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的公安現場法醫，16年的DNA親權鑑定，看盡人間冷暖悲歡。”鄧亞軍近一年半沒有更新的微博上，寫着這句高度概括她人生經歷的簽名。

　　女法醫、女博士、“中國第一代DNA鑑定師”，鄧亞軍身上的小衆標籤很多，她本人也十分契合大衆對這些小衆標籤的想象：幹練的短髮、利落的西裝，簡單的無框眼鏡後面，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

　　“縱橫”人性考場十餘年，她是最公正的判卷老師。十幾萬張DNA鑑定報告“卷子”發下去，很多人拿到“不及格”。

　　她安慰、記錄，卻從不爲任何一人改分。即便那些人和家庭就此情感撕裂，人生崩盤，她也沒有絲毫動搖。

　　面對着那些高喊“你們正在撕碎理想和未來”的路人，鄧亞軍決定告訴他們真相——

　　親子鑑定這場“考試”只有一道選擇題，兩個選項，是與不是，自願報考。

　　“婚姻粉碎機”

　　“我們要做加急。”

　　北京中正司法鑑定所內，一個外地男人語氣平靜地提出需求。在他身邊的是扎着馬尾辮兒、同樣平靜的妻子，還有他們一臉懵懂的孩子。

　　作爲該鑑定所所長鄧亞軍的助理，趙佳悅瞭解這位客戶的情況：之前帶孩子做過一次親子鑑定，結果顯示並非親生，這次帶上妻子一起，是爲了再次確認，也是讓“死不承認”的對方現場見證。

　　普通的親子鑑定出結果需3個工作日，加急只需5小時，因此，趙佳悅很快又見到了這一家三口。只是和依然平靜的丈夫不同，妻子捂着臉站在一旁，馬尾辮兒被扎得亂糟糟，像是捱了打。

　　鑑定結果仍爲“不支持”。

　　不發一言的妻子拿着報告離開了鑑定所，趙佳悅跟了出去。站在高處，她看見她出門後點了一支菸，邊哭邊扶着欄杆下樓，腳步異常飄忽，“高跟鞋在走廊趿拉、趿拉地響，下三層樓恨不得用了十分鐘”。

　　喜歡故事的趙佳悅是一名優質的觀察者。在她的印象中，大部分客戶都像這位妻子一樣，在鑑定所時平靜如常，出門後開始崩潰痛哭。當然也有特殊案例：當場動手的、拿到否定結果“啪”把孩子扔到一邊的……只是這位所長助理見到的，遠不如所長鄧亞軍報告裏的多。

　　有十多年DNA親子鑑定經驗、做過的鑑定有十幾萬例，鄧亞軍早已對婚姻的破碎見怪不怪。面對來獵奇的網友和媒體，她可以講出各種令人驚掉下巴的故事。結尾時，她習慣淡定地補上一句“只有你想不到，沒有我們遇不到”。

　　鄧亞軍和很多同行都會堅持記錄這些故事。可當故事傳播開來，“熱心”網友的視線也開始轉移。

　　很快，與親子鑑定有關的一切都被貼上標籤。

　　千百句的謊言只一紙報告就能拆穿，數十年的夫妻出了門就能一拍兩散，有如此“神力”的親子鑑定機構被網友稱爲“繼產科手術室門外後的又一人性鑑別地”。在這裏，親子鑑定技術“只是證明瞭夫妻相互之間的不信任”，鄧亞軍等DNA親子鑑定師又名“婚姻粉碎機”。

　　鄧亞軍不認同這個稱號。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她神色自若，目光因爲高挑的眉毛更顯堅定：“後果不是我們造成的，我們只是用技術把結果公開化而已。我們沒有錯，鑑定機構也沒錯，錯的誰知道是誰呢？反正不是我們。”

　　“這不是亂倫麼？”

　　鄧亞軍所堅持的觀點與思路，與她的職業生涯一脈相承。

　　1996年，鄧亞軍從西安交通大學法醫系畢業。雖然當年選法醫專業只是聽了哥哥“公檢法鐵飯碗”的安排，但面對法醫和臨牀醫生兩個就業方向時，鄧亞軍還是果斷選擇了前者，成爲那個年代非常少見的女法醫。

　　在她的思路中，臨牀醫生有很多問題無法解決、很多環節不能參與，但法醫要做的事非常確定，確定死亡時間、確定致傷方式、復原死亡過程，三項工作，清晰明確。

　　所以，即便有時鄧亞軍參與的案子無法破獲，只要知道自己判斷的死亡時間、致傷方式和回溯的作案過程都和真實現場一樣，她就會覺得工作非常圓滿，“我的作用完全起到了，成就感爆棚”。

　　她向來喜歡這種確定性帶來的成就感。

　　畢業九年後，鄧亞軍在西安交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因爲此前爲了攻讀博士辭職，鄧亞軍不得不再次面臨職業選擇。第三方鑑定機構裏的法醫臨牀、法醫病理、法醫物證鑑定……她思慮再三，最終選擇了法醫物證鑑定中的DNA親子鑑定。

　　與上次一樣，她的首要理由依然是確定性：“法醫臨牀和病理太需要主觀的東西在裏面，在第三方鑑定機構裏，不如實驗室一是一、二是二來得好。”

　　鄧亞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05年是國內DNA親子鑑定技術發展的關鍵年份。講到此處，她像大學老師授課一般把這項技術的整個發展歷程進行了覆盤。STR、觸摸DNA……即便科普過無數遍，她的耐心和興奮程度也沒有打折。

　　總之就是在那一年，親子鑑定技術從公安機關走進了社會，鄧亞軍也從命案現場走進了DNA實驗室。老照片裏，那時的鄧亞軍留着長髮，穿着長裙，與現在完全不是一個風格。

　　入行的前兩年，鄧亞軍一度感覺三觀被顛覆。農村的老人帶着兒子兒媳來給孫子做親子鑑定，因爲兒子兒媳都有智力缺陷，孫子卻是個正常人。鄧亞軍本覺得這個理由有些牽強，可做完鑑定，結果顯示孫子真的是公公和兒媳的孩子。

　　“這不是亂倫麼？”

　　趙佳悅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和當時的鄧亞軍一樣大驚失色。然而此時此刻，她也已和鄧亞軍一樣司空見慣：“這種案例挺常見的，沒什麼新奇。”

　　從種馬名犬覆蓋到牛羊肉片

　　比起新奇，鄧亞軍更喜歡有挑戰的案子。

　　曾有一次，浙江省慈溪法院的法官委託鄧亞軍做一次“豪門”親子鑑定。案件很簡單：當地農村一位“鰥寡老頭”去世，留下了150萬元存款和一棟二層小樓。誰知這筆當年的“鉅額遺產”被老人的兩個妹妹和幾個外甥分掉後，從鄉下突然冒出一個三十歲的中年女人，說是老人的女兒，也要分遺產。

　　法院希望鄧亞軍鑑定女人與老人的親子關係，她一口應下。

　　但棘手的部分是，老人的屍體已經被妹妹火化，無從取證。無奈之下，鄧亞軍只好給女人和老人的妹妹做了親緣關係鑑定，並沮喪地交給法官一個不確定結論。“根據遺傳學，姑侄關係是無法完全確認的，技術受限，這件事只能靠法官走訪了。”她仍有遺憾。

　　這種無法帶來成就感的不確定結論，正是“技術控”鄧亞軍工作的最大壓力源。

　　DNA親子鑑定領域有多少難題懸而未決？誰也無法給出準確答案。

　　事實上，DNA親子鑑定的客戶類型很廣泛，懷疑妻子出軌的丈夫們只是冰山一角。經常拿出陳年舊案委託的公安機關、懷着孕想知道孩子父親是誰的年輕女孩、需要補辦出生醫學證明的二胎、改落戶信息的“北上廣預備役”、甚至還有貓狗牛羊的主人，都是行業的難題製造者。

　　要解決這些客戶的問題，就必須在追蹤到新技術時立刻實踐——實驗室裏埋頭十幾年，這條解壓祕訣鄧亞軍屢試不爽。

　　在最不熟悉的哺乳動物親子鑑定領域，她曾帶領團隊“從牛做起”。“之前有先進的技術，但只能鑑定母牛和小牛的親子關係。我們通過設計牛的STR，完成了公牛和小牛的親子鑑定。”

　　打開動物類的口子後，鄧亞軍的團隊收到了千奇百怪的鑑定需求，鑑定對象從種馬名犬覆蓋到牛羊肉片。“最離奇的是，陝西省的交警曾來鑑定一隻被車軋死的兔子，他們排查出兩輛嫌疑車輛，讓我們通過車上沾的兔子肌肉組織確定肇事者。”如今說起這件案子，鄧亞軍依舊興趣盎然。

　　可當被問及“還對哪些離奇的案例印象深刻”時，鄧亞軍語氣中的輕鬆消失不見。

　　“親生閨女和親爹生孩子，太違反人倫了。”鄧亞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是自己從業以來最不能接受的案子。一想到那幾個人居然還因爲誰出孩子的撫養費對簿公堂，她就感到崩潰。

　　最先進的技術，鑑定出來的居然是最不堪的結果。

　　希望

　　其實鄧亞軍一直很清楚，那些自己無法控制的“情緒”，早就隨着思想開始生根發芽了。

　　她把故事的時間線推向爆發之前——

　　有位丈夫和妻子個子都不高，兒子長得高被鄰居拿來開幾次玩笑，丈夫就走了心，帶着孩子來鑑定；有位丈夫和好朋友過年喝酒，朋友酒醉說一句“你兒子是我的”，丈夫揍了朋友一頓，卻還是因爲心裏彆扭來做鑑定。

　　幾句打趣，就能埋下懷疑的種子。而生命力頑強的種子，一篇報告完全攔不住。

　　曾有一位穿着體面的老紳士來做親子鑑定，結果顯示孩子是他的親生骨肉。面對這個好結果，老人翻了臉：“我沒有生育能力，怎麼會有孩子！”

　　“他去上海、南京、浙江的親子鑑定所，結果都和我們一樣”，鄧亞軍說：“可他還是不信，說我們機構間彼此認識，我們有可能串通結果。”

　　可她還是做不到冷眼旁觀。

　　幾年前，在湖北衛視的真情幫扶類節目《大王小王》中，鄧亞軍幫助草根明星山楂妹尋母，當在場所有人都堅信臺上的老婦就是山楂妹的母親時，鄧亞軍給出了“不支持”的鑑定結果。

　　節目現場哭成一片，一向情緒穩定的鄧亞軍也推開眼鏡抹起淚來。

　　經這一電視節目尋親的人中，很多人最後都沒有找到自己的家人。在鄧亞軍看來，這是一種遺憾，但她同時抱有希望，“我總覺得他們還有希望”。

　　趙佳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鄧亞軍在生活中是一個特別熱愛生活的人。跑馬拉松、上電視節目，帶着員工玩，是樂觀主義。鄧亞軍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包括在工作上。

　　那些爲自己埋下悲劇種子的人，她還能列出無數個典型。但她依然相信愛情、親情，相信思想的進步，因爲她從不把親子鑑定當做傳遞信念的介質。

　　自入行以來，親子鑑定於她而言，始終是技術工作、科學研究。即便要下一個感性的定義，她也沒有用“人性煉獄”這樣的字眼。

　　人性是人的事。

　　親子鑑定只不過是“讓你更加客觀、更加平等地去看待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