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開放倒逼被動改革變主動改革，將明天的改革變爲今天的改革。可以預見，2019年，中國對外開放的範圍和力度將繼續加碼升級。

3月23日－3月25日，2019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京召開。這是每年兩會後最受市場關注的一場“盛會”，參會嘉賓來自國內外高層次的政商學三界，可謂絕對的重磅大咖。證券時報繼昨日發表《

”兩會”後又一重量級會議！國內外政商學界大咖齊論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世界風雨飄搖下中國如何安身

》介紹23日會議亮點後，今天繼續聚焦論壇亮點。

相比於昨日嘉賓多探討世界局勢，今日嘉賓的發言主題則更爲聚焦，一方面，發言嘉賓多來自部委高官，釋放着來自官方最新、最權威的政策思路和信號；另一方面，包括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央行行長易綱、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等在內的政界代表均不約而同地提到今年中國將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並透露多項對外開放的思路和舉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以來，金融業一直是對外開放領域的重中之重，“一行兩會”出臺了諸如放寬外資持股金融機構比例限制、拓寬外資在華機構業務範圍等方面的一系列實質性開放舉措。根據近兩日“一行兩會”官員在論壇上釋放的信號看，今年金融業對外開放將再上新臺階，將更加註重對外開放的高質量高水平，特別是在平衡開放與防風險關係方面完善監管制度。

新一輪金融業對外開放即將拉開大幕

“過去中國開放的經驗表明，凡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領域，競爭力都變得更強，提供的服務也更優質，而未開放的領域效率相對要低一些。”易綱24日發言時稱，所以我認爲金融業開放對中國是有利的，對中國人民尤其有利，這將允許內資外資金融機構在華競爭，提供更好的服務，從而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所以我們在權衡利弊後認爲擴大開放利大於弊。同時，我們在法律法規和監管上做好相應的準備，根據中國國情制定開放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這些都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

易綱表示，金融業本質上是競爭性服務業。金融業和金融市場具有有效配置資源、管理風險和提供金融服務三大職能。金融要做好以上三個職能，就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對外對內開放。一方面，金融業開放通過引入金融機構、業務、產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給。這有利於統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滿足實體經濟差異化、個性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業開放會促進制度規則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給。我國金融業開放過程中，主動學習借鑑成熟經濟體的制度建設經驗，在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金融市場建設、金融監管等方面進步得更快。

2018年4月，央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宣佈了易綱宣佈了總計11項金融開放措施和時間表，如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人身保險公司等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等，時隔近一年後再回顧，目前絕大部分措施已經落地，極少數尚未落地的措施法律修改程序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進入2019年，金融業對外開放還將再上新臺階，新一輪金融業對外開放即將拉開大幕。易綱24日指出，我國金融業開放仍有很大的提升潛力和空間。針對當前對外開放的水平還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點考慮：

第一，堅持金融服務業開放、金融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相互配合，協調推進。金融服務業開放要在持股比例、設立形式、股東資質、業務範圍、牌照數量等方面對中外資機構適用同等監管要求和標準，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國際慣例的方式同等對待內外資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開放要進一步聯通境內外資本市場，進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完善“滬港通”、“深港通”。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更好地發揮匯率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中的“自動穩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動落實“非禁即入”，中資機構和外資機構皆可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和業務。

第三，完善金融業開放的制度規則，實現制度性、系統性開放。加快相關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不斷完善會計、稅收等配套制度。加強頂層設計，統一規則，同類金融業務規則儘可能“合併同類項”。

第四，改善營商環境。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優化行政審批，提高審批過程的透明度和審批效率。加強政策制定的溝通協調，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規則簡約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監管。中外資機構開展金融業務都必須持牌經營、接受監管。擴大市場準入的同時不斷完善金融監管，使監管能力與開放程度相匹配。

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23日在論壇上就透露，銀保監會正在抓緊研究新一輪的開放措施，包括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進一步拓寬外資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範圍、進一步簡政放權和進一步優化監管規則等四方面。

具體來說，一是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當前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一些數量性的條件限制，包括規模限制、年限限制、股東類型限制、持股比例限制等，銀保監會正研究取消和放寬這些數量性限制，來吸引更具專業特色的外資銀行保險機構進入中國市場。

二是進一步拓寬外資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範圍。基於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優勢和風險控制能力，繼續放寬外資機構業務範圍，支持外資機構增加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使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更加多元化。此外,也會向外資金融機構提供參與創新試點的一些新領域，充分激發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市場活力。

三是進一步簡政放權，縮減和優化行政審批。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一步減少外資機構行政許可事項，進一步優化行政許可流程，提高審批效率，讓外資金融機構集中更多資源在中國發展。

四是進一步優化監管規則，不斷改善外部經營環境。堅持風險爲本的監管理念，充分考慮不同類型機構，包括外資金融機構的特點和風險特徵，不斷建設更具兼容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的監管規則體系，爲外資銀行、保險公司營造更公平和開放的環境。

可以看出，新一輪的金融業對外開放將着力提升對外開放的高水平。光大集團董事長李曉鵬表示，高水平開放會增加更多融資渠道，金融開放後會進一步完善和豐富銀行體系，增強資本市場韌性，使融資渠道更加暢通，降低融資成本。

高水平的金融開放需與防風險相結合

儘管深化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已成爲決策層確定的政策方向，但不可否認，仍有觀點會擔憂金融業開放步子邁大會帶來更多風險。因此，如何平衡深化開放與防風險之間的關係，是未來高水平金融開放需要考量的重要問題。

建行副行長黃毅就表示，從歷史經驗看，發達經濟體金融開放是循序漸進的。我國金融開放既要有計劃，又要循序漸進推進，要在穩定和開放之間找好平衡。

不過，易綱強調，金融業開放本身並不是金融風險產生的根源，但是開放的過程可能提高金融風險防範的複雜性，因此需要不斷完善與開放相適應的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具體來說，將從以下四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風險防控體系：

一是充分發揮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協調作用，統籌把握各領域出臺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逆週期調節作用，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不斷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監管，進一步完善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豐富政策工具箱，加強金融市場的實時監測，阻斷跨市場、跨區域、跨境風險傳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做好金融業綜合統計。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結算機制，實時動態監管線上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置機制。探索以存款保險爲平臺，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

在李曉鵬看來，金融高水平開放不是一放了之，需要三個結合。一是開放和改革相結合，通過改革開放促進國內金融企業內部改革；二是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當前引進來和走出去空間仍很大；三是把學習國際先進經驗和培養國之重器相結合。現在有不少商業銀行排名在前面，但總體而言金融實力不夠強，特別是綜合化金融機構很少，要培養自己的民族金融品牌。

王兆星也強調，銀保監會將以擴大開放爲契機，通過加快自身法規制度建設，對接國際通行監管標準，完善監管手段和工具，在開放過程中平衡好促進發展和風險防範的關係，在開放實踐中提升防範風險和監管能力，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取得對外開放和金融穩定的雙重目標。

進一步壓縮負面清單 着力優化外商投資環境

除金融業對外開放外，我國正推動更廣範圍、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針對對外開放進程中遭遇的問題，中國正在努力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加快與國際規則的銜接。尤其是在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吸引外資方面。近期《外商投資法》已經經過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這部法律確立了我國新型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的一個基本的框架，明確了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表示，全國的負面清單和自貿區的清單越來越接近，今年自貿區的成功經驗將繼續在全國進一步推廣，我們還將對全國的負面清單和自貿區的負面清單進一步壓縮。

韓正表示，目前已經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開放的措施，我們還大幅度擴大了服務業的開放，基本放開了製造業。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縮減外資准入的負面清單，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資，我們還要加快電信、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的開放進程。鼓勵外資企業在華開展研發、創新。

營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化、法治化的營商和投資環境是本次論壇中被熱議的問題。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表示，要持續提高營商環境的法治化水平，在制定實施《外商投資法》的基礎上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對現行與准入前國民待遇不相符的法律法規進行清理。第二，對大量涉及外商的行政法規、地方性的法規，還有部門的規章，以及地方性的規定進行相應的調整。第三，儘快制定更加細化的配套法規規章，保障《外商投資法》真正落地。

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表示，下一步我國將對標國際高標準，下力氣在以下幾個方面有進一步的改善。一個是提高企業開辦產權登記經營許可的效率，尊重非歧視性規則的國際營銷慣例，公平對待所有的市場主體，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別是強調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此外，還要繼續提高營商環境的便利化水平，進一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力度，讓越來越多的企業“最多跑一次”，建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削減進口環節的制度性成本，提升貿易便利化的程度。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允許更多的領域外資進行獨資經營。第四，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近年來，我們以全面放寬市場準入爲重點，致力於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適應新形勢新特點的要求，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發佈的2018年版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兩個外資准入負面清單，特別管理措施大幅壓減，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穩步推進。在全國推行外資企業設立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一口辦理”，積極推進在產業政策、科技政策、政府採購、資質許可、標準制定等方面平等對待內外資企業，外商投資環境持續優化，一批重大外資項目加快落地。

如何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寧吉喆表示，更下一步，將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出臺實施外商投資法，加快制定相關配套規定，保護外資。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深化農業、採礦業、製造業、服務業開放，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資經營。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取消負面清單以外領域針對外資設置的准入限制。制定《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範圍，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並設立生產研發基地。健全外資項目服務機制，集中精力推動一批規模較大、示範性較強和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大外資項目儘快落地。

打造制度開放高地

“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即使面對一些國家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中國也絕不會步其後塵、築起壁壘，絕對不會走回頭路，我們將堅定不移、積極主動擴大進口，中國發展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進出口國，已經實現向出口、進口並重大國轉變，我們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爲目標，真誠地希望擴大進口，促進貿易收支平衡。”韓正在開幕致辭中表示。

結合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錢克明表示，今後要從“四個”更加把握制度性開放的內涵。更加深入、全面、系統、公平地開放。今後的開放將更加註重國內的規則、制度、法律等層面的完善，強化開放與改革的良性互動，讓開放在消除邊際後的壁壘，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要更加註重擴大比如服務業的開放，比如西部的開放，要注意推動形成一二三產業協同，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佈局的全面開放的新格局。要注重頂層設計，要以新的發展理念爲引領，從新時代開放理念、開放的戰略、開放的佈局，還有開放的動力等各方面來系統地謀劃。要更加註重競爭中性和規則的公平，對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錢克明表示，近年來我國着眼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舉措，商務部具體落實了很多措施，下一步將打造制度開放的新高地。

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方面，將按照中央部署，分步驟、分階段地探索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政策和制度體系。“目前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們確定海南自由貿易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是突出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海南的定位，並且學習借鑑國際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

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方面，下一步將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特別是發揮香港、澳門的開放平臺和示範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與國際標準的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度規則，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大灣區全面開放發展。

之所以要要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性開放向規則等制度性開放轉變，錢克明表示，首先是順應中國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過去中國主要靠大量勞動力產生的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依靠大量廉價要素支撐經濟規模的擴張。但現在，我國的要素稟賦條件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必須要加快從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向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二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新發展趨勢的需要，通過對標最新的國際規則，營造更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環境；三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大勢的需要。爲促進全球共同繁榮，提出中國的方案，提出經濟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