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配得上稱「朱子」？
如題！
朱熹當然配得上，將格物致知系統化就可以封神。如果沒有滿清扼殺文化，那麼朱熹就是中國科技哲學的奠基者。先搞清楚理學是什麼吧，很宏大，並不僅僅限於道德。
民國初期那幫人什麼都反，唯獨不敢明反理學，因為反理學，研究他的人就會更加多，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那批理學家就會打他們的臉，不是學問的問題，是亡君了。
所以歷來只敢把兩千前的孔子拖出來背鍋。對理學是暗殺。
無恥的文人，那個時代都不缺，同樣求實的學者也不缺
你要想想，那些民國文人都懂中國文化，理學影響了中國七八百年，如果要討伐該把朱熹釘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拉出孔子背鍋。不敢，因為大家深入瞭解就知道理學宏大恢宏，是中國科技崛起的火種，被滿清掐滅了。亡天下了。從而只敢用風聞言事和野史來黑朱熹，但是讀正歷史，你就會發現用風聞言事黑朱熹，其實挺無恥。
下面是我的引文
從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科學」
樂愛國(廈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在儒家文化作為主流的中國古代沒有「科學」這一概念；「科學」一詞在中國出現，概是近代的事。然而，「科學」這一概念在中國近代形成又與儒家文化密切相關，實際上源自於儒家的「格物致知」；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的演變，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
一
「格物致知」源自《禮記·大學》的「三綱八目」，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寫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宋代理學家重視《大學》，於是，「格物致知」成為理學家的重要概念。程頤、程顥講「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1]；「『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2]。已經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確地說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3]他還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4]「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蹺，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5]據《朱子語類》記載，這兩段文字，一為楊道夫於「己酉（1189年，朱熹59歲）以後所聞」；另一為徐寓於「庚戌（1190年，朱熹60歲）以後所聞」。
然而，朱熹也曾說過：「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6]朱熹的此段文字與他以上的言論似乎是有些矛盾。據當今學者陳來先生所著《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朱熹的〈答陳齊仲〉寫成於「丙戌冬」，為1166年，朱熹當時為36歲。[7]
從以上朱熹的言論可以看出，朱熹早年並不贊同格自然之物。但是從他晚年的言論看，朱熹是完全贊同格自然之物的。不僅如此，朱熹還是格自然之物的實踐者。他較為重視科學，並積極地研究科學。[8]這實際上為後來從「格物致知」發展到「科學」開闢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陽明將「格物」詮釋成「格心」，認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9]；而且，他還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勞思致疾來譏諷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並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10]反對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時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後的高攀龍、王夫之、陸世儀、張履祥等理學家則繼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問」中說：「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闢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於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11]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滿於無垠，周匝於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於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12]
明朝末年，東林學派的高攀龍發揮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說，主張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認為，「天下之理，無內外，無巨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13]。他還與顧憲成討論格物，並且說：「先生雲：有梅於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桃於此，花何以紅？實何以甘？一則何以沖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稟，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後，蓋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雜然不齊，良有以也。」[14]高攀龍認為，天地間雖存在著總的規律，但萬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規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還明確地說：「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15]顯然，他主張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更是明確地把方以智的「質測之學」詮釋為「格物」。王夫之曾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16]密翁，即方以智（西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17]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與科學聯繫在一起。
與王夫之同時代的理學家陸世儀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18]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於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19]
這一時期的理學家張履祥「初講宗周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踐履篤實，學術純正。大要以為仁為本，以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20]。他認為，「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21]；同時，他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多有發揮。他說：「致知者，所以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豈非好言精微，反遺卻平實。」[22]張履祥認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於「力行」。為此，他還強調「當務經濟之學」，這就是：讀有用之書，不可當不著實際的學究；學更重在做功夫，躬行實踐，不尚空談；要留心世務，學以治生為先，即要經世道濟民生。[23]他還說：「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24]可見，他的「力行」、「經濟之學」還包括農業生產的耕耘之類。
由以上可見，朱熹之後有不少理學家實際上繼承和發揮了朱熹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
與理學家把自然科學包括於格物致知之中的同時，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早在宋元時期就開始把科學與「格物致知」聯繫在一起。
作為金元醫學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之一的劉完素撰有醫學著作《傷寒直格》，開頭第一句便是「習醫要用直格」。大約同時代有《格物粗談》，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後來元代的朱震亨著《格致餘論》，明確提出「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傑也把數學與格物致知聯繫在一起。他的重要數學著作《四元玉鑒》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和高階等差級數等方面的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 Sarton）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著作之一」[25]。其中說道：「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也」。[26]在朱世傑看來，數學之理與宋代理學家的「理」是同一的，可以通過研習數學之理達到「盡性」。這就是理學家所謂的「窮理盡性」。莫若在《四元玉鑒》「前序」中還說：「其學能發先賢未盡之旨，會萬理而朝元，統三才而歸極。乘除加減，鉤深致遠，自成一家之書也。方今尊崇算學，科目漸興，先生是書行將大用於世，有能執此以往，則古人格物致知之學，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在是矣。」把數學與理學的格物致知、治國平天下聯繫在一起。
明朝末年，東林學派的高攀龍發揮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說，主張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認為，「天下之理，無內外，無巨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13]。他還與顧憲成討論格物，並且說：「先生雲：有梅於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桃於此，花何以紅？實何以甘？一則何以沖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稟，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後，蓋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雜然不齊，良有以也。」[14]高攀龍認為，天地間雖存在著總的規律，但萬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規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還明確地說：「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15]顯然，他主張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更是明確地把方以智的「質測之學」詮釋為「格物」。王夫之曾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16]密翁，即方以智（西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17]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與科學聯繫在一起。
與王夫之同時代的理學家陸世儀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18]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於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19]
這一時期的理學家張履祥「初講宗周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踐履篤實，學術純正。大要以為仁為本，以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20]。他認為，「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21]；同時，他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多有發揮。他說：「致知者，所以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豈非好言精微，反遺卻平實。」[22]張履祥認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於「力行」。為此，他還強調「當務經濟之學」，這就是：讀有用之書，不可當不著實際的學究；學更重在做功夫，躬行實踐，不尚空談；要留心世務，學以治生為先，即要經世道濟民生。[23]他還說：「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24]可見，他的「力行」、「經濟之學」還包括農業生產的耕耘之類。
由以上可見，朱熹之後有不少理學家實際上繼承和發揮了朱熹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
與理學家把自然科學包括於格物致知之中的同時，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早在宋元時期就開始把科學與「格物致知」聯繫在一起。
作為金元醫學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之一的劉完素撰有醫學著作《傷寒直格》，開頭第一句便是「習醫要用直格」。大約同時代有《格物粗談》，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後來元代的朱震亨著《格致餘論》，明確提出「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傑也把數學與格物致知聯繫在一起。他的重要數學著作《四元玉鑒》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和高階等差級數等方面的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 Sarton）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著作之一」[25]。其中說道：「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也」。[26]在朱世傑看來，數學之理與宋代理學家的「理」是同一的，可以通過研習數學之理達到「盡性」。這就是理學家所謂的「窮理盡性」。莫若在《四元玉鑒》「前序」中還說：「其學能發先賢未盡之旨，會萬理而朝元，統三才而歸極。乘除加減，鉤深致遠，自成一家之書也。方今尊崇算學，科目漸興，先生是書行將大用於世，有能執此以往，則古人格物致知之學，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在是矣。」把數學與理學的格物致知、治國平天下聯繫在一起。
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在朱熹理學「格物致知」旗號下研究科學。明代的李時珍認為，醫藥學「實吾儒格物之學」[27]；明代著名的音律學家、數學家朱載堉認為，「理由數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28]；明末科學家徐光啟把西方科學包括在「格物窮理之學」之中；清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說：「且夫治理者，以理為歸；治數者，以數為斷；數與理協，中西匪殊。」[29]
當然，宋代以後的理學家和科學家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即研究科學，包含於「格物致知」之中，在邏輯上存在著兩個問題：
其一，把研究科學包含於「格物致知」之中只是意味著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30]，換言之，理學家研究科學的目的在於求得「形而上之道」，因而科學研究本身只是手段。所以，無論是理學家還是科學家，他們雖然把研究科學看作是「格物」，看作是為學成人所必不可少的，但目的還在於求「道」，體認「天理」。在這種情況下，科學還尚未獨立，還附屬於理學。正因為如此，科學還帶有許多理學的成分。
其二，把研究科學包含於「格物致知」之中還必須回答研究科學是否能真正求得「形而上之道」。朱熹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31]，把科學與「形而上之道」聯繫在一起。王陽明則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勞思致疾予以譏諷。應當說，王陽明的譏諷是有道理的，後來的理學家事實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如果研究科學不能求得「形而上之道」，那麼，或者科學就可能被否定，就象在王陽明那裏，或者科學獨立於理學，從理學中分化出來。
但無論如何，把研究科學稱作「格物致知」，或包含於「格物致知」的概念之中，實際上承認了研究自然科學的重要性，朱熹之後的許多科學家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義下開展科學研究，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並且最後使科學從理學中分化出來。
科學之所以能從理學中分化出來，還得益於西方近代科學的引進，其中徐光啟是關鍵人物。徐光啟是明朝末期的科學家。他主持修改曆法和《崇禎曆書》的編撰，翻譯出版了包括《幾何原本》在內的許多西方科學著作，並且編撰了《農政全書》。徐光啟崇尚朱子之學，他說：「夫學而果求諸六經，又果求諸孔氏之六經，則舍紫陽其將何途之從而致之哉？今其書具在，……藉第令深心讀之，其實行實功，有體有用，將必因朱子以見宣尼之正脈，而俾天下國家實受真儒之益。」[32]重要的是，徐光啟從科學的角度發揮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並從中發展出「格物窮理之學」。他把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學問分為兩大類：「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33]。他還說：「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曆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物，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34]徐光啟首先從一般的學問分離出中「格物窮理之學」，然後進一步分離出「象數之學」。這裏的「象數之學」實際上就是自然科學。這樣，徐光啟就把科學從一般的學問中分離開來，而歸屬於「格物窮理之學」，這樣的學科分類對於後來科學的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自徐光啟在1607年作《刻幾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窮理之學」的概念之後到清代中期，一些與西方科技有關的著作，包括西方傳教士所撰寫的一些科學著作，被冠以「格致」之名。與科技有關的著作以「格致」為書名的有：熊明遇著《格致草》，高一志著《空際格致》，湯若望著《坤輿格致》，陳元龍著《格致鏡原》等等。
從徐光啟的「格物窮理之學」過渡到「科學」，是到了清代末期才得以實現。19世紀60年代，西方科學再次大規模地進入中國。與明清之際一樣，這一時期許多與西方科學有關的著作也以「格致」為書名，據當今學者董光璧所著《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這類著作有：丁韙良編譯《格致入門》，傅蘭雅編《格致彙編》；還有一批以「格致」為題的科學通論著作，如《格致啟蒙》、《格致小引》、《格物探原》、《格致新機》、《格致須知》、《格致略論》、《格致釋器》、《格致舉偶》、《格致問答題要》、《格致古微》等。[35]與此同時，在教育領域，凡涉及與西方科學有關的課程，大都以「格致之學」命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格致之學」實際上就是指西方科學，並最終於19世紀末實現了向「科學」概念的過渡。
三
誰也不會否認，在中國，「科學」概念的出現與西方科學進入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的「科學」概念是從朱熹理學的「格物致知」中發展而來。除以上以歷史為證之外，還可從理論上作以下分析：
首先，理學家的「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學」的因數。「格物致知」是儒家「三綱八目」的起點，也是理學家體認「天理」的出發點。就最終目的而言，「格物致知」不是為了探索科學規律，這當然也是「格物致知」與科學的根本區別之處。但是，「格物致知」經朱熹詮釋後，包含了格自然之物，也就是包括研究自然界事物，這本身與科學有相似之處，因而包含了科學的因數，儘管在「格物致知」中，研究科學只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因此，在實踐這樣的「格物致知」的過程中，理學家可以同時是科學家。朱熹本人研究科學，後世一些崇尚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學家也研究科學，更有科學家在「格物致知」的名義下研究科學，推動了科學的發展，這在事實上證明瞭「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學」的因數。
其次，理學家的「格物致知」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如果以為《禮記·大學》中的「格物致知」就已經包含了要求研究科學的內容，顯然難以接受。但是，「格物致知」的概念是發展的。朱熹的「格物致知」在當時科學發展的背景下已較《大學》有了新的發展，更有後世理學家從朱熹的「格物致知」發展出去。雖然王陽明發展出「格心」，但是，王廷相、高攀龍以及王夫之等都強化了「格物致知」中要求研究科學的內涵。尤其是，科學家對「格物致知」的各種詮釋，實際上也豐富和發展「格物致知」這一概念。從總體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隨著時代和科學的發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學的內涵越來越顯著。
再次，理學家的「格物致知」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儒家崇尚「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學習精神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開放精神。「格物致知」強調「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就決定了「格物致知」這一概念的開放性。明清之際具有儒家精神的科學家們用西方科學詮釋這一概念，引伸出「格物窮理之學」、「格致之學」，一步一步地在認同西方近代科學的過程中，實現中國科學的近代化。
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的過渡表明，以「格物致知」為基礎的朱熹理學包含了科學的內涵。這也許就是中國宋元時期的科學發展能夠達到古代科技的高峯並且曾經令西方人所望塵莫及的哲學上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個過渡過於曲折和漫長，如果從徐光啟在1607年作《刻幾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窮理之學」的概念開始，到19世紀末「科學」一詞的出現，經歷了近300年，並且伴隨著中國科技的不斷衰落。
注 釋
[1] 《程氏遺書》卷十八。
[2] 《程氏遺書》卷二十五。
[3]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4] 《朱子語類》卷十五。
[5] 《朱子語類》卷十八。
[6]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陳齊仲〉。
[7]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頁。
[8] 參見樂愛國：《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75～198頁。
[9] 《傳習錄上》。
[10] 《傳習錄下》。
[11]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12]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13] 《高子遺書》卷八上〈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14] 《高子遺書》卷八上〈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15] 《高子遺書》卷八上〈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16]《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第637頁。
[17]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18]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19]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20] 《清史稿·張履祥傳》。
[21] 《楊園先生全集》卷五〈書四·與何商隱〉。
[22] 《楊園先生全集》卷二十六〈願學記一〉。
[23] 參見衷爾鉅：〈張履祥的「經濟之學」〉， 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潮史》（中卷），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24] 《楊園先生全集》卷四十二〈備忘四〉。
[25] 轉引自杜石然：〈朱世傑研究〉，載錢寶琮：《宋元數學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204頁。
[26] 朱世傑：《四元玉鑒》「卷首」。
[27] 李時珍：《本草綱目·凡例》。
[28] 朱載堉：《聖壽萬年曆·卷首》。
[29] 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筆算序》。
[30]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31] 《四書章句集註·大學章句》。
[32] 《徐光啟集》卷二〈刻紫陽朱子全集序〉。
[33] 《徐光啟集》卷二〈刻幾何原本序〉。
[34] 《徐光啟集》卷二〈泰西水法序〉。
[35] 參見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
朱熹乃二程之後又一大儒，提出理學思想，後稱程朱理學，成為儒學道統傳承的一個重要節點。他的《四書章句集註》後成儒生必讀書。憑這幾點他為何配不上朱子這個稱號？
去讀讀《四書章句集註》吧，你就知道他為何被稱朱子了。
老莊孔孟程朱陸王，皆炎黃子孫之學習楷模也。
某子之類，本來就是文人商業互吹和自吹的通用頭銜。
《武備志》的作者茅元儀，他就敢說：「茅子曰，古之劍可施於戰」
武備志成書天啟元年，茅子才二十六歲。
清朝又有個陸隴其，寫過幾本儒學書，其後人給他刻成《陸子全書》。
所以某子算不上什麼高門檻，朱熹叫朱子沒什麼問題。
我在讀《孟子譯註》時仔細閱讀了注釋部分所引的諸家解釋，明顯感到朱熹《集註》的見地是其中最高的，對於引導讀者理解孟子的原意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從這一點來說，我非常佩服朱熹。
如果韓愈可以被稱為韓子，朱熹為什麼不配稱為朱子？
亙古修注儒經之大成者，蓋此一人耳。
其人：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1]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後的又一人。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偽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為「偽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偽學」。朱熹以偽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於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於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其事：
年少求學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於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斗。
明代畫家郭詡繪《朱子像》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羣兒遊玩，以指畫八卦於鄭氏館舍前沙洲上。向父親問日、問天。
紹興七年（1137年），朱松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於建甌，臨終前把朱熹託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翬（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為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築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劉勉之將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
初入仕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於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為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題寫的「鳶飛魚躍」四字匾額。
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為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採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為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範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賑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於民，使民不致挨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顥、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誌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為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為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為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於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遊覽其父朱松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掛於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掛。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為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並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重建書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復。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為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御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並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為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明倫堂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飢。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為解救災民，朱熹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為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於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治學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註》，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註》遂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成為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峯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眾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詔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併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為「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詔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採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藺主張斬殺以警眾。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寧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於行宮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寧宗正心誠意，第二札要宋寧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札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詔進講《大學》，反覆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寧宗和執政韓侂胄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偽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為「偽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偽學」。朱熹以偽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於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於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其成就：
理學思想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
武夷書院
在宋朝，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3]，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理氣論
朱熹的哲學體系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並吸取周敦頤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這一體系的核心範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繫的含義。
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4]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
理是事物的規律。[5]
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一。「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於理的第二個範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係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後，屬第二性。[6]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並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瞭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並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格物致知」出於《大學》「致知在格物」一語，原無認識論意義，基本上是講對一般道德的體認。明確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解釋「格物」的第一個人是程頤。他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朱熹繼承了二程的說法，並建立了更系統的格物窮理說。他通過對「格物致知」的闡釋，表述了自己的認識論思想。[7]
朱子語類
從認識的目的來看，朱熹講「格物致知」是為了當聖人[8]。認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無論如何都是凡人，只有達到「物格知至」，方可進入聖賢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體內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文集》）這裡的「天理」主要是指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人倫」、「聖言」、「事故」則是天理的闡發應用。朱熹認為，如果放棄對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遊勇那樣，回不到老家。他說：「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文集》）
在「知」「行」關係上，朱熹主張「知先行後」。朱熹的知行觀，是指儒家的個人道德修養和實踐。由於道德實踐需要封建倫理指導，因此「知為先」。又因封建倫理不能只流於空談，所以「行為重」。「知先」「行重」是實踐道德的兩個方面，有其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如果從認識的角度看，「知先行後」顛倒了主次關係。認識來源於實踐，知行之間應以「行」為第一性。「知為先」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至於所謂「行為重」，雖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強調的也只是封建知識分子的個人道德實踐。[9]
人性二元論
在人性問題上，朱熹直接繼承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張載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認為人性的善惡是稟氣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對此說十分讚賞，認為這個思想「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發明千古聖人之意，甚為有功。」（《語類》）二程繼張載後，對「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作了區別。在張、程思想的基礎上，朱熹又全面論證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人性二元論。「理」與「氣」，人生不可缺少[10]。「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渾然於天空，於人一旦形成，便附於人體，成為先驗稟賦於人心的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體形成之時，必稟此氣，由於氣精粗、厚薄、清濁、久暫的不同，就產生了善惡、賢愚、貧富、壽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異。它有善有惡，名曰「氣質之性」。上述二性並存於人身，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論觀點。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註》等多種教材，培養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於「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鑒於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後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於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於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他的《四書集註》被明清兩代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後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於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於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覆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鬆鬆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註，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並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
科學思想
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11]」「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12]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業、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對於古代醫學經典《黃帝內經》、著名天文學家張衡的《靈憲》以及歷代天文地理知識都有涉獵，特別是對北宋自然科學家沈括名著《夢溪筆談》鑽研尤深，使得《夢溪筆談》成為其科學思想的來源之一。朱熹著有《參同契考異》，並對一些自然現象進行過實際的考察和研究，如從對高山螺蚌殼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變化等，如月用膠泥製作過立體地圖。朱熹學生黃斡在《朱先生行狀》中稱朱熹「至若天文、地誌、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朱熹67歲時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從小就關心天文問題，甚至思想得幾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後是何物。這都說明，他把理學推向鼎盛時期，使儒學的哲學化達到很高的水平，是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思想作基礎的。
朱熹重視觀察實證：「曆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13]提出要更好地研究曆法，需要有好的觀測儀器進行觀察、檢驗。朱熹曾詳細地描述了自己設想的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他設想設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進球體內部，隨著球體的轉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極星出地之度，趙君雲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嶽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14]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成的夾角，並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嶽臺的關係以證明大地的運動，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據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
據樂愛國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並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學化石、否認神創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診脈、農業生產結構、農作物佈局及具體的生產技術等問題都有見解闡述。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於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纔是完美的。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重建書院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於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熹在世之時，曾經整頓了一些縣學、州學，又親手創辦了同安縣學、武夷精含、考亭書院，重建了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並且還親自製定了學規，編撰了「小學」和「大學」的教材。為封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學者，形成了自己的學派。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的時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是宋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縣境內廬山五老峯東南。此處曾經是唐代名士李渤隱居講學之處，當年李渤喜養白鹿，因此得名。南唐開始在此建立學舍，號為廬山國學，宋時又在此建立書院。十月，派人訪查白鹿洞舊址，並撥款重建了書院，又遍搜江西諸郡書籍文字以充實藏書，購置日產以供辦學之用。書院得到朝廷的認可，教學活動由朱熹親自主持
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任內，又在長沙重建了嶽麓書院。嶽麓書院舊址在長沙嶽麓山，原為宋朝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創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他還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師，廣招生徒，來此就學者曾達到千人[15]。朱熹在嶽麓書院講學期間，對書院的建設做出的貢獻，同時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所書院直到明清時期仍然是一處著名的高等學府。[9]
文學成就
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迴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其詞結有《晦庵詞》。
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朱熹是劉子翬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於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於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後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裡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並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書法成就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雲：「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祕。」
朱熹自幼跟隨父親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劉子翬、劉勉之、胡審習字，嘗學曹孟德書，後攻鍾繇楷書及顏真卿行草，一生臨池不輟，書法造詣精湛，筆墨雄贍，超逸絕倫。自古以來，傳世墨跡，雖是斷簡殘編，都被奉如至寶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已成為中國官方哲學，不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產生巨大的影響。他思想學說的盛名，把其書法藝術的光芒掩卻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為主，大字墨跡很少。
人物評價
清康熙稱朱熹：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
朱熹學生黃囗在（《朱子行狀》）：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南宋詞人辛棄疾：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南宋詞人陸遊：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享。
清初江藩：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諸儒之大成者也。[9]
鳳凰網（《理學大師：朱熹》）：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大學問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後人學習。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博覽經史，治學嚴謹，著作宏富。他在訓詁、考證、注釋古籍，整理文獻資料等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另外，他對天文、地理、律歷等許多自然科學，也都進行過廣泛的研究。他作為封建社會的一位官員，他在努力維護那個制度的同時，也能體察民情，反對橫徵暴斂與為富不仁者，敢於同貪官污吏和地方豪紳的不法行為作鬥爭。在地方官的任期內，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賑濟災荒、鼓勵生產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會的官員中，不失為一位正直有為的人。最後還應指出，朱熹還是中國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9]
宋人黃震《黃氏日抄》雲：晦庵為《集註》，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發其指要。
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李約瑟文集》）：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自然學家[16]。
清人全祖望（《宋元學案．晦翁學案》）：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
英國現代生物學家李約瑟：①當我們進一步考察這一精心表達的自然體系時，我們不能不承認宋代哲學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學上所用的某些概念並無不同。②至少理學的世界觀和自然科學的觀點極其一致，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疑問的。③宋代理學本質上是科學性的，伴隨而來的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本身的各種活動的史無前例的繁盛。[17]
個人著作
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餘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18]
史籍記載
《宋史·道學·朱熹傳》[19]
軼事典故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於儒學世家，他的父親朱松對朱熹的教育十分認真。《宋史》本傳說：「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上何物』？」這個傳說，說明朱熹自幼就是一個具有強烈求知慾望的人。由於朱松是在二程理學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儒生，他對兒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學做聖賢的目標去實行。據《朱子年譜》中記載，朱熹在10歲時就「厲志聖賢之學」，每天如癡如迷地攻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他自己回憶說：「某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從此，便立志要做聖人。以後他又教育學生說：「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9]
連環巧問
朱熹自幼受教於父，聰明過人，想像力強。四歲時，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問：「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說：「附於天?」朱熹又追問道：「天何所附？」一席話問的朱松驚訝不已。[20]
為官正直，體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發生大水災，朝廷派他前往視察災情，他曾遍訪於崇安各山谷之間。在視察中，朱熹發現「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難與圖事」（《文集》卷10）。他說：「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同上）。由於災情嚴重，糧食無收，地方官不認真救濟，到次年青黃不接之時，就在崇安發生了饑民暴動。這時，朱熹與知縣諸葛廷瑞共同發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賑救饑民，他又請求朝廷以「六百斛賑濟」，這才平息了饑民的暴動。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倉」的辦法，並建議朝廷廣為推行，作為解決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的口糧問題的機構。他規定「社倉」的任務，是在青黃不接之時貸谷給農民，一般取息20%，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貸糧，若發生小飢，息利可以減半，若發生大飢、則可免除利息。當然設立社倉的最大好處可以防止農民暴動。為此，朱熹於公元1171年在其家鄉首創「五夫社倉」，作為試點，並上疏朝廷，建議按其辦法在全國範圍推行。由於此法對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者不利，因而未能廣為推行，只有極少地方，如福建建陽和浙江金華等地實行了這個措施。[9]
鵝湖論學
在南宋的理學家之中，陸九淵也是名氣很大的人物。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小於朱熹9歲。二人在治學目標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認識途徑卻大不相同。從哲學觀點上講，朱、陸兩家是南宋時期唯心主義理學內部的兩個不同學派，由於觀點不同，兩家在學術問題上進行了長期的爭辯。朱陸二人的辯論方式，主要是通過書信的往來進行交鋒，然而鵝湖之會卻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為了調和朱陸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學者呂祖謙發起，邀請了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鵝湖寺（今江西鉛山縣境內）集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這便是中國學術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鵝湖之會5年過後（1180年），陸九淵來到白鹿洞書院拜訪朱熹，請為其兄陸九齡撰寫墓誌銘，二人一見如故，十分友善，並且表現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僅接受了陸的請求，同時還邀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也欣然同意，他的題目是講解《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聽者深受感動，給師生們留下了良好印象。這件事說明朱、陸的觀點雖有分歧，但他們在學術交往和待人處事的態度上都具有寬豁大度的君子之風。[9]
朱張會講
張栻，字敬夫，師從胡宏，學有專長，自成一派，號稱湖湘學派，朱熹對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張栻進行了一次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會講——朱張會講，開創了會講之先河。兩人的討論從太極之理上展開並最終趨於一致。朱、張會講於嶽麓書院，從各地趕來聽者達數千人。在嶽麓書院講堂，朱熹手書「忠孝廉節」四個大字，後被書院奉為校訓。在經過兩個月的嶽麓講學後，朱熹在張栻的陪同下游南嶽衡山。在一路的遊覽中，眼前的無邊風景，不時牽動他們的詩興，他們一邊遊覽一邊唱酬。幾天裏，他們共得詩一百四十九篇，合編為《南嶽唱酬集》。下了衡山，從嶽宮到櫧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張栻就還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臨別前的討論。兩人朝夕在船中，討論《中庸》之義三天三夜未曾閤眼。朱熹與張栻分手後，攜弟子範念德、林擇之東歸，一路輪流更換唱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熹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為「延平四賢」。朱熹受教於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的上方有什麼？」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於道學，同時於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21]
朱熹和鄭樵
南宋朱熹年輕時，從建陽到泉州同安縣赴任，路經莆田時，於夾漈草堂見到了鄭樵。年過五旬的鄭樵對他以禮相待。席間，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鹽巴，朱熹的書僮看到心中暗暗不樂。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請鄭樵過目指正。鄭樵恭敬地接過，放在桌上。接著，他燃起一炷香，室內頓時異香撲鼻。這時，恰好窗外吹來一陣山風，把手稿一頁一頁地掀開。鄭樵一動不動地站立著，像被清風吹醉一般。等到風過去後，他才慢慢地轉過身子，把手稿還給了朱熹。兩人促膝而談，一連談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興，特地寫了一幅對聯表示感謝。聯句是：雲礽會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離開草堂後，步行到前次下馬的地方上馬。他的書僮不滿地說：「這個老頭子算什麼賢人？他對相公太無禮了。無酒無餚，只有一碟姜一碟鹽，虧他做得出來。」朱熹說：「那鹽不是海里纔有的嗎？那姜不是山裡纔有的嗎？盡山盡海，是行大禮啊！」
書僮：「相公的手稿，他連看都不看……」朱熹：「你沒看到嗎？我送他手稿時，他特地燃起一炷香，這是很尊重我啊；風吹開稿頁那陣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談了不少好意見，還能把手稿裏的原句背出來，令人欽佩。」書僮：「相公老遠跑來見他。可今天離開時，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說：「他送到草堂門口，就已盡禮了。一寸光陰一寸金，我們做學問的人，每分鐘時間都很寶貴啊。」
正說著，前面草叢裡突然嘩啦一聲，一隻五色雉鳥從頭頂飛過。兩人不由得回過頭來，卻見鄭樵還站在遠處的草堂門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態，手裡還拿著一本書。朱熹笑著說：「你看，他還在門口站著，送客不忘讀書，真是個賢人啊。」
追索其詩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個江湖郎中來為他治療。針灸以後，老夫子感到腿腳輕便了不少。朱十分高興，重金酬謝的同時，還送給這個道人一首詩：「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撐動，想不到針灸還真有神奇之功。扔開柺杖出門兒童看了發笑，這難道就是從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書的詩章，就離去了。沒幾天，朱熹足疾重新發作，且比沒針灸前更厲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尋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裡去了。朱嘆息道：「我不是想懲罰他，只是想追回贈的那首詩，唯恐他拿去招搖撞騙，誤了別人的治療。」[22]
江西上饒朱熹紀念館坐落在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文公山景區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園內，佔地面積300平方米。[23]是一座於1990年落成的廡殿式大院。館內懸掛著新近書寫的匾額、楹聯，其中有不少聯文。古樸的大門上高懸著一塊大匾，題為「朱熹紀念館」五個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視察時留下的墨寶。殿前大門兩側聯曰：「接伊洛之淵源，開閩海之鄒魯」，這副楹聯懸於大門顯得端莊典雅，醒目點題。大殿前有一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聯。大殿前橫匾上書寫的「學達性天」四字，字體雄渾、碩壯。
武夷山朱熹紀念館，位於武夷宮古街。為仿宋宮殿式建築，坐北朝南，呈長方形，南北長約35米，東西寬約25米，佔地約875平方米，由前廳、兩廊、庭院、展廳等組成。前廳正門上，高懸「朱熹紀念館」橫匾，5個大字莊重而蒼勁有力。殿前大門兩側懸掛3幅抱柱聯，一幅是趙樸初撰並書，聯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學述二程子；三字『不遠復』，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為清康熙御筆：「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還有一幅是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撰並書：「致廣大而盡精微，網羅歷代；尊德性而道學問，體用兼賅。」大門兩側圍牆上各鑲嵌10塊碑刻，為朱熹手書《潭州城南二十景》詩，是朱熹訪問張栻於長沙嶽麓書院唱和的詩作。[24]
[3] 《行狀》：①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②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4] 《文集》：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5] 《朱子語類》：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
[6] 金觀濤著，《興盛與危機》：「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觀、王充對董仲舒的目的論的批判，把張載以及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的思辨精神，統統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世界觀、方法論薄弱的短處被克服了，歷史經過了一千年。萬物起源皆出於理，理生氣，氣生萬物，理又規定了儒家倫理道德的合理性。理學的出現大大鞏固了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一體化結構十分適應，封建王朝的控制能力也增強了。」《興盛與危機·第八章：意識形態結構的系統分析》
[7] 《大學章句補》：格物致知傳》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8] 《語類》：《大學》格物致知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聖賢之域。
[19] 《宋史·道學·朱熹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勛、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
[20] 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一所錄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21] ?《朱子家訓》：君之所貴者，仁也。臣之所貴者，忠也。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兄之所貴者，友也。弟之所貴者，恭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慎勿談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長。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隨所遇而安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人有惡，則掩之；人有善，則揚之。處世無私仇，治家無私法。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稱忿而報橫逆，勿非禮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詩書不可不讀，禮義不可不知。子孫不可不教，童僕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難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禮也；聽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於身體，飲食之於口腹，不可一日無也，可不慎哉！
[22]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籍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嘆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不敢答這個問題，因為人只能正確評價境界低於自己的人。
當然
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三教合流，在其一人。
北宋五子 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但朱熹的後人將邵雍從中除名，並把朱熹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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