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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RED

　　“我們一定要去上大學，然後把我們的父母接出農村，再也不過這樣的日子。”

　　——《大江大河》

　　01.破土寒冬——高考制度的初步建立

　　1952年教育部出臺《關於全國高等教育學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規定》，確立實施全國統一考試招生，標誌着新中國考試招生政策的正式確立。然而1966年風向突變，政治動盪引發社會動盪。中共中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決定取消考試製度代之以推薦入學的方式，以工農兵爲主要推薦對象，以“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現”作爲推薦標準，以“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審批”的“十六字方針”爲招生準則。高考制度正式被廢除，停滯十年。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電影講述的是那一時期無所事事的而又躁動的青少年故事。）

　　在權力封閉的社會，推薦制從構想到執行再到結束整個流程就沒有一個環節是公正和合理的。中國在魏晉時期的選官制度爲九品中正制，在戰亂年代的熟人社會，依據道德，才能和門第等標準衡量一個人的品級，亦是符合當世實際情況的良好制度。

　　然而日去久遠，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門貴族的權力遊戲，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門第決定命運，出生決定血統，文革時期“紅五類”和“黑五類”之間界限嚴明，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說法，也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狗熊兒混蛋”的真理——出生決定論，千古不變。

　　有人會說封建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維護的是封建地主官僚的利益，受益的是那些有錢有勢，光鮮亮麗的豪門貴族，才子佳人，而新中國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世界，當家做主的是“鐮刀割絕舊社會，鐵錘鑄造新天地”的工農階級，因此我們的舉薦制與舊封建社會的舉薦制是劃清了界限，是全然不同的。然而果真如此嗎？

　　“看破不說破，說破不是好朋友。”——電影《面對面，背對背》

　　02.驚蟄春雷——高考制度的恢復

　　文革時期的推薦制給中國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造成了沉重的麻煩，最後事情的轉機出現在1976年日落後的夜晚，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不久後鄧小平復出支持工作。

　　1977年8月份老者主持科教工作座談會，會議討論激烈；同年10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其中明確提出了:“恢復全國統一招生考試製度，廢除由羣衆推薦上大學的招生制度，恢復招收應屆髙中畢業生，堅持考生必須具有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實行德智體全面考覈、擇優錄取的原則”。簡而言之，便是“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取消了政審環節。

　　由於1966年至1976年整整十年沒有考試招生，因此被積壓的青年數量及其龐大，而70年代的中國並不能提供相應的學位和崗位，據統計1977年全國共有570萬青年報考，高校共招生27.3萬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擴大招收的6.2萬人），這一年的錄取率爲4.7%，是我國有史以來錄取率最低的一年。

　　1978年參加高考人數爲610萬人，實際招生40.2萬人，比1977年增加了48%，錄取率僅爲7%。但是當時沒有人抱怨，也不會有人批判高考。恢復高考制度就猶如二月春雷，震醒了沉悶已久的中華大地。時至驚蟄，春已至。

　　1977年高考的恢復極大地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1977年至1980年頭幾屆高考縱然比例極低，然而基數太大，人數加起來亦有百萬之多，而這裏面盡是中國此後各行各業的精英和領軍人物。

　　著名畫家羅中立，他在上四川美院之前是鋼鐵廠工人；著名導演張藝謀在被破格考入北京電影學院之前（因爲年齡大）是咸陽棉紡織廠的搬運工；著名學者易中天，在讀武大研究生以前只是箇中學教師。其餘勵志感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國隨後的大建設大發展的年代，這批天之驕子恰好填補了中國發展的人才空缺，造就了時代，也成就了自己。

　　從此以後，讀書和高考，在改變人生命運的作用上，再也沒有此般魔力。

　　03.洪流大荒——高校擴招

　　從1977年到1998年，高考錄取率整體上是在不斷增加的，從起初的5%和7%，到10%，再到20%，而後上升到30%，在1996年超過40%，而後回降到30%左右的水平。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和市場對於人才的需求也的確日益劇增，從這一方面來講，教育部提高高校錄取率合情合理。但是1999 年是一箇中國教育的轉折點。當年高考錄取率從 1998 年的 35%左右驟然增加到 54%左右，提高了將近 20 個百分點。下圖所示的高校錄取率，一過1999年，就好比21世紀的飛速發展的房地產行業，步入了急速擴招的發展期。

　　1999 年，教育部出臺《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拉開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目標。恢復高考當年，高考錄取率僅 4.8%，2017 年則高達 80%以上。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不斷攀升，於 2002 年達 15%。

　　2014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了 37.5%，與 1998 年相比，普通高等教育學校的數量和學生規模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從 82.98 萬人增加到了 659.37 萬人，增長了8倍不止。

　　到2015年，全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40.0%，中國高等教育逐漸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衆教育的普及。2016 年已達42.7%。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 50%時，便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高等教育朝着普遍化的方向發展，對於民族和國家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試想中國二十年以後下工廠車間的工人都擁有者大學本科的文憑，這將會是何等的魔幻。但是對於個人來說，高校的擴張和文憑的泛濫對改變命運又有幾分加成呢？

　　如今高考競爭依然激烈，從專科到本科，從普通本科到重點本科大學，從重點大學裏追求211和985重點大學；從本科再到研究生，從研究生再到博士生，整個社會的學歷在不斷的提升，要求越來越高。爲了獲得稀缺的優質高校資源，這股強大的競爭壓力倒逼着社會上的家長不得不去追逐優質的中學資源，乃至優質的小學和幼兒園，而這股浪潮直接推動了學區房價格的變態增長。

　　孟母三遷，着實不易。

　　2009年初，溫家寶總理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百年大計 教育爲本》，文中提到，他上大學的時候，學生80%的來自農村，甚至比之還要多。而現在的最新統計表明，大學生中只有17.7%是農村的，82.3%是城裏的，就連中國農業大學這個專門培養農業人才的學校，都是以城裏人爲主。

　　2009年農村學生的比例僅佔32.75%，而2011年首次低於30%，只有28.26%；國內的重點大學其農村生源比例更少，比如清華大學2010級農村生源佔總數的17%，而在當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的農村學生。2011級清華大學農村生源下降到總數的1/7，其他省份相對較好的學校農村生源均呈現下降趨勢。調查顯示，近30年來，高校農村生源比例幾乎下降一半。

　　教育原本之宗旨是促進社會階層的流通和社會平等，然而高校的擴招並沒有減弱階層不平等，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劇了這種不平等。悲觀的說，社會階層的固化使上下流通的渠道不斷減少，教育能夠改變命運的成本（時間，精力，金錢等）在不斷的增加，想通過讀書上學來改變人生命運，其代價已經是寒門子弟難以承受的了。

　　在過去，寒門子弟通過好好讀書上大學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現如今成爲了只有先改變了自己所處的階層之後，你才能享受到好好讀書和上好大學的權利。以前農村的孩子只有好好讀書考出去了，纔可以走出大山，逃離農村，現在呢？你只有先把自己甩出大山的那頭，先擺脫了農村，你纔有好好讀書考大學進而改變命運的可能。每思至此，莫不悲傷。

　　在文章的最後，我們又要回到本文最初的焦點上：演變至今的高考，我們應該如何說愛你。縱然當今的高考越來越難改變命運，但是就如白巖鬆所說“儘管高考有毛病，但還是最公平的一條路”，“沒有高考你們拼得過富二代嗎？”

　　當下高考之於人的希望，就如門外一道剎進房內的光芒——雖然這道門在不斷的變窄，光芒也越來越微弱，但是隻要還剩下一絲光亮，那便是整個社會絕大多數寒門子弟的改變人生和命運的一條重要出路，甚至是唯一出路。時代變幻莫千，時而令人無力，然而這只是中產階級的傲嬌罷了。當高考來臨，除了毫不猶豫地全力以赴，少年們，你們別無選擇。

　　參考文獻：

　　1、鄭程月.我國考試招生政策演進研究（1977-2017）—以高考、中考爲例[D].天津：天津師範大學，2018.

　　2、 閆雅琪,葉華.1999 年後的高校擴招影響幾何—入學更容易？回報更高嗎？[J]科技日報，2017（7）：001.

　　3、羅亮梅，符根華.現階段高校農村生源比例下降因素分析與對策[J].教育學術週刊，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