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教產業成爲資本市場的“盛宴”，幼兒教育成爲“最昂貴的教育”。在利益的驅使下，幼兒園的贊助費、捐資助學費、空調費等層出不窮。

　　在教書育人和投資收益之間，能不能有錢賺，能賺多少錢成爲民間資本的首要考慮因素。也正因爲如此，民辦幼兒園中食品、設施等安全問題頻發，甚至一再傳出虐童事件。

　　幼兒園教育，對人的一生至關重要，對開發智力、培養習慣和促進身心健康等影響深遠，同時也爲學校教育和終身教育奠定基礎，是關係到人口素質提升的大問題。

　　2018年，幼教行業迎來史上最嚴新規，證券化之路被封死，民辦幼兒園開始謀求轉型，進入2019年，紅黃藍宣佈更名，並收購新加坡一民營兒童教育集團約70%的股權.......

　　文件出臺學前教育普惠化

　　2018年11月份，一份名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綱領性文件，爲未來20年的學前教育行業定下了基調：政府將堅持對這一領域的主導權，提升普惠性幼兒園的覆蓋率，並“遏制過度逐利行爲”。

　　《意見》的關鍵性治理措施中，對於公立及非營利性幼兒園，社會資本通常用於控制它們的商業手段被逐一禁止，“兼併收購、受託經營、加盟連鎖、利用可變利益實體、協議控制”均包括在內。對於營利性幼兒園，政府提升了開辦門檻，要求取得“省級示範園資質”，並切斷了營利性幼兒園開展直接資產證券化的路徑，禁止其上市。

　　2018年11月15日，國務院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提出，民辦幼兒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爲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

　　2019年1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小區配套幼兒園應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辦成公辦園或委託辦成普惠性民辦園，不得辦成營利性幼兒園，對已經開辦的營利性幼兒園，將在2019年9月底前完成相關手續。

　　兩份文件的出臺，確定了學前教育“公益化”、“普惠化”的發展方向。各大早教中心紛紛開起了托育班； 而紅黃藍也開始轉型，副總裁張帆將紅黃藍定性爲0-6歲綜合性早期教育服務提供商，其中包括四大事業版圖：親子早教、幼兒園、托育中心、家庭及素質教育。

　　托育市場剛需

　　政策逐步出臺，上海作爲第一個喫螃蟹的地區，陸續誕生了63家通過審覈、拿到政府告知書的托育機構。 爲何上海的托育市場能夠先行？是因爲上海市婦聯2017年初進行的調查證實了本地需求：88％的上海戶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務，上海有超過10萬的2歲兒童需要托育服務，而上海市集辦系統與民辦系統合計招收幼兒數僅爲1.4萬名，缺口巨大。

　　究竟何爲托育？托育是一種母職替代性公共服務，託兒所、商業托育中心只是托育的一種形式，托育還包括家庭式照看，祖輩或保姆照看，臨時照護點等。

　　世界各國都存在着託兒所和幼兒園概念劃分，而這種劃分多依據幼兒的年齡。“我國把0一3歲歸爲託兒所，3一6歲歸爲幼兒園。託兒所以兒童照顧和看護等保育爲主，幼兒園則偏重學前教育。”劉中一進一步補充道。

　　2018年4月28日，早教行業迎來了轉折點。上海市在全國率先出臺“1+2”文件，開始對托育進行監管，明確場地、設施設備、運營服務等內容。

　　此次政策出臺後，托育機構准入門檻開始提高，上海市婦聯算了一筆賬，托育機構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兩項支出已佔運營總成本的70%-80%以上，開辦前兩年虧損情況較常見，一般4-5年後才盈利，產出投入比和利潤率較低。事實上，有上海的托育機構知情人士反映，300平的場地無法分割出更多教室，只能招收一個班20個孩子。

　　托育是一門好生意麼？

　　事實上，市面上的衆多托育機構，都很難達到上海出臺的托育機構標準。“有不少托育機構都是早教中心轉型的，在通風、衛生等方面都遠遠達不到要求。”宮照偉指出：“一旦政策落地，這些機構都將面臨洗牌。”廣證恆生在其研報中也指出，若早教不屬於政策規定的“托育”範圍，則可能存在部分地區不允許托育與早教同時發展的風險。

　　除了政策的風險外，目前托育行業魚龍混雜，存在諸多痛點。一位四川的托育從業者就表示：“最爲頭疼地便是缺乏專業的托育從業者。”藍鯨教育瞭解到，諸多托育機構的保育員育嬰員，大多是幼教從業者，或者是一些護士直接轉，培訓七天到十五天左右就直接上崗。“然而，專業的托育人員要求，甚至比幼兒園教師的要求還要高。”宮照偉表示。

　　而在愛樂祺董祕張麗看來，托育行業進入的門檻低，唯有持續以自身品質服務的發展爲根基，着眼於當今社會切實需求，如果把這些領域做好，其實是個很大的盈利點。作爲服務性機構，機遇與挑戰歷來並行。

　　來源：藍鯨教育、億歐、香港財華社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