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說馬可·波羅是意大利人。不過在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他實際上是威尼斯共和國人。威尼斯儘管只是一個城市國家，但在當時的歐亞貿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與威尼斯形成激烈競爭的就是剛纔馬可·波羅畫像所在的那個城市——熱那亞。馬可·波羅正是被熱那亞人俘虜後，在監獄中寫成了自己的《行記》。馬可·波羅的生卒年是1254-1324年，他的生年帶有推測成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馬可·波羅活了約七十歲。

馬可·波羅最崇拜的人是元世祖忽必烈。上面這張畫像可以說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忽必烈本人的長相，因爲這是當時的元朝宮廷畫家爲忽必烈畫的。在元朝流傳下來了一組元朝皇帝、皇后的畫像，這些畫像一直留存在故宮，後來被搬遷到臺灣。讀《行記》時我們可以感受到，馬可·波羅本人對忽必烈是非常崇拜的。

首先我們一起了解一下馬可·波羅來東方的大背景，那就是蒙古帝國的建立。

蒙古帝國在成立之初對外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其中有三次大規模的西征，極大地改變了歐亞內陸的政治格局：第一次在1219-1223年間，由成吉思汗親自率領，進攻花剌子模國，主要在今天的中亞河中地區。第二次由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率領，在1235-1242年間，進攻欽察、斡羅斯（俄羅斯）以及東歐諸國，最遠打到了波蘭和匈牙利。在1234年蒙古剛剛滅亡了金朝，這場戰爭緊隨其後。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孫子、拖雷的兒子旭烈兀統帥，在1253-1260年間，進攻今天波斯西部的木剌夷國及阿拔斯哈里發王朝。在佔領阿拔斯哈里發王朝首都巴格達的過程中，伊斯蘭宗教與世俗領袖哈里發被旭烈兀的軍隊活捉。關於哈里發的死法，《馬可波羅行記》記載說，哈里發被關進一個裝滿各種金銀財寶、卻沒有任何食物的寶庫裏，最後活活餓死了。第三次西征中蒙古甚至攻佔了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但在向巴勒斯坦進軍的過程中，被埃及的馬木魯克軍隊成功截擊，沒能繼續西進。三次西征建立起了一個地域空前遼闊的蒙古帝國，爲當時那些敢於冒險的商人提供了一個相對較爲安全的環境。只要在大蒙古國的內部沒有非常激烈的戰爭，商人們是完全可以從歐洲直到遠東來做生意的。

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叔叔來到了東方。事實上，像他們這樣的意大利商人家庭，在當時來中國的歐洲人中並不是非常罕見的。當時來元代中國的歐洲人不少。

馬可·波羅出生在威尼斯的一個商人世家，威尼斯自身的自然資源是非常少的，只能以發展對外貿易作爲經濟支柱。他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叔叔馬菲奧·波羅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以及中亞一帶從事國際貿易，兄弟二人頻繁奔走於各地。家中還有另一個長子，尼柯羅·波羅的哥哥，也叫馬可·波羅，在黑海邊上建立了一個固定商棧。所以他們家族既有“行商”又有“坐商”。由於蒙古各汗國內部的戰爭，兄弟二人到了中亞地區的布哈拉（今天烏茲別克斯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在這裏他們遇到了一位從伊朗出發前往元朝的使者。於是這兩位富有冒險精神的意大利商人就跟着這位使者從布哈拉城出發，於1265年到達中國，並得到了大汗忽必烈的召見。回歐洲時，忽必烈交給這兄弟倆兩個重要的使命：一是請教皇派遣100位品學兼優的教士來中國傳教，二是請波羅兄弟去耶路撒冷埋葬耶穌的聖墓，把那裏長明燈上的聖油帶回來。回到歐洲後，老教皇已經死了，爲了獲得新教皇給忽必烈的回信，他倆遲遲不能成行返回中國。直到1271年，倆人才帶着17歲的馬可·波羅啓程返回中國，於1275年在上都向忽必烈汗覆命。實際上，他們沒能帶回100位品學兼優的傳教士，僅帶來的兩位修道士還在半路上因爲戰爭和自然環境的惡劣而中途離去。儘管使命沒有完成，三人依然留下來並且在中國長期定居。

馬可·波羅後來自述說，由於他聰明謹慎，懂得幾種語言文字，所以很受大汗寵愛。波羅一家在中國住了17年，在這個過程中，馬可·波羅經常到各地經商和出使。大家如果讀《馬可波羅行記》會發現，他在中國的旅行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向西南，一條向東南。南京大學的陳得芝教授根據元史的情況和《行記》的記載，對馬可·波羅的路線進行了推測：大概在1280-1281年間，馬可·波羅曾奉命出使雲南。在1282-1287年間他在揚州任職，並在杭州檢查地方的稅收，所以《馬可波羅行記》中有很多關於杭州地區納稅情況的記載，詳細到具體數字。在1287-1289年間，他受命出使印度，這次出使在《行記》中留下了明確的紀年。1290-1291年間，他從印度返回中國，這次是從海路返回的。

從印度回來後，他遇到了返回歐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當時蒙古伊利汗國阿魯渾汗的皇后卜魯罕去世。卜魯罕臨死前留下遺言，如果阿魯渾要續娶的話，一定要娶她本氏族的姑娘。於是阿魯渾就派了三位使臣來元朝求婚。忽必烈選了一位叫闊闊真的蒙古少女出嫁，去繼承卜魯罕的宮帳。和親使團本來想走陸路去伊朗，由於戰爭此路不通，只好走海路。恰在此時，馬可·波羅經海路從印度返回，他了解這條路的情況。於是波羅一家便以護送闊闊真爲理由，得到了回鄉的許可。在《行記》中，馬可·波羅稱由於忽必烈太喜歡他，之前一直不讓他走，直到這時由於有了特殊的需要才允許馬可·波羅回去。

根據後人推算，1291年1月，馬可·波羅和自己的父親、叔叔一起從泉州港出發離開中國。當年4月，抵達馬六甲海峽南側的蘇門答臘。由於季風原因，他們在這裏停留了五個月，直到9月才離開。1293年的2、3月間，船隊到了波斯的霍爾木茲港，約4月間，在大不里士附近拜見了伊利汗國的新任君主乞合都汗。這時候原國王阿魯渾汗已經死了，闊闊真就嫁給了阿魯渾的兒子。1295年，波羅一家從波斯出發，經小亞細亞等地回到了威尼斯。

爲什麼說馬可·波羅和絲綢之路有聯繫？從這張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可·波羅將兩條主要的線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走過。陸上絲綢之路方面，馬可·波羅來中國時先後經過了地中海東岸、土耳其南部、伊朗北部，由大不里士城一直來到伊朗南部的霍爾木茲。起初馬可·波羅等人是想從霍爾木茲走海路來中國的，後來看到了霍爾木茲的船就放棄了這個打算。因爲海灣地區的船都是線縫船，將椰子樹皮中的纖維製成繩索，把木板縫起來造船，這樣的船在遠洋航行中很可能會被大風大浪摧毀。波羅一家認爲這樣走太危險，於是就選擇了陸路。他們橫穿伊朗東部地區、中亞地區、帕米爾高原，進入到今天的新疆南部，然後走絲綢之路的南道，經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穿越羅布泊沙漠，進入河西走廊，最後經寧夏、內蒙古南部直到元朝的上都。上都在現在的內蒙古正藍旗。我們可以看到，他來中國的路線和絲綢之路是大體重合的。在中國他主要走過兩條路線。一條去西南地區，經過華北、陝西、四川、雲南直到緬甸；另一條從大都出發，沿京杭大運河往南直到福建。當時的福建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港，馬可·波羅不管是出使印度，還是陪蒙古女子闊闊真下嫁伊朗，都是從泉州出發的。他從泉州走海上絲綢之路，經過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和斯里蘭卡之間的海峽、印度西部的“香料海岸”、在霍爾木茲上岸到大不里士，然後穿過土耳其到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港口。他從這兒上船，經地中海返回家鄉威尼斯。這是他的大體行程。

回到家鄉不久，約1296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對熱那亞的海戰，戰敗被俘，被關進了熱那亞的監獄。在獄中，他和獄友、比薩城（Pisa）的騎士文學作家魯思梯謙（Rustichello）合作。馬可·波羅有素材，有豐富的東方生活經驗，魯斯蒂謙有寫作技巧，後者把他所口述的經歷筆錄成書。1298年，書稿基本完成。同年夏天，威尼斯和熱那亞議和，馬可·波羅獲釋返回家鄉。這個過程甚是巧合，彷彿冥冥中自有天定，馬可·波羅入獄就是爲了能夠寫書。

此後，馬可·波羅可能根據自己在東方時寫的札記對《行記》作了補充。例如，在記述“行在城”（杭州）之前，馬可·波羅說他曾“數次來到這座城市，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見聞一一做了記錄。這裏的描述就是從筆記中摘錄下來的。”作爲一個有心人，馬可·波羅在中國旅行的過程中做了很多筆記，這些筆記對他寫這本書發揮了巨大作用。

1324年，病中的馬可·波羅請來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證律師，立下了分割財產的遺囑，除了把一些財產贈給教會、醫院、親友之外，他指定妻子和三個女兒爲他的財產繼承人，讓奴僕韃靼人彼得（Pietro）獲得自由。其中相當一部分遺產贈給了和他關係密切的聖洛倫佐大教堂，他的遺體也埋在了這座教堂。這座教堂後來曾經重建，很多墳墓都找不到了，所以馬可·波羅的墳墓到現在也沒有發現。

在14世紀，關於馬可·波羅的記載還是比較多的，但現在的學術界對於他本人還是有些誤解。例如有的意大利學者認爲馬可·波羅是個文盲，不會寫字，理由是遺囑上沒有馬可·波羅的簽名。實際上在那個時代，不會寫字的威尼斯商人是非常罕見的，因爲需要記賬，況且馬可·波羅在行記裏明確說自己在旅行中做了筆記。之所以遺囑上沒有簽名，是因爲當時在場的人裏面有公證律師，根據威尼斯的法律，如果在立遺囑的時候有公證律師在場，就不需要簽名。

1324年1月8日，70歲的馬可·波羅走到了人生的終點。在他臨終前，他的朋友要求他爲了靈魂可以上天國，取消他的書中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在當時歐洲人的觀念中，亞洲是非常貧窮、落後、黑暗的，馬可·波羅卻展現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富庶的帝國，這讓很多歐洲人難以置信。但馬可·波羅對此的回答是：“我所說的，還不及我見到的一半。”

人們對馬可·波羅的財產進行了清點，馬可·波羅的遺物中有一些比較罕見的東方物品，如韃靼工藝的被褥、來自契丹的合金製品、中國天德地區（Tenduc，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生產的錦緞、佛教念珠、一條韃靼武士的銀腰帶、裝飾着黃金和珍珠的韃靼婦女的冠帽，還有一面大汗頒發的黃金牌符。（這裏的韃靼指的是蒙古地區，“契丹”指的是華北地區，元朝把華北地區叫契丹，把南方叫蠻子）。婦女的冠帽是如何到馬可·波羅手中的？有人據此編出羅曼蒂克的故事。在這些東方物品中，做爲身份證明的金牌尤其值得注意，因爲只有非常重要的使臣才能佩戴大汗授予的金牌。馬可·波羅在《行記》中多次提到，忽必烈汗和伊利汗國的乞合都汗曾把金牌發給波羅一家。這種金牌在目前的中國只發現了一面，而且是黃金和白銀的合金，上面用八思巴字蒙古文寫了較長的一段話：“憑着長生天的氣力，大汗的名字是神聖的，凡是不尊敬的人就要論罪處死”。在19世紀以前，關於蒙古帝國牌符上的文字只有馬可·波羅有記載，且與牌符實物中所寫的基本一致。如果沒有真正持有過這樣的牌子，是不可能知道上面寫的是什麼的，這說明馬可·波羅確實來過中國。

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馬可·波羅並不是元代到中國的唯一的歐洲人。關於當時歐洲人來中國有不少記載。例如，1294年，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來華傳教，被教廷任命爲大都大主教，約1328年去世。他在大都興建教堂二所，收養幼童150人，施洗約6000人。其助手曾在泉州設立分教區。1338年，大都天主教徒16人抵達教廷覲見教皇（這時的教廷在法國南部的阿維尼翁），呈上元順帝書信，請任命新主教。教皇派馬黎諾裏率領使團回訪，以駿馬一匹做爲禮物。這個使團最後成功到達了中國，元朝史料記爲“拂郎國貢異馬”。但教皇特使馬黎諾裏未留在中國，後來又從海路返回。

這個時候，也有一些中國人到了歐洲，最著名的是大都人列班·掃馬。他是景教（基督教聶斯托裏派）教徒，他的修行地可能就在現在的北京房山。約1275年，他曾赴耶路撒冷朝聖；1287年受伊利汗委派率團出使歐洲，會見了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和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覲見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後卒於報達（今巴格達）。可以說，他是古代走的最遠的一位中國人。

當時，有意大利商人長途販運來到中國，把瓷器、絲綢等名貴商品銷往歐洲。由於那時的中國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比較富足，有歐洲人選擇在中國定居，死後葬在中國。一個重要證據是熱那亞商人易利奧尼（DomenicoIlioni）和他的家庭。他的女兒卡特琳娜（Caterina）1342年卒於揚州，墓碑用拉丁文書寫，碑上鐫刻聖母聖嬰像和聖女卡特琳納（St.Caterina）殉教圖。兩年後，易利奧尼的兒子安東尼奧（Antonius）去世，也葬在揚州。墓碑上除拉丁銘文外，還有末世審判圖。在這兩座墓碑發現地附近人們找到了天主教“聖井”的石井欄。這說明當時揚州城內不僅有易利奧尼一家，可能還有一個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區，維持着天主教信仰和喪葬習俗。下圖是男孩安東尼奧的墓碑，上面有聖像和拉丁文。馬可·波羅其實只是當時來中國的衆多歐洲人中的一個，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留下了一本傳於後世的行記。

最後說一下馬可·波羅的身份。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所有人被分爲蒙古人（漠北草原各部，包括蒙古部以及較早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草原遊牧部族）、色目人（西北、西域各族，包括西夏人、畏兀兒人、吐蕃人、回回人、欽察人、康里人等等）、漢人（原金朝統治區以及四川、雲南的居民）、南人（原南宋，即淮河以南、四川雲南以東的居民）四個等級。馬可·波羅在元朝的身份應屬於色目人中的上層，可以接觸到忽必烈和元朝宮廷。

二、馬可·波羅的行程和主要見聞

《馬可·波羅行紀》結構整齊清晰，大體分爲四部分：

第一部分簡單記載了馬可·波羅的家世，到中國來的原因，馬可·波羅與父親、叔叔從威尼斯到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的沿途見聞。其中很多路段都屬於著名的絲綢之路。

第二部分記載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宮殿、起居、節慶、遊獵、戰爭，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門、驛站交通、經濟商貿、社會事務、民族關係等情況。接着寫馬可·波羅在中國大地的旅行。主要介紹了兩條路線：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經河北、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到緬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運河到杭州，然後繼續向東南，到福建泉州等地。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京杭大運河剛剛重新開通，且元朝出臺規定，只要能走水路的使臣就不要使用陸路以減少驛站的消耗。

第三部分記載了中國以外的地區，包括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西亞、東北非等地。《馬可波羅行記》是歐洲第一部記載日本的書，他將日本寫成了黃金之國，房屋的屋頂都是黃金做的，極大地激發了歐洲人對於探索日本的興趣。

第四部分主要用敘事手法，記載了蒙古宗王之間的戰爭。還記載了亞歐大陸嚴寒的北方地帶（今俄羅斯一帶）。他將這裏稱爲“黑暗的北方”，因爲當地緯度高，部分地區有極夜現象。這一部分的寫作正是爲他做筆錄的騎士文學作家魯斯蒂謙所擅長的。

總的來說，《行記》一書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山川形勝、物產、氣候、商貿、居民、社會生活、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此外政治事件、制度法規、奇聞逸事也時時見諸筆端。《馬可波羅行記》堪稱13－14世紀西亞、中亞、東亞和南亞、東北非洲社會的百科全書，幾乎提及當時亞歐大陸居民所知的全部地理世界，因而被稱爲《世界記》（TheDeionoftheWorld），也翻譯爲《寰宇記》。

《馬可波羅行記》中有不少珍貴的記載，這些記載與東方史料相互對照，從側面驗證了《行記》的真實性，例如：

《馬可波羅行記》有兩章記載，東韃靼君主（即伊利汗國）阿魯渾（Argon）在妻子卜魯罕（Bolgana）去世後，派遣三位使者前往元廷請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在波斯文材料裏，只有最後一位使者火者的名字見諸記載。《行記》成書數百年後，楊志玖教授在《永樂大典》中發現了一段相關材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其中所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字和馬可·波羅的記載一模一樣。且《永樂大典》在記載這三位使者時，並沒有提到這個使團的使命，只有通過馬可·波羅的記載，我們才知道這個使團是送親的。這是馬可·波羅的獨家記載與中國史料可以相互對照的例子。

再例如，馬可·波羅提到在他每次出使回來後，忽必烈都會非常有興致地聽他原原本本地講述旅行情況。所以馬可·波羅十分注意記下所見所聞的各種奇聞異事，在他回朝時就能夠向大汗講述這些見聞以滿足聖意。忽必烈是否真有這樣的習慣呢？在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的論文《馬可·波羅補註數則》中披露了這樣的情況：著名文士虞集“大德初至京師，客授藁城董公之館，因得見世祖皇帝禁近舊人。間言：中統、至元間，方有事於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比還奏畢，必從容問所過豐兇、險易，民情習俗，有無人才、治跡。或久之，因事召見，猶問之也。是以人人得盡其言，當以此觀人而得之。由是凡以使行者，莫敢不究心省察，以待顧問。”（見虞集《道園類稿》卷19《司執中西遊漫稿序》）這條史料證明，馬可·波羅關於出使的敘述是真實的，他曾奉命出使並對所歷各地的民情風俗作了觀察記錄，以備向大汗報告。或可推測，馬可本人曾是忽必烈近侍的一員，所以能對宮廷諸事瞭解得比較真切。

再如，馬可·波羅還記載了一個大汗經常打獵的湖泊，名叫察罕腦兒（Tchagannor），意爲“白色的湖泊”。《行記》記載其中“有大宮一所，屬於大汗。周圍有湖川甚多，內有天鵝，故大汗極願居此。其地亦有種種禽鳥不少，周圍平原頗有白鶴、鷓鴣、野雞等禽，所以君主極願居此以求畋獵之樂，在此馴養鷹隼、海青，是即其樂爲之藝也。”當地的鶴很多，“此地有鶴五種，一種軀甚大，身黑如烏。第二種全白，其翼甚美，其圓眼上呈金色，此鶴爲諸類中之最大者。第三種與我輩地方所產者同。第四種較小，耳旁有長羽甚美，下垂作紅黑色。第五種甚大，全身灰色，頭呈紅黑色。”這個地方就是今天河北沽源縣的囫圇淖。此地確實有很多天鵝、灰鶴，現在被當地人改名爲天鵝湖。在這點上馬可·波羅的記載也是準確的。

再如，馬可·波羅提到忽必烈打獵喜歡用豹子：“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獵捕取野獸之用……汗每週親往視籠中之禽[此處指海青鷹隼]，有時騎一馬，置一豹於鞍後。若見欲捕之獸，則遣豹往取，取得之後，以供籠中禽鳥之食。汗蓋以此爲樂也。”這確實是忽必烈的一種獨特的打獵方式。上圖是元朝宮廷畫家劉貫道畫的《世祖出獵圖》局部，表現的是陪伴忽必烈打獵的幾名侍從。其中最下方的侍從馬鞍後面蹲着一頭獵豹，從侍從的長相看也不是漢人，而是專門從西亞、中亞地區找來的馴豹師。還有馴豹師左上方的人手中那隻鷹，是最名貴的白色海東青。與當時的畫作相對照，可見馬可·波羅的記載是完全準確的。

再如，馬可·波羅記載了一座假山：“離皇宮不遠的北面距大圍牆約一箭遠的地方，有一座人造丘陵，高達百步，周圍約有一哩，山頂是平的，上面栽滿了四季長青的樹木。大汗聽說某處有好看的樹，就命人把它連根挖出，不論樹的大小，都移來種到這座山上。有些樹大，就用大象馱來。於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樹都會聚到這裏。大汗又命人把琉璃礦石鋪到山上，石頭的顏色碧綠。這樣一來，不僅樹綠，整座山都是綠的。因此有人稱這座山爲綠山，的確名不虛傳。小山頂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內外都是綠色，山、樹、大殿這一切景緻渾然一體，構成一幅爽心悅目的奇景。凡是見過此景的人，都感到歡欣愉悅。”這座叫“綠山”的山是什麼山？它就是現在北海里面的瓊華島。在以往的漢文史料裏從來沒有提到過這座叫“綠山”的山。然而上世紀90年代，新發現的蒙古文史料提到了它。忽必烈汗頒佈於1268年的聖旨中，最後三行提到，這道聖旨是在一個叫Kökeaγula（青色的山）的地方寫的，這裏的“青山”就是馬可·波羅所指的綠山。

經過幾百年，我們不斷在東方的材料裏找到對馬可·波羅記載的證明，而且都是當時的史料，這都說明瞭馬可·波羅記載的準確性。如今有人質疑馬可·波羅及其《行記》的真實性，甚至認爲馬可·波羅從沒到過中國，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三、馬可·波羅記述的絲綢之路

馬可·波羅關於絲綢之路的記載很多，但當時在絲綢之路上運輸販賣的絲綢並不是全由中國生產的。隨着植桑、養蠶、繅絲的技術傳到外國，用絲進行紡織的技術已經被其他國家所掌握。在絲綢之路上，有一些非常名貴的絲織品並不是中國生產的。下面我舉一些例子，引文的內容都來自馮承鈞先生翻譯的《馬可·波羅行紀》。

例如，《行記》第20章《突厥蠻州》中提到：“突厥蠻州（Turcomanie，今天的土耳其）之人，凡有三種。一種是崇拜摩詞末之突厥蠻，別二種人是阿美尼亞人及希臘人，與突厥蠻雜居城堡中，爲商賈或工匠。蓋彼等製造世界最精美之毛氈，兼制極美極富之各色絲綢，所制甚多。又制其他布匹亦夥。”

還有今天的格魯吉亞。第22章《谷兒只及其諸王》中講到：“其地多城堡，產絲甚富，制種種金錦絲綢，極麗。前此所言濱山之海，名稱岐剌失蘭(Gelachelan)（今伊朗北部的裏海），廣約七百哩(milles)，與他海相距有十二日程。額弗剌特大河注入此海。別有數河亦然。海之周圍皆山，近來不久，有吉那哇（熱那亞）商人運船置此海中，以供航行。有絲名曰岐裏(ghellé)，即從此來。”

另外，毛夕裏國（Mosul，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也盛產絲綢：“此地之一切金錦同絲綢名曰毛夕裏紗(Musselines)。有許多名曰毛夕裏商(Mossolins)之商人，從此國輸出香料、布匹、金錦絲綢無算。”

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生產的絲綢很有名：“報達城紡織絲綢金錦，種類甚多，是爲納石失(Nasich)（金線和蠶絲混合織成的一種織金錦，是非常名貴的紡織品）、紫錦（cramoisi）同不少別種奇麗織物。此城乃是其地最貴最大之城。”

還有大不里士城：“帖必力思之人，實以工商爲業。緣其製作種種金絲織物，方法各別，價高而奇麗也。”

對於中國國內的絲織品生產情況，馬可·波羅也有記載。例如對華北地區的記述：“由此州東向騎行七日，則抵契丹(Cathay)之地。此七日中，見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訶末，然亦有偶像教徒及聶思脫裏派之基督教徒。以商工爲業，製造金錦，其名曰納石失(nasich)、毛裏新(molisins)、納克(naques)，並織其他種種綢絹，蓋如我國之有種種絲織毛織等物，此輩亦有金錦同種種綢絹也。”在當時從天德州（今天的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到河北宣化一帶住了很多來自中亞地區的工匠，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織造以納石失爲代表的金錦。

馬可·波羅還講到了大都城絲織業的繁榮：“百物輸入之衆，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用此絲製作不少金錦綢絹，及其他數種物品。附近之地無有亞麻質良於絲者，固有若干地域出產棉麻，然其數不足，而其價不及絲之多而賤，且亞麻及棉之質亦不如絲也。”還有涿州、太原、京兆府（今陝西西安）、成都府、敘州（四川宜賓）、強格里城（今山東德州）、南京城（今河南開封）、揚州，都是產絲重地。

馬可·波羅尤其提到行在城（今杭州）：“行在全境產絲甚饒，而商賈由他州輸入之數尤難勝計。”

這些絲綢在生產出來以後，如何通過商路運輸到中國以外的地區呢？《馬可波羅行記》中明確提到了海上的路線。他提到了一個叫馬裏八兒國的地方，這裏當地並不產絲綢，但負責轉運業務：“船舶自極東來者，載銅以代沙石。運售之貨有金錦、綢緞、金銀、丁香及其他細貨香料，售後就地購買所欲之物而歸。”這裏就是現在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卡特，是海上絲綢之路一個非常重要的港口。還有忽魯模思，就是今天的霍爾木茲，這裏同樣依靠中轉貿易：“城有港，商人以海舶運載香料、寶石、皮毛、絲綢、金錦與夫象牙暨其他貨物數種，自印度來此，售於他商，轉販世界各地。此城商業極其繁盛，蓋爲國之都城。”還有一個地方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西端，小亞美尼亞的剌牙思[Laias]，屬於今天的土耳其：“其國海岸有一城，名剌牙思[Laias]，商業茂盛，內地所有香料、絲綢、黃金及其他貨物，皆輻輯於此。物搦齊亞（威尼斯）、吉那哇（熱那亞）與夫其他各國之商人，皆來此售賣其國出產，而購其所需之物。凡商人或他種人之慾赴內地者，皆自此城發足。”

除了海上絲綢之路，當時的歐亞大陸上還活躍着陸上絲綢之路。佛羅倫薩商人裴哥羅梯（Pegolotti）在14世紀前期寫了《經商指南》（Lapraticadimercatura）中詳細記述過這條線路：從塔納（今俄羅斯亞速海岸邊的亞速城）坐牛車到斤塔兒罕（今裏海北岸阿斯特拉罕附近），然後走水路到薩萊（阿斯特拉罕附近謝裏特連諾耶鎮），從薩萊取捷徑，向北行到訛打剌（在哈薩克斯坦錫爾河中游右岸），從那裏用驢子馱運貨物走45天可到阿力麻裏（今天的新疆霍城縣，當時的察合臺汗國首都），再騎驢行70天至甘州。從塔那到中國共需270多天。裴哥羅梯說：這條路無論白天黑夜都很安全。

四、馬可·波羅及行記的影響

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了旅行記後，這本書很快以抄本的形式在歐洲流傳開了。歐洲在當時還沒有印刷技術，只能靠手抄。現在《行記》的原始文本已無法找到，而從原本抄錄、翻譯的寫本則很多。15世紀中葉歐洲發明印刷術後，出現了大量《馬可波羅行記》的印刷本。1938年有學者做過統計，該書至少有143種抄本、早期印本。

下面這個本子是大家很容易看到的一種：1307年法國騎士蒂博·德·瑟波瓦（ThibauddeChépoix）來威尼斯，馬可·波羅把一本《行記》的手抄本贈送給他。蒂博死後，其長子約翰將原本獻給封建主伐洛瓦（CharlesdeValois）伯爵，並抄寫數本贈送友人。這批抄本現存五部，分藏於法國、瑞士、英國的圖書館。19世紀，法國一個叫頗節（M.G.Pauthier）的大學者將這一系統的抄本校勘出版，20世紀一位名叫沙海昂（AntoineHenryJosephCharignon）的加入中國國籍的法國工程師將這本書翻譯成了現代法文，再由中國著名翻譯家馮承鈞先生將其譯成中文。這是目前最好的、也最方便大家閱讀的《馬可波羅行記》。

在歐洲，1320年，意大利多明我會修道士皮皮諾（F.Pipino）根據威尼斯方言的抄本，把《馬可波羅行記》譯爲拉丁文，據說這個譯本曾得到馬可·波羅本人的認可。上面這兩個都不是最古老的本子，最古老的抄本名爲《世界記》或《寰宇記》，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這是被學術界認爲最接近馬可·波羅原本的一個抄本，語言是法語和意大利語的混合。

《馬可波羅行記》問世後，一些地理學者和航海家相信它的真實性。在約繪製於1375年的《卡塔蘭地圖》上，歐洲的製圖學家第一次比較清晰的繪出了中國的輪廓。該圖沿用《馬可波羅行記》的稱呼，將中國叫做“大汗之地”，在中國的北部寫有“契丹”（Cathay）字樣，並標出了甘州（Cansio）、汗八里等城市。南方雖然沒有出現“蠻子”這一地名，但繪出了行在、福州、永昌（Vociam）、金齒（Zardandan）等地。繪圖者關於中國的地理知識，主要來自馬可·波羅的著作。

熱那亞航海家哥倫布（C.Colombo,約1451-1509）曾反覆閱讀《馬可波羅行記》，堅信東方無比富裕，遠航東方可獲得巨大財富。在《行記》拉丁文印刷本上，哥倫布留下了很多閱讀批註。1492年，哥倫布第一次遠航，要尋找的地方就是馬可·波羅筆下的契丹、中國、日本這些“黃金之國”。當年10月，他的船隊到達美洲，哥倫布自認爲到了亞洲，把古巴的部分地區看成契丹的一個省。1503年哥倫布最後一次在美洲海域航行，他寫道：“5月13日，我們到達了蠻子省（Mangi），這是契丹的一部分”。其實那是古巴以南的海島。哥倫布至死都認爲自己到了亞洲。

隨着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人類的地理知識不斷增加。歐洲學界對《馬可波羅行記》愈發重視。上世紀的幾個在中亞和中國進行探險的大旅行家，如斯文赫定（SvenHedin）、斯坦因（A.Stein）都是馬可·波羅的忠實讀者。如斯坦因來中國探險時身邊總是攜帶兩本書，一本是玄奘《大唐西域記》，一本是《馬可波羅行記》。

現在距馬可·波羅離開中國已近726年。隨着人類活動空間的拓寬和地理、歷史知識的豐富，《馬可波羅行記》的記述得到越來越多的印證。正如英國學者拉納（JohnLarner）所說：“《行記》中的一切依然鮮活不已，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就是當代的。”

最後向大家推薦幾本書：首先是現在中國讀者所能讀到的《馬可波羅行記》的最好譯本，它是由馮承鈞先生所譯，1936年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印行了第一版，這個譯本很多出版社都在刊印。我向少年朋友們推薦我寫的這本《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這是一本普及性質的通俗讀物。如果對中國學者關於馬可·波羅的研究感興趣，可以讀楊志玖先生的《馬可·波羅在中國》，此書是對馬可·波羅，尤其是《行記》中有關中國記述的全面研究，是權威之作。若希望進一步閱讀，尤其是對學術史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本剛剛出版的翻譯著作《馬可·波羅與世界的發現》，作者就是剛剛提到的拉納，這是英國一位研究中世紀史，尤其是研究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非常權威的學者。

對於這個講座，我個人最初始的動機就是聽完講座後大家能去閱讀《馬可波羅行記》這本書。我個人在閱讀這本行記的過程中獲得了很多益處，相信它也不會讓大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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