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各地羣衆前往西昌市火把廣場向撲火烈士敬獻鮮花。

　　視覺中國供圖

　　和採訪對象喫完一頓飯後，我到購物中心樓下買了杯奶茶。吸着甜得發釅的奶茶，我幾乎要爲我這一刻的滿足慚愧：剛剛揮別的採訪對象李浩，在去年的普吉沉船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女兒、岳母。

　　帶着愧疚感，我在當晚看到四川涼山西昌“3·30木裏縣森林火災”犧牲消防員報道時，突然下定決心：我要去。

　　最近兩個月，我接手了不少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從紹興小夥爲了拍攝“快手”視頻跳河身亡，到埃塞航空空難，到普吉海難回訪，再到如今的西昌烈士，某種程度上，我其實不堪重負。

　　我們每個人都將面對死亡。和解與放下，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之一。

　　如何描述巨大的悲傷

　　這些年，我寫過不少與“死亡”有關的題材——臨終關懷、死亡教育、人大代表的“安樂死”建議；探訪過中華遺囑庫，知道老人們在面對沉甸甸的死亡時，最放不下的是什麼。

　　我去過地震、爆炸、沉船這樣的重大突發事件現場，寫過不下五六十位逝者故事。有人一直希望我去寫寫“藍色錢江縱火案”中的男主人林生斌。

　　這太難了。假如我見到林生斌，我能問他些什麼呢？面對着他人巨大的悲傷，我的職業身份有時無法成爲我的鎧甲，身份下的那個人，也是無力的。

　　今年3月25日，因導師不端而自殺的研究生陶崇園離開一週年了。同行的報道里說：一些人的訴苦是小動物在悽風冷雨中瑟瑟發抖，需要人抱進懷裏取暖，而另一些人，他們訴苦像強颱風過境的清晨，一面哀嘆雨驟風疾、損失慘重，一面已經準備好收拾殘枝敗葉了。

　　我覺得，大概有些悲傷，像看到春天的枝頭，冒綠芽了，要開花了，天氣暖得要把笨重的外套一層層剝下來，可你滿眼卻只有那個逝去的冬天。

　　記者如何面對逝者與生者

　　這兩天在西昌，看見眼淚匯聚成海。來自烈士們永失所愛的至親，來自與他們朝夕相處的兄弟，來自與他們素昧平生的市民。

　　我一直沒有哭，可是在稿子完成的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難過。那天下午，我剛剛採訪完一位倖存消防員，他一屋子的室友犧牲了一半。眼淚是尖銳的、不顧一切的。而我的難過像是鈍重的襲擊，它無聲無息，卻讓人毫無防守之力。

　　採訪對象們常常和我說起他們的夢，也往往引出他們不可抑制的眼淚，常常讓我手足無措。我總覺得，記者這個職業真殘忍無奈啊。把傷口和淚水坦蕩給一個陌生人，該是多大的信任，可我能帶給他們什麼呢？

　　大概是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同行告訴我，他採訪過一位死者家屬，家屬當時很不滿，可是過了些時日，家屬反而問他們索取報紙，想留作紀念。

　　這是一個普通人最後的記錄，同樣易碎的新聞作品，在某種程度上，給一個生命畫上了不朽。

　　我們記錄，是因爲我們悲憫、唏噓、痛惜，並相信這種情感普世共情；或得到某種鼓勵和警示，好讓後來者不帶遺憾地前行。我們打撈沉沒的記憶，不是爲了重揭傷疤，而是相信再渺小的生命也值得被書寫，就像電影《尋夢環遊記》裏說，遺忘纔是真正的死亡。只有被惦記的靈魂，才能踏上花瓣橋和家人重聚。

　　想到這裏，我大概也能和自己和解。

　　他們能放下嗎

　　面對親人的離去，怎麼才能和解與放下呢？這是一道每個人不想面對卻終將直面的難題。我們總要面對，那除卻極端的歡喜與悲傷外，填補人生大部分時間的平淡與庸碌；我們也總要面對，心靈上的至暗時刻。更不用說，那些目睹至親離世帶來的真正內心崩塌。

　　那羣在轉場時遭遇爆燃而犧牲的西昌烈士，他們平均年齡只有23歲，平凡而普通，有憧憬和夢想，有煩惱和迷茫，同樣也有人性的瑕疵。我在寫作時，想把英雄們還原成一個個真實的人。

　　他們得到悼念，極盡哀榮，但如果可以選擇，他們以及他們的親人，或許不會想以這樣一種慘烈的方式被銘記和感念。

　　一位倖存的消防員跟我說，當他告訴母親自己同寢室的戰友犧牲了一半時，母親在電話那端哭到腿軟。他不敢想象，如果他也衝進了火場，母親會怎樣。

　　就像那位在兒子的遺像前反常地笑着，誇兒子是“好樣的”父親，生命的逝去，無論哭着或笑着面對，都重如千鈞。

　　已經有些微小的現象，在這些生命逝去後顯現。就像那些出現在西昌、杭州、四川宜賓、廣西百色等地，市民們送給消防隊的礦泉水、牛奶、外賣奶茶，不願具名的市民寫下：“致和平年代最可愛的人，願你們每次都能平安歸來。”就像還有人，會冷靜地深思消防員的職業化之路和森林防火的技術升級。

　　生命該怎樣延續與告別

　　生命怎樣延續？有時，它的鐵律令人不得不敬畏；有時，它峯迴路轉，柳暗花明。

　　這個清明節前，不聽勸阻、賭命生子的吳夢離開了。2018年，曾爲她主刀的全國肺移植專家陳靜瑜發表感言：“完成世界首例肺動脈高壓產婦肺移植，但今後永不再有。”在天津爆炸中犧牲的消防員蔡家遠的母親，時不時給我發來一張她小兒子的照片。在43歲的高齡，她選擇試管再生育。她最終得到一個孩子，她相信，這是犧牲的兒子回來了。

　　也有一些離開，大概能令人暫得安慰。我曾回訪過寧波的牽手夫妻，兩位年過九旬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牽手作別；還有一篇，每次我寫與死亡相關的選題，總會拿出來再看一遍的，前南方都市報記者馬金瑜的《爲父親作最後選擇》：當浙大一院毒理專家陳作兵面對身患惡性腫瘤晚期的父親，沒有選擇“積極”的治療方案，而是尊重父親的意願，讓他平靜離開。78歲的父親最終回鄉，安度最後歲月，他種下青菜和南瓜，留給自己的孫女喫。

　　死亡有一萬道門，讓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各自離場。

　　清明，好像也只有這一個與死者有關的節日，我們才肯停下來，思考一下這沉甸甸的命題。

　　但無論如何，願你我，敢於面對生命的逝去，更勇於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