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生態環境部首次對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的地表水質情況進行“倒排名”——環境部官網曬出一份“黑榜”，逐個列出水質倒數第一名至倒數第30名城市、以及水質治理效果最差的30個城市。

生態環境部5月7日發布一季度地表水質情況“倒排名” 來源：生態環境部

這一倒排名、曬黑榜，從而“倒逼”地方治水動真格的做法，讓不少上榜城市感受到明顯的壓力。

察時局關注到，倒逼機制之下，多地採取了“非常舉措”：有的省份負責環保的副省長立即約談了“上榜”城市副市長；有的省份則明確將啟動問責機制，並啟動“明察暗訪”推動治水措施落到實處。

遼寧省共有14個地級市，在5月7日生態環境部公佈的2份涉水質的倒數排名中，遼寧省有7個城市排在其中，是全國水環境問題突出的省份之一。

5月10日，這7個城市主管環境保護的副市長被遼寧省負責生態環境的副省長約談。遼寧省生態環境廳水生態環境管理部門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約談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督促排名靠後的城市迅速查明原因，採取措施盡快扭轉這一局面。

這位負責人告訴察時局，這份排名並未提前透露給遼寧省，“大家都是同步通過環境部官網、媒體報道知道的，感覺壓力非常大。”

事實上，遼河流域水污染問題，早已擺在遼寧省官員的面前。

2015年4月印發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水十條”），對各流域的水質治理提出要求：到2020年，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等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達到或優於Ⅲ類）比例總體達到70%以上。

2016年，遼寧省制定的《遼寧省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中則進一步要求：到2020年，全省河流劣Ⅴ類水體比例控制在1.16%以下。

據上述負責人介紹，今年以來，遼寧省把“突破水”工作擺在更重要的位置。3月25日—26日，遼寧省省長唐一軍帶隊對遼河進行全程巡河，查看河流污染程度、不達標的位置和原因；其後，又召開省長辦公會研究遼河綜合治理、並制定《遼河流域綜合治理總體工作方案》。5月份，就遼河流域綜合治理，遼寧省委、省政府還專題召開動員大會，啟動“治水攻堅戰”。

此次環境部將遼寧省地表水水質“家底”公之於眾後，該負責人直言，“全省生態環保系統壓力都很大，大家都在努力改變這個情況。”

據介紹，經過10日這場高規格的約談，遼寧省要求水污染治理成為各市黨政一把手“親自抓、總負責”的工程。目前，7個市也已將整改方案上交，省級領導親自掛帥的7個專項督察組將7市的整改進度納入日常督察，每月調度、匯總、梳理問題，加快推動問題解決。

到2020年，遼寧是否能夠如期實現治水目標？該負責人坦言：“形勢嚴峻、任務艱巨，但必須傾盡全力背水一戰，交一份合格答卷。”

這是生態環境部首次公佈全國地表水國考斷面排名。

在5月份生態環境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生態環境監測司司長柏仇勇介紹，水質排名從今年一季度起，將每季度開展一次，以此保障公眾知情權、同時推動社會監督、倒逼地方發力。

察時局關注到，“黑榜”上有7個城市上榜的山西省所面臨治水壓力甚至比遼寧更大。山西共有1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此次排名中“拖後腿”的7個城市分別是呂樑、晉中、臨汾、太原、大同、朔州和長治。

排名公佈的兩天後，山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通知，對水環境質量差的呂樑市、水環境質量改善緩慢的朔州市進行“區域限批”、“掛牌督辦”。

圖片截自山西省人民政府官網

這也就意味着，在“掛牌督辦”期間，將全域暫停受理、審批除民生項目與節能減排項目外的新增水污染物排放建設項目的環評文件，治水成為該地市的首要任務。

按照要求，兩市需要在5月底前提交整改方案，每半月匯報一次進展，直到完成整改並通過綜合驗收後才能“銷號”。

在此壓力之下，排名倒數第一的呂樑市提出系列整改舉措，並明確“爭取第二季度水環境質量退出全國後10位”的目標，呂樑市委書記、市長出任專項行動整治領導組的組長。

察時局關注到，幾乎每個“上榜”城市，都採取了類似“非常手段”。

甘肅省慶陽市在水質排名中為倒數第19。排名公佈後，該市領導先後集體約談流域水污染防治涉及的有關縣（區）和部門、暗訪和現場督查水污染防治情況。該市領導提出，發現問題將“一次預警通報、二次提請約談、三次移送追責”；還將採取明察暗訪、媒體曝光等方式，對生態環境問題整改工作進行跟蹤檢查，對工作推進不力的要堅決追責、嚴肅問責。

再如甘肅武威，還提出開展水污染防治工作“專家行”，組織資深專家就部分市地存在的突出問題開展調研，現場“把脈會診、開方下藥”。

水質排名倒數第11名的河南鶴壁，更是放出狠話：黨政主要領導將親自過問治水中的重大問題，將綜合運用按日連續處罰、限產停產、移送行政拘留等環境保護法配套手段，依法從重查處各類環境違法問題；“樹立獎優罰劣的鮮明導向，幹得好就獎，幹不好就罰，獎就獎得心花怒放、罰就罰得心驚肉跳。”

透過環境部的首曬水質“黑榜”的動作，不少地方和企業嗅出其中信號：今年的治水力度，已接近此前的“藍天保衛戰”。

為何水污染防治在今年動作頻繁？

一個背景是，2015年公佈的 “水十條”曾提出若干階段性目標，其中最近的目標是：到2020年，全國水環境質量得到階段性改善，污染嚴重水體較大幅度減少，飲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續提升等。

生態環境部水生態環境司司長張波也曾向媒體談到，2019年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關鍵一年”，今年要全面推進水污染防治的“標志性重大戰役”。

就此，廣州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王筱虹也告訴察時局，在我國的環保工作中，地表水水質問題是中心工作之一。從“水十條”的發布即可看出，治水正從此前的“重點盯點”向“全面關注各大流域水系體系環境質量”轉變。

“最開始發現污染事件時都是盯着排放管道等路徑，想辦法把它堵在生產源。但並不是排放達標就沒有環境問題了。”王筱虹舉例稱，水體的恢復如同養胃病，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因此需要從治理理念上轉變，不能單純地看排得多或排得少，更要雙管齊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常紀文也曾公開指出，水環境治理和大氣污染治理都很重要，公佈水環境質量排名是借鑒大氣污染防治的經驗，倒逼地方政府重視水環境的治理。

王筱虹對此表示認同，“排名會給各級地方管理部門帶來壓力，會想辦法去把事做好，尤其是地方的父母官。”

但她同時也指出，應該綜合評判排名。“可能有些排名靠前的城市經濟不那麼發達，意味着沒有過多開發當地環境資源，變相保護了環境質量。只要維持現狀，或者再改造一下、加強執法，就可以保障一個好的質量；而排名靠後的城市可能由於歷史欠賬，工業結構，甚至是一段時間內降雨量不足等原因致使排名不好。”王筱虹說。

壓力不斷加碼後，地方政府要怎麼做纔能有效改善地表水環境？

專家建議，地方政府應將生態環保工作和當地經濟發展規劃相銜接。“過去地方領導可能只拿出1%來考慮環保工作，而99%去關注民生問題。比如一個工業園區在一開始佈局的時候就只考慮經濟作用，而不考慮環境影響，最後可能要用10%的精力去‘擦屁股’。”王筱虹表示，地方政府除了“還欠賬”之外，更需要將環境問題納入經濟結構佈局中考慮環境問題，從源頭上減少不必要的污染，最大程度避免新的環保欠賬。

此外，她還建議將當前各行業對污染控制的清單和標準進行適時調整，“產業結構變了、生活方式變了，生產方式和技術水平也變了，產生的污染物名錄肯定不一樣。這方面要朝前走一點，做好預判，避免措手不及。”

隨着“水十條”第一階段目標的實現進入倒計時，地方政府能否如期完成水質改善的任務、如何改善，各界拭目以待。

文/李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