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透過對土地的規範，形成對動物棲地的維護，雖然不是透過對物種和數量的控制，但同樣能夠有生態永續的效果。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官大偉表示，國際間已有許多案例證明，結合原住民的生態知識，具有政治上國家與原住民族和解、經濟上創造管理效益、生態上豐富人地關係哲學的正面意義，關鍵在於「賦權」，他認為，「政府談資源治理時，應結合原住民的生態知識。」

要怎樣看到原住民社會動態變遷的事實？官大偉表示，原住民生態知識的運作，包含了對動植物棲地的認識、管理利用這些資源的規則、社會組織的方式、信仰及宇宙觀等多個層面相互支持，政府若以為僅是去片面採集原住民族對動植物棲地的認識，把它們編成手冊，就可以成功讓這些知識維持運作，那會是很大的謬誤。

官大偉認為，政府應該做的是：承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權利、採納各民族管理獵場的規則和社會組織、尊重其對於人地關係的詮釋，那麼原住民族就可以在持續與土地互動的過程中，不斷調適出最佳的生存策略與資源管理規範，這也會比管制獵具來得更有意義。

現在的司法體系對於原住民族文化存有過多誤解與偏見。官大偉說，臺灣的法律體系基本上是一個由墾殖者觀點所建立的體系，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以歐洲中心主義的主權與財產權理論，否定原住民族和其領域土地之間的關係。在狩獵的議題上，認為狩獵比畜牧屠宰殘忍、認為原住民狩獵只能自用不能交易（否則就是不傳統）、認為原住民的獵具只能固定在某種形式，都是出於對狩獵文化之內涵的誤解。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說，爭議的議題應有不同利害關係人共同公開辯論，動保團體的聲音一直被視為「不食人間煙火」。他說，「動物比人類更弱勢」，站在動物角度看待此事，並不代表不會認知到原住民過去被迫害的歷史，而是希望有全新討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