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世紀30年代初，中華大地烽煙四起，戰事一觸即發。爲避免故宮文物在戰火中受損，曾有一羣以保護文物爲己任的故宮人，護送文物一路遷徙。

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的一段崢嶸歲月，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段文化抗爭歷史。故宮文物自北平、上海、南京而輾轉於西南諸省，歷時十餘載，行程數萬裏；從守護森嚴的皇家宮殿移往華洋雜居的租借洋房，從鋼筋鐵骨的保存庫移入軍民共守的山間洞穴和鄉野祠堂。

其間，故宮文物並未就此塵封，而是擇選精華，遠赴英國倫敦、蘇聯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展覽，使西方人士得見中國藝術之偉美，引起各國民衆對中國抗戰之同情。走過烽火年代，故宮文物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創造了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偉大奇蹟。故宮文物南遷譜寫了一曲文化抗戰的壯歌，鐫刻着幾代故宮人悲愴而富有溫情的文化擔當和家國情懷，承載着深刻而意味雋永的國家命運和民族記憶。

今天，那段歷經戰火硝煙、顛沛流離的歲月已被塵封進歷史，“美術副刊”版將以連載的形式爲讀者揭開那段塵封的往事，呈現那段承載着國家文化命運的動盪歲月。

烽煙繼起 國寶危難

1931年9月，日本策動“九一八事變”，並佔領中國東北三省。戰事一觸即發，北平市內的文物該何去何從？北平地方政府高度重視文化機關及其古物的保管問題，故宮博物院亦就古物安全籌謀對策。1931年12月3日，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請行政院，擬設臨時警衛處，統一管理和調度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和歷史博物館的警衛力量，以保護古物安全。12月15日，行政院令準北平故宮博物院設立臨時警衛處，處長由總務處長俞同奎兼任，副處長由古物陳列所主任錢桐兼任。

1932年初，日軍又發動“一·二八事變”，上海規模較大的文化機構，如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以及各公私大學等，均遭到轟炸焚燬，古籍損失難以計數。同年2月起，故宮博物院各館處着手撤收各殿內所陳列的重要古物，集中人手從事古物包紮、編號造冊及裝箱工作，並送入新建的延禧宮防火險庫房保存。

及至1932年8月，日軍進犯熱河，榆關告警，平津形勢日益危險。故宮博物院呈文行政院，擬議將故宮古物精品遷移至北平東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區域保存，並提議在南京設立故宮分院以保存古物。古物陳列所主任錢桐亦急電內政部，呈遞《古物陳列所擬具國難期內應付非常事變計劃》，擬議擇選部分古物精品，送東郊民巷六國飯店地窖保存，並計劃在院內空地挖掘地窖，以備存藏金屬、陶瓷等古物珍品。

北平故宮博物院就文物保護事宜向上級單位呈文?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未雨綢繆 國寶南遷

面對“遼東變起，瀋陽四庫全失；申滬烽煙，南地圖書盡喪”的現實，社會各界人士亦十分擔憂故宮古物安全，紛紛致電故宮博物院，建議選擇精品，遷移到安全的地方。多奇雲致函故宮博物院，稱日本軍隊如果繼續南下，北平就可能成爲戰場，建議故宮博物院未雨綢繆，採取措施，把文物運到安全地方。王維駰致函易培基，要求故宮博物院“迅將院內寶物，擇尤移置，以保數千年遺下之國粹”。此時，中央政務會議竟傳出“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用於購買500架飛機”的決議。此議一出，各界人士大感駭異。易培基急電張學良、蔣伯誠和張羣，稱“故宮所藏，關係全國文化，中外觀瞻所繫”，請其設法保全故宮古物。

如何保管故宮古物？是就地保管，還是遷存他處？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輿論紛紛。北平文教界學者認爲，“孔廟的石鼓，中央研究院的殷商甲骨，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漢代木簡，北京大學的元代壁畫，北平圖書館的四庫全書、敦煌經卷及其他善本書籍，天壇皇穹宇的樂器，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無上價值的珍品，當得上國寶的稱號。至於故宮和古物陳列所的建築及其寶物，尤其是全世界各國博物院所仰望不到的”。這些文化物品“足以表揚國光”“是國家命脈、國民精神寄託之所在”“是斷斷不可以犧牲的”。他們建議國民政府從北平撤出軍備，使其成爲一個不設防的“文化城”。

聽聞故宮古物要遷地保管的消息，北平市自治區各公所及商會提出反對意見。他們認爲，“故宮古物爲北平生命所繫”“與繁榮北平市面亦有極大關係”，如果故宮古物決議遷地保存，無異於遺棄北平民衆。他們聲明“無論何種會議，倘有議決將故宮古物運往他處，或繼續變賣，及種種損害故宮古物，違背上三項原則者，本市人民絕對不能承認，並盡力阻止其實施”。周肇祥認爲，“古物與地方繁榮有關，而歷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複合”，組織北平市民衆保護古物協會，強烈反對故宮文物南遷，並揚言要武力阻止。

爭議尚未統一，籌備亦欠周全。1933年初，榆關失陷，平津屏障盡失，華北局勢愈加險惡。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擇選重要物品南遷。行政院下達訓令，決議故宮文物運送上海保存。文物決議南遷之時，各方反對意見更趨激烈。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長嚴智怡認爲，“北平爲累代文化中心，一切古物與建築、文獻、圖書，互相輝映，息息相關”，在國家危難之際將故宮文物運出北平，將會“寒國人之喁望，逞強敵之覬覦，危累世之蓄積，散僅存之文物”。

1933年1月25日，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召開臨時會議，決議首批文物定於1月30日起運。受北平市民衆保護古物協會的影響，裝運文物的工人舉行罷工，首批文物起運遇到阻擾。易培基請北平市長周大文出面，約請各團體及人士，申述“政府維繫古物之苦心，遷地爲良之必要”。經多次協商無果和屢次起運受阻之後，易培基急電行政院宋子文，請嚴令拿辦周肇祥。爲故宮文物安全起運，宋子文電令周大文，請其以“煽動羣衆，擾害治安”暫時拘拿周肇祥，並勸解民衆：“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

1933年2月6日晚，首批故宮文物2118箱由午門出天安門，運送至正陽門西車站。2月7日晨，首批文物離開北平，北平故宮博物院派簡任祕書吳瀛負責押運。北平憲兵司令部派兵士100名、故宮博物院派警衛10餘名，隨車押送文物，以確保文物安全。爲避免天津站日軍的襲擊，火車經平漢、轉隴海、回津浦線南下，沿途所經當地政府均奉命派軍警分段護送。

1933年2月7日，文物箱件集中在故宮太和門廣場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一波三折 暫落滬寧

然而，計劃不如變化快。文物抵達浦口之時，國民黨中政會議通過了張繼關於故宮文物分運洛陽與開封的提案。行政院主張遷往上海租界保存，中政會同意移運洛陽、開封保管。這批文物到底應該存放於何處？國民政府一時難以決定。因事出倉促，南京也無法爲兩千餘箱文物騰出合適的儲藏空間。文物列車只能在浦口火車站停留候命。吳瀛只得設法從軍政部借調官兵500人，日夜駐守浦口火車站。及至1933年3月，宋子文回南京召集臨時中政會議，決定將古物、圖書遷往上海，文獻檔案存放在行政院大禮堂。

抗戰時期故宮文物遷徙路線示意圖?北京語言大學江騰嬌繪製

如此一波三折，全國民衆更焦心故宮文物的安危。文物由寧轉滬，國民政府不敢懈怠。1933年3月4日，滯留浦口車站的1064箱文獻暫存南京，1054箱古物、圖書，由招商局所派江靖輪裝載，自浦口碼頭遷存上海。爲慎重起見，行政院另派參事、書記官數名，隨船押運，南京憲兵司令部特派機關槍一連，隨輪戒備。3月5日，文物安抵上海市招商局金利源碼頭，並安全存入愛多亞路天主堂街26號仁濟醫院大樓。文物抵滬時，金利源碼頭上戒備森嚴，上海市公安局偵緝隊和水巡隊佈防警戒，警備司令部和法租界巡捕房維持秩序，外灘馬路斷絕交通，實行部分戒嚴。

1933年2月至5月間，故宮博物院文物分五批南遷上海，總計13427箱又64包，分別是古物館2631箱、圖書館1415箱、文獻館3773箱、祕書處5608箱又64包。此外，隨故宮文物南遷的還包括古物陳列所文物5414箱、頤和園文物640箱又8包8件以及國子監石鼓11箱，共計6065箱又8包8件。

故宮古物圖籍，多爲珍貴稀有的藝術品，或有價值的歷史遺存，寄存於黃浦江畔簡陋堆棧之中，難免遭遇潮黴的侵襲，亦會飽受煤煙的污染。故宮文物遷存上海之初，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即有在上海或南京籌設博物院分院的提議。及至1934年4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推舉蔡元培爲理事長、馬衡爲院長之際，理事顧頡剛函請將存滬圖籍檔案遷移南京或蘇州留園保存，並提議在京、滬、蘇、杭等地設立博物院分院，公開展覽文物。理事會決定在南京修建保存庫，力求找尋環境適宜、面積寬廣的地點。經理事會多次討論商議，國民政府教育部將金陵名勝朝天宮劃歸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作爲設立南京分院及建築保存庫的地點。

1935年10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選定華蓋建築事務所設計圖樣。經建築專門委員朱啓鈐、汪申、樑思成審覈，南京分院保存庫樣式仿承德外八廟須彌福壽之廟的大紅臺而採用中國式建築意味，建築材料採用鋼筋水泥以求堅固安全。因慮及戰爭局勢，建築南京分院及保存庫委員會決定在適當地點建造防空密庫。據此，華蓋建築事務所趙深、陳植、童寯多次修改設計圖稿，在保存庫三層建築的基礎上，選擇北部高地設計建造一處地下防空密庫。

1936年9月26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落成，蔡元培、翁文灝、馬衡等30餘人參加落成典禮。新落成的保存庫“皆用鋼筋混凝土造成，一切設備皆採用最新方法，並有調節空氣設備，以調和庫中空氣之冷暖燥溼”，是當時首都南京的重要現代建築。

1936年12月8日至22日，存放在上海天主堂街及四川路兩處庫房的文物箱件，先由汽車裝載運至麥根路車站，再經京滬鐵路運抵南京下關火車站，最後由汽車轉運至朝天宮保存庫。1937年1月1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編制庫房規則，繼續文物點收，並策劃陳列展覽。

（徐婉玲，作者系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