汰

　　2017年春節，紐約哈德遜河上空，王友爲經歷了最爲酣暢淋漓的煙花晚會點火工作。因爲，那次燃放的合作者，正是他在大學期間實習的瀏陽銀達利煙花燃放有限公司。

　　

　　和瀏陽市大部分花炮企業一樣，銀達利也走家業傳承的路徑。創始人是張秋明，女兒張楊現在也在公司任職。

　　在國內，煙花爆竹行業的從業者大多是從作坊式工廠演變而來的家族企業的管理者，對於自家產品的保密性十分看重，湖南安院的專業對口畢業生難有機會進入核心管理層。有不少企業主當着蔣海波的面說，想要的只是“聽話的技術工人”。而且，生產車間內“一師一徒”的古老手工業傳承關係，也讓大學生們成了沒有老師傅全程幫帶的“空降兵”。

　　

　　即便是現在自稱“複合型人才”的李章，也有許多隨行業大環境沉浮的故事。李章畢業後不久，就從花炮大廠去了一家員工不過百人的小廠，爲的是學會獨當一面。2014年，瀏陽全市花炮行業轉型升級，李章所在的小廠退出了市場。重回大廠的他，發現生產安全及規範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以前我們用氯酸鉀入配方，現在改用更爲穩定的高氯酸鉀，儘管以前的配方燃放起來色澤更鮮豔，但現在的產品更安全。現在我們的目標就是穩住銷售額。”李章沒有泄氣，他覺得這不過是一次行業漫長的蟄伏。

　　

　　“真正的煙花爆竹行業應該是年輕人呆得住的行業，企業對年輕人的寬容度和接納度就是最好的試金石。”楊吉明說。

　　

　　產業轉型時期，有的大型家族企業找來了職業經理人，也有越來越多企業願意錄用專業學生。王友爲大學時的專業課老師劉玲記得，2015年瀏陽以及周邊多家煙花爆竹企業開了產教融合的大會，爲的就是更好地將學校的招生計劃和企業的崗位需求相匹配。

　　

　　還有大幅轉換經營思路的企業。以前國內外市場兼做的銀達利，現在80%銷售份額都來自出口。與此相關的是瀏陽近年出臺《關於加速推進花炮產業發展的意見》，設立花炮出口專項鼓勵資金。

　　

　　然而，“華麗轉身”談何容易。

　　2019年3月9日，瀏陽市的煙花爆竹批發市場生意冷清。 楊書源 攝

　　今年3月，記者在瀏陽汽車站附近的煙花爆竹市場看見不少個體經營店鋪大門緊閉，一些五金雜貨店開始在這裏集聚。

　　

　　王彬彬（化名）曾經也是一傢俬營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隨着瀏陽的產業結構調整，他的50多間廠房被叫停生產。老王不甘心，找了一家沒有停產的企業“合作”，即併入這家工廠的車間，但依舊僱傭原來的工人，而他自己則註冊了一家貿易公司，專門銷售煙花爆竹。在老王這家門店的花炮筒上，記者發現了他原來的煙花爆竹廠的名字，他解釋：當時廠子關停時留下了許多外包裝，實在不捨得扔。

　　工匠精神

　　從業之初，王友爲“在美國放煙花”的選擇，幾乎受到了所有親戚的質疑和規勸。而父親在老家也從未主動把他的職業向旁人介紹過，因爲覺得“需要解釋和澄清的太多，不如不說”。

　　

　　2017年紐約“歡樂春節 藝術中國匯”焰火秀之後，王友爲的美國同事們搶着問他，在中國自己出生的年份應該是什麼生肖。

　　

　　一場煙花，讓中國文化的種子在異鄉萌芽。王友爲發覺自己在公司裏作爲一名中國燃放師的話語權上升了不少。每次做新的煙花造型設計，大家總會記得在會前喊上王友爲。而此前，他在同事們的印象中只是“能喫苦會技術”的現場技術工人。

　　

　　在美國，王友爲被稱爲燃放師，但在國內這麼正式稱呼的卻很少。不過，這種工匠精神，在國內一些角落開始落地——銀達利公司不大的會議室牆上，掛滿了各種煙花造型的攝影作品，這是公司對於最高煙花製造技術的致敬。張楊介紹，照片都是她父親出去看錶演時拍攝的。她指着其中一幅照片，有些興奮地說：“這個造型叫八重芯，是一個研發了十幾年才成功的作品。這個造型的煙花層數非常多，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煙花製作工藝，目前只有日本掌握了……”

　　

　　將煙花表演視爲作品的從業者，是對觀賞者的最大尊重。而觀者對於煙花的熱情，也在不斷激發從業者的創意。

　　

　　37歲的瀏陽人邱自紅因爲直播煙花表演，微信上已集聚了幾千位粉絲，最火的一次快手直播他吸引了共計40萬人次觀看，其中90%以上都是瀏陽以外的網友。邱自紅曾當過花炮廠工人，父輩也曾在村裏開過花炮作坊，他是地地道道的煙花愛好者。

　　

　　他記得，幾年前在快手上視頻直播煙花秀時，網友最關心的話題無非是這場煙花的燃放地址、起止時間以及需要多少成本。“這幾年我聽到直播間的粉絲們也會聊這場燃放精彩不精彩，主理的公司品牌是什麼。每當這時，你就會發現國內真正的煙花愛好者正在成長。”

　　

　　王勇也感受到公衆觀唸的日趨成熟，“比如煙花秀贊助商原先對每場表演只會提出經濟預算的要求，而現在都會對畫面、創意、特效提出精細化要求”。

　　

　　張楊的小團隊也在發生變化。“我團隊裏每個人都會電腦，對音樂有感覺，電工也要有基礎，還得會畫效果圖，如果懂一點社交媒體是最好的……”她說，煙花創作有時就像是一件藝術品的創造過程。爲了找靈感，她經常帶着小團隊在全世界看博物館，看著名百貨的櫥窗陳列，甚至看太陽馬戲團的演出……

　　

　　現在承接一場煙火秀，張楊的團隊還要提出整套的社交媒體傳播方案。“現在我們只要做3次直播，就能爲一次煙花秀帶來10萬的線上人氣。”她自信地說。

　　

　　“以前，我們對古奇這樣的公司是仰望的，現在能夠聽懂彼此，能夠進行技術和創意上的對話。”張楊猶記，2015年哈德遜河畔綻放璀璨煙花，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爲中國春節大規模燃放焰火。那一年，正是銀達利第一年成爲紐約春節焰火秀的中國燃放隊伍。當時，張楊恰好在美國出差，張秋明打來電話讓她去看場地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懷疑父親是否在開玩笑。

　　

　　去年夏天，朱海斌在長沙江邊看了一場橘子洲煙花秀。與驚歎的人羣不同，在夜空一次次被絢麗色彩擦亮時，他始終不發一言。他在心裏問自己：當時離開煙花爆竹廠，是不是對的？

　　

　　當記者問王友爲是否會轉行時，他笑笑說：“還不能轉行，因爲有機會還想參加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國慶煙花燃放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