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允星、李潔

　　來源=《微信民族誌：自媒體時代的知識生產與文化實踐》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於2016年1月發佈的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88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0.3%，半數中國人已接入互聯網；2015年新增網民3951萬人，增長率爲6.1%，較2014年提升了1.1個百分點，網民規模增速有所提升。網絡世界的出現打破了地理的限制，改變了人際溝通的特性，將各種溝通模式整合到了一個互動式的龐大信息系統之中，讓人們可以在全球網絡上超越不同時空進行互動。然而，在網民數量不斷增長但網絡的主要使用羣體公共意識不強的時代背景下，網絡上的各種惡意攻擊，如侮辱、謾罵、威脅、勒索等現象越來越成爲突出的社會問題。伴隨2006年“虐貓女”和“銅須門”典型網絡事件的出現，關於“網絡暴力”的話題逐漸進入到了公衆視野；互聯網時代的網絡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無論是對事件當事人還是整個網絡環境，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因此，本文希望對網絡暴力的發生過程和形成機制進行深入和系統的研究。

　　作爲亞文化的網絡暴力

　　對於“網絡暴力”一詞，國內外學術界至今還沒有一個權威的定義。有的學者將其界定爲：通過電子信息媒介對他人造成有意的、重複的的傷害，它可能包括威脅、惡性標籤（煽動仇恨的言論）或在網絡上通過張貼虛假信息來嘲弄對方進而達到羞辱的目的。也有學者指出，網絡暴力通常是一種不特定多數人以網絡爲載體，自發、集體地對一些違揹人們傳統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的網絡事件當事人進行的語言聲討和攻擊。這些惡語相向的文字盛氣凌人，冷漠刻薄、甚至惡毒殘忍，超越合理的關注程度和禮貌的語言運用，是沉重打擊人們精神和心理的軟暴力。因此，又有學者將網絡暴力稱爲“網絡欺凌”或“網絡霸凌”（cyber bullying），它是一類在網上發表具有傷害性、侮辱性和煽動性的言論、圖片、視頻的行爲現象。。基於對相關研究文獻的梳理，陳代波將“網絡暴力”各種概念進行了全面的綜合對比，指出了圍繞這一概念產生的諸多觀點分歧和共同點，並最終把網絡暴力定義爲：網民對當事人或組織實施的以製造心理壓力爲手段，以迫使其屈服的“網絡攻擊性行爲”的總稱。從本質上看，網絡暴力是一種心理虐待。

　　在網絡暴力的發生過程之中，公衆以“言論自由”的名義踐踏着他人的個人權利，打着懲惡口號的同時“揚惡”而不自省，甚至某些網民未經當事人的同意，隨意公佈當事人不願爲人知曉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齡、職業、照片、聯繫方式、家庭狀況、感情經歷等等，侵犯了當事人的肖像權、隱私權或名譽權等。這通常導致網絡暴力的受害人感覺到沮喪、困惑、內疚、恐懼、孤獨、尷尬、憤怒、悲傷、低自尊和更多人際交往問題，特別是當他們無法有效地應對時，最具破壞性的影響之一就是受害者開始避免社交活動而自我封閉。因此，姜方炳着重從行爲後果的角度將“網絡暴力”定義爲：網絡技術風險與網下社會風險經由網絡行爲主體的交互行動而發生交疊，繼而可能致使當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益受損的一系列網絡失範行爲。擴展到當事人個體之外的社會來看，網絡暴力在虛擬世界的盛行，嚴重地污染了互聯網環境，使之充斥着一股戾氣，並直接威脅着現實生活中的法治生態和社會環境，進一步增加了社會轉型期的不穩定因素，激化了社會矛盾。

　　既有的相關研究都說明，網絡暴力事件之所以屢屢發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很多學者都關注到了網絡空間的基本特徵，認爲網絡的虛擬性、匿名性以及網絡技術的風險特性爲網絡暴力提供了生存的環境，因種種現實顧慮被消除，網民在不受實際束縛的情況下肆意表達意見，導致某些言論欠缺自控能力和基本的責任感而富有侵略性。其次，也有很多學者從社會治理的角度提出，當前中國的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設還比較滯後，互聯網方面的法律規範還明顯不足。再次，還有學者認爲，大衆社會心理是網絡暴力產生的重要原因，它包括“仇富”、“仇官”等怨恨心理衝動、網民的狂歡惡搞心理與理性缺失及從衆心理等。特別是在民衆自由表達的現實渠道嚴重缺失的情況下，網絡便成爲了民衆對自由表達空間的期待。此外，也有學者將網絡暴力的產生歸因爲社會大衆道德意識低下、理性不足，缺乏公民權利的自我覺醒和應有的責任感，過分追求網絡帶來的權利和利益。甚至有學者指出，網絡暴力源於現實社會層面的失範和個人層面的道德危機，它實際上是一種虛擬世界的非理性亞文化，其產生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和衝突的結果。

　　與此同時，有一些學者從多元因素的“立體交互”視角對網絡暴力進行綜合分析。比如有人指出，催生網絡暴力的潛在根源是網絡技術的風險特性，現實動因是社會轉型過程中風險的無序釋放，重要因素是網民羣體年輕化的結構特點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也有人指出，網絡的匿名性、高自由度、羣功能是產生的溫牀，傳統道德觀念是深層次根源，現實社會缺乏意見表達通道、弱勢羣體的利益無保障是現實基礎，媒體對點擊率和眼球率的追求是推手，網絡法制不健全、網絡道德建設滯後是根本原因。還有人將網絡自身的特性、網民的結構及文化層次、羣體極化、網絡道德及法律的缺失、轉換空間的“正義”訴求等系列要素的結合概括爲網絡暴力的形成機制。很顯然，關於網絡暴力的形成，現有的研究大多都只是羅列相關影響因素，並沒有將這些因素的內在關聯結構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也很少深入考察特定網絡暴力事件的發生與演進過程及其內含的邏輯程序，因此也就很難進行真正的“機制性”分析和總結，這已經成爲網絡暴力研究領域的一個理論缺憾。

　　鑑於此，本文擬採用案例研究法，針對性地選取中國近幾年來發生的三個典型網絡暴力事件，通過對與之相關的影視影像、公共論壇、新聞網站、微博、博客等網絡信息資料進行不同時間點的縱向分析，歸納其共同或相似的事件發生與演進過程，並探析其中隱含的邏輯結構，最終總結出網絡暴力的一般形成機制。三個典型的網絡暴力事件分別是：

　　1.2012年，電影《搜索》上映，該片講述了都市白領葉藍秋，被意外查出身患淋巴癌，這一重大打擊使她難以接受，精神恍惚地坐上公交車；在公交車上，在列車員的一再勸說下，她仍拒不給一位老大爺讓座，並說出了一時的氣話“要坐坐這兒”——葉藍秋的大腿。事件被曝光後，在短短數天時間裏，葉藍秋被千萬人誤解謾罵，直至爲此結束生命。

　　2.2013年，一條名爲“袁姍姍滾出娛樂圈”的微博熱門話題出現，並很快登上熱門榜首並長期佔據前列；緊接着，很多娛樂媒體加入反袁姍姍的“大合唱”，甚至還列出了她不受歡迎的五大理由：長相不好看、演技太做作、沒有理由等。有不計其數的網友在各種論壇、貼吧、微博上攻擊和謾罵她，惡搞她的圖片和表情，給她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3.2015年5月3日，一則“男司機暴打女司機”的視頻在網上引起熱議，網友紛紛指責施暴者張某行爲不當。次日，隨着張某行車記錄儀視頻的曝光，輿論發生了大反轉——越來越多的網友把攻擊矛頭對準被打者盧某，認爲她是“咎由自取”。且事件並未隨着警方介入調查而降溫，部分網友開始對盧某進行“人肉搜索”，她的身份證信息、名下車輛及其違章情況、婚戀情況、開房記錄等均被曝光，其此前的駕駛惡習也被網友翻出予以抨擊。

　　網絡暴力的演進過程

　　任何事件的發生都蘊含着一系列的步驟與演進過程，網絡暴力也不例外。通過對一系列案例的綜合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網絡暴力事件都有着相似的演進過程，那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某社會焦點事件發生後，消息由各種渠道被傳播至網絡上，然後經由網絡意見領袖和網民的“信息融合”以及集體無意識、羣體極化等社會心理交互作用，逐漸升級演化成爲網絡暴力，最後以不同的形式走向平息，這其中往往包含造勢、用勢、消勢三個階段。

　　造勢：事件爆光

　　某一事件要成爲網民關注的焦點，必定需要通過特定的渠道進入公衆視線。總的來看，網絡熱點事件的信息來源主要是公共媒的正式體報道和網民的自由發帖、爆料，其中報道與爆料的網民又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被某事件真正觸怒，便舉着正義的大旗，希望藉着網絡傳播讓更多人討論、懲罰事件當事人；另一類則是純粹出於無聊，希望通過曝光能引起大衆廣泛關注的消息來獲得一些自我存在感。與此同時，爲了追求更高的曝光率和點擊率，廣大新聞媒體經常會窮盡資源挖掘所謂的“新聞真相”，一味迎合受衆的獵奇心，由此導致其所報道的新聞客觀性不足，更難以完整展現事實真相，這就間接地煽動了網民的極端化情緒，從而爲網絡暴力事件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另外，部分網民對新聞事件的不理智揭發、轉載、評論更容易催化網絡大衆對當事人的施暴行爲，加之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即時性、便捷性等特徵提供的適宜平臺，網絡暴力的最終發生也就變得水到渠成了。

　　特定事件無論是由誰、通過哪種渠道在網絡上曝光，它必定是因爲能夠吸引大衆眼球和引發廣泛討論甚至羣情激奮，纔會演變成網絡暴力，這中間，還必須具備一個“引爆點”，即該事件之所以能夠挑動大衆心絃的基本信息要素。網絡暴力的“引爆點”通常與民族主義情緒、同情弱勢羣體的心理、仇官仇富心態、對不公正社會現象的憎惡、對社會道德淪喪的憤怒等社會心理有關。比如“虐貓事件”當中的血腥暴力、殘殺生靈，“銅須門事件”當中的一夜情、婚外情，“我爸是李剛”事件中尚未被證實的炫富性話語等，這些敏感信息一經在網絡上曝光，很容易引起了網友的憤慨與抨擊，從而轉化爲網絡暴力的“引爆點”。這些平時被視爲“禁忌”但又時刻吸引大衆注意力的話題，在網上往往極易佔據網民熱議的榜首，網民們爲此“義憤填膺”，甚至發動人肉搜索，要開展“正義”的道德審判，彷彿讓當事人惶恐不安、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在電影《搜索》中，葉藍秋的舉動之所以引起網民的廣泛關注，顯然與中國社會大衆對傳統道德墮落現象產生的失落感乃至憤怒情緒有着密切關係；而在袁姍姍事件中，主人公的遭遇同樣與此有關，特別是廣大網民對明星不擇手段進行“自我炒作”現象的厭惡情緒，更直接將該事件中的某些關鍵信息轉化成爲了“引爆點”，並最終導致了網絡暴力的產生。在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由於當前中國社會上的交通違規行爲層出不窮，引起了民衆的普遍反感與憎惡，尤其是很多人還親身經歷乃至遭受過不同程度的傷害，他們對此行爲更是深惡痛絕；因此，打人司機的行車記錄儀一經警方官微曝光，女司機的行爲便觸怒了痛恨交通違規行爲的大衆，他們“集體化”地存在於不遺餘力地討伐她的網絡羣體裏，實施網絡暴力的真正目的已經不再是使其得到相應的行政性處理，而是去進行所謂的“道德審判”，情節惡劣的交通違規點燃了大衆的怒火，成爲又一起網絡暴力事件的“引爆點”。

　　用勢：事件升級

　　當特定事件在網絡上初步產生“轟動效應”時，大多數的言論主體都只是因爲該事件的某個“引爆點”契合了自己的娛樂消遣、釋放壓力等心理需要而參與其中，對網絡事件本身並沒有太全面的瞭解。因此，在事件的後續發酵過程中，持有標新立異觀點的言論者往往會成爲整個事件演進過程中的意見領袖，他們的觀點自然也就會成爲主流意見，且正如勒龐所說的：“結論越是專斷，語氣越是肯定，對公衆的影響力越大。”而意見領袖一旦形成，事件就向着“組織化”方向發展，意見領袖身先士卒，把大家想說卻又不敢或是不懂如何說的話表達出來，成千上萬的網民追隨其步伐，通過發帖、轉載、評論等方式支持意見領袖的觀點，就像被打開的閘水一樣涌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網民都傾向趨從於意見領袖的觀點，盡力防止因持不同的觀點而被孤立，有的人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往往會成爲“沉默的大多數”，一方表述而另一方傾向沉默，這便形成了一種“沉默的螺旋”效應，並由此助長了一些“主流意見”的極化，這是網絡暴力產生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沉默的螺旋”狀態下，持相同意見的網民自發地聚集在各種形式的網絡空間之中，相互抱團取暖，在匿名外衣的保護下，逐漸變得口無遮攔；加上有了羣體力量的庇護，他們感覺找到了堅強的後盾，於是變得極端而且狂熱，似乎在網絡輿論場裏找到了宣泄現實壓力的天堂，語言表達簡單粗俗誇張，甚至找到了現實生活當中無法擁有的審判權利給人帶來的快感，於是充當“道德法官”給人宣判。在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支配下，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在狂熱的羣體中失去了效力，“法不責衆”使得他們不必爲自己的行爲承擔責任。經由“責任分散”心理的推動，身處“優勢集羣”之中的無數網民利用社會道德話語作爲其羣體情緒的發泄載體，將意識、潛意識和無意識當中的很多元素進行對接融合，進而製造出強大的社會輿論，這是網絡暴力得以產生的又一個重要環節。

　　另外，當網民團體以匿名身份在網絡中產生強烈的集體認同之時，“羣體極化”現象隨之出現。持相似觀點的人在相互交談後會固化他們之前的立場，這在羣體討論社會不公正現象時更加鮮明，羣體討論會讓人們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憤怒之火越燒越旺。網絡提供的開放式討論空間允許人們自由尋找與自己有相同觀點或興趣的羣體，並加入到討論之中；而在這種環境中，人們更加傾向於只聽取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的言論，而不是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由此，“羣體極化”在所難免，網絡中的羣體極化現象大約是現實生活中面對面時的兩倍多”。羣體極化一般會促進集體暴力的產生，因爲它使“我們—他們”邊界變得更加顯著，挖空了獨立的中間地帶，強化了邊界衝突，提高了輸贏賭注，更增加了領袖發動行動反對他們敵人的機會。這是網絡暴力事件走向高潮的一個關鍵環節。

　　在電影《搜索》中，主人公葉藍秋“公車上不讓座”的視頻一經曝光，衆多的網民幾乎是在沒有核實事件詳情的情況下便對她進行了的網絡語言抨擊，各種情緒極端化的言論成爲事件的“主旋律”。本來所佔比例就不大的中立性言論隨着“沉默的螺旋”效應逐漸消減，而帶攻擊煽動、污言穢語、譴責性質的言論則以極快的速度在網絡上增長，比如，當家政所的那位小女孩兒說她願意照顧葉藍秋時，被老闆娘和鄰居們責罵“不知廉恥”；她的班主任不得不轉換態度，面對媒體的採訪。非理性言論的迅速擴散導致了“羣體極化”，當葉藍秋被“人肉”出來大量個人信息後，這場網絡暴力事件也達到了高潮，網民們關注的焦點已經不再是讓座事件本身，而是她的生活隱私。網絡輿論一邊倒地指責葉藍秋，大多數網民只能盲目從衆，跟隨大衆的思想步伐，一同討伐那個道德敗壞的“不讓座”的“小三兒”，以此在網絡社區中完成自我肯定，獲得羣體認同感。由此，在衆多網民的簇擁和支持下，葉藍秋猶如福柯筆下“全景式監獄”中的罪犯，成爲網民共同圍觀和討伐的對象。

　　在袁姍姍事件中，“關愛八卦成長協會會長”（以下簡稱“關八會長”）這一網絡名人扮演着意見領袖的角色，他在自己製作的節目中抨擊袁姍姍“長相差、演技爛，還被捧紅”，在一夜爆紅後還是“遭來無數黑粉攻擊 ”。這檔節目在網絡上一經傳播，他的這個觀點就迅速吸引了無數的追隨者，“袁姍姍滾出娛樂圈”更是網民每天必刷的微博話題，各種詆譭紛至杳來，甚至出現了“反袁姍姍全球後援會”、“反袁姍姍駐南斯拉夫後援會”這些難以置信的集體謾罵組織，而這期節目的點擊率已高達百萬人次。在這個過程中，沉默的螺旋、集體無意識、羣體極化現象都得到了鮮明的展現，網民在意見領袖的言論指引下發表言論，各種非理性化的、缺乏獨立思考的語言攻擊聚集而成網絡暴力，給當事人帶來了無盡的心理痛苦。儘管“關八會長”後來在《奇葩說》節目上向袁姍姍致歉，坦言當時的抨擊太過草率，真正接觸本人及其團隊後，發現她其實並非像網上傳聞的那樣，而是一個非常敬業、謙虛的藝人；但是，人心中的野獸已被釋放出來，事件對袁姍姍造成的傷害已經難以收回。

　　與葉藍秋和袁姍姍兩起網絡暴力事件相似，在成都“女司機盧某被打”事件發生後，其交通違規（“別車”）行爲很快就被以視頻的形式傳至網絡上，起初還存在一些爭議的網絡輿論隨之開始出現傾斜，指責的聲音成爲主流意見。在“沉默的螺旋”效應發揮作用之後，諸如“即使她有過錯，男人也不應該出手”這樣的言論被邊緣化，而與此同時，各種指責性語言則在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推動下不斷升級，趨向激烈化，導致“羣體極化”現象再次出現；最後，不僅該事件本身被網民們廣泛討論，連女司機盧某的隱私（比如婚戀情況、開房記錄等）都被有些網民“人肉搜索”出來並在網絡上公開曝光，此次網絡暴力事件達到了高潮。在該事件的演進過程中，許多網友在網絡空間裏進行了惡意評論，如“打得好，打得秒”、“女司機就是故意殺人，該判死刑”、“這些碧池就是欠揍”、“打死活該”、“天天開房欠收拾”...這些言論明顯超出了正常的理性表達範疇，有着鮮明的攻擊性特徵和道德審判目標，其中所隱含的“軟暴力”必然會給當事人及其家庭帶來不可預料的傷害。

　　消勢：事件平息

　　任何事情都沒有永遠的高潮，隨着網民興趣的減弱，當事人出面表態，相關媒體和部門的介入干預和權威結論的公佈，公共部門開始發揮“安撫”作用，網民的聲討隨之恢復平靜，網絡暴力逐漸消勢。而在此之前，網民集體施暴達到高潮階段時，也是受害者身心創傷潰爛的時候；因爲忍受不了無休止的謾罵、侮辱、詆譭，受害者的生活受到嚴重困擾，導致精神崩潰，有的人逃避、抑鬱甚至結束生命以求解脫。與傳統欺凌相比，網絡暴力對受害者的自我傷害和自殺意念等內化內容造成更大的消極影響，這種影響通常並不會隨着事件的消勢而自然結束。當然，也有些當事人在經受了一段時間的痛苦和消沉之後，表現出更爲積極樂觀的一面，努力採取各種善後措施，以消除公衆的負面評價，使事件趨於平息，甚至讓自己有所成長。不管網絡事件的受害人最後選擇何種應對方式，網絡暴力的氣焰都會隨着事件真相的“清晰化”而逐漸熄滅，但由此帶來的傷害性後果經常是難以挽回的。總的來看，網絡暴力事件造成的最終後果大概有三種可能：重塑形象，自我傷害、低頭認錯，袁姍姍、葉藍秋和被打女司機盧某三人恰好分別“製造出了”這三種結果。

　　在袁姍姍事件中，因爲“袁姍姍滾出娛樂圈”長期是微博熱門話題，她十分壓抑，乃至足不出戶，也不去關注網絡訊息；但後來她發覺，一味地逃避並不是明智的選擇，於是開始勇敢面對。首先，她在微博發起了“愛的罵罵”活動：凡在微博中留言的，每條捐出5毛錢，然後將善款作爲北京一家殘疾孤兒康復機構的手術費，救助孤殘兒童，用自己的力量把虛擬世界中的負能量轉變成現實生活中的正能量。後來，袁姍姍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微博熱搜榜上，大批網友“路轉粉”，紛紛在其微博下留言大喊“女神”，“袁姍姍馬甲線”成爲新的熱門搜索關鍵詞；微博上的各路營銷賬號紛紛力捧，健康與健身雜誌和欄目的邀約不斷，袁姍姍由此從“整容潛規則”的陰影中走出，甚至帶動了許多女孩的健身熱情。最後，她在TEDx演講一戰成名，“語言不應該成爲致命的利器；網絡的誕生也不應該是爲了製造困擾，而是爲了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作爲過去也許將來還會遭遇網絡暴力的過來人，我不希望再有人因爲網絡暴力而受到傷害；請善用語言，讓人言可敬”，這段充滿睿智的演講詞讓袁姍姍的形象大變，完滿地從網絡暴力的陰影中走出來，併成全一個快樂的自己。

　　然而，並不是所有遭遇網絡暴力的當事人都能像袁姍姍一樣勇敢堅強，並有機會向世人澄清事實真相。在電影《搜索》中，葉藍秋原本想好好活下去，所以纔去請保姆照顧準備做手術的自己；但在家政公司尋找保姆未果，並對社會大衆的八卦心態和無情攻擊產生了絕望，最終選擇了自我了結，將自己永遠定格在了人們的歉疚裏。她在臨死之前都沒有向公衆公佈自己患癌的事實，也沒有機會爲自己辯駁或抗爭，她只是通過安靜地死去來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有些事情完全是私人性質的，與公衆毫無關係，它需要得到社會大衆的尊重，他人若濫用媒體資源，爲了所謂的“伸張正義”來進行道德綁架，最終只能做出不道德的行爲。與葉藍秋相比，成都被打女司機盧某雖然也遭遇了嚴重的網絡暴力侵害，但她並沒有走極端，而是通過公開在網絡上向網民們表達悔意和歉疚的方式將該事件平息，這種“低頭認錯”的做法儘管未能像袁姍姍那樣“扭轉乾坤”，而且充滿了各色的無奈情緒，更難以真正有效地捍衛自己的正當權益，但它畢竟還是避免了更壞結果和更大悲劇的最終發生。

　　網絡暴力的形成機制

　　從上文對三個網絡暴力事件演進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網絡暴力的演進過程通常會經歷曝光、升級、平息三個階段：1.“引爆點”可以產生強烈的輿論徵候，使特定事件公共化；2.意見領袖引導輿論走向，與網民的從衆心理相結合而產生的“沉默的螺旋”效應，然後在集體無意識的支配下引起“羣體極化”，網絡暴力達到高潮；3.當事人出面表態或傳統媒體介入干預，網絡暴力因網民的凱旋而迅速消退，同時，當事人的生活走向極端或是再趨平靜。這種事件演進過程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性十分類似於“蝴蝶效應”：形成速度快、影響力大、覆蓋範圍廣、社會傷害深，因此，我們可以將網絡暴力的這種形成機制概括爲“蝴蝶效應”模型，其具體的形成與演進路線如下圖所示。

　　網絡暴力形成的“蝴蝶效應”模型中，具有鮮明公共性的社會事件被爆料，並觸碰到網民大衆的某條敏感神經，就像那隻在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偶爾煽動幾下翅膀的蝴蝶；而伴隨意見領袖的出現，大衆的盲目跟從及各種複雜的社會心理交互作用，廣大網民以道德衛士作標榜，利用網絡平臺集體向當事人發起非理性、大規模、持續性的輿論攻擊，網絡暴力高潮隨之到來，這就類似於那場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龍捲風；然後，伴隨能量的迅速釋放，事件旋即歸於平息，就好比龍捲風在肆虐之後的消退。在網絡暴力的此種形成機制中，我們實際上可以發現兩個關鍵場域——“線下”和“線上”，即現實社會和網絡空間；前者發揮着“分散性儲備能量”的功能，而後者則擔負着“聚合能量”以使之集中爆發的功能，二者通過網絡行動者的集體行動而實現順利對接，從而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網絡暴力事件。那麼，“線下”和“線上”又是分別如何發揮各自功能的呢？或者說，現實社會何以爲網絡暴力提供能量，而網絡空間又何以將這些能量聚合起來並集中釋放的呢？下面繼續分析。

　　衆所周知，中國有着悠久的“道德理想主義”文化傳統，在公衆的日常生活中，中國人習慣於“道德渲染”，用高尚的道德標準去要求他人，一旦有人違犯了社會主流道德規範，無論有意還是無心，大衆很容易採取羣起而攻之的應對方式。而且，人們並不單單討論或者譴責事件本身，甚至本能地拒絕去探求事件真相，而是窮盡一切手段和資源聚焦於當事人的整體性道德水準或者人品，努力尋找一切證據證明他就是“壞人、罪人”，即使是毫無關聯的幾個事件，也會被解讀爲道德敗壞的體現。在這種情勢下，當事人的任何“道德瑕疵”都可能會被無限放大，其越軌行爲及其引發的事件也就特別容易遭致衆人的憤慨和一直譴責。同時，隨着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發展，社會現代化步伐不斷加快，傳統的熟人社會形態正在變得支離破碎，而現代公共社會空間卻沒有得到較好的培育；中國民衆的權利意識日趨增強，而現實社會中可供行使的權利卻難以獲得同步擴展，加之日益激烈的現代社會競爭，導致了很多人不論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承受着很大的生存與生活壓力。以上現實導致的一個重要後果便是：社會大衆內心積壓了大量的不良情緒，並轉化爲一種急需釋放的情感能量。 在現實社會中，受法律、道德、風俗等的制約，人們把自己內心的情感能量儲藏起來，但又時刻在尋找釋放的出口，天生便帶有“遮羞布”效能的網絡就成爲了適合的選擇，它爲人們“充分行使言論自由”和“道德審判權”提供了一個擁有絕佳的公共舞臺，讓普通公衆包括弱勢羣體和邊緣羣體也擁有了現實社會中只有權勢階層和知識精英才能擁有的話語權。在網絡世界裏，人們可以將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權利付諸於另一種形式的實踐，如同躲在幕後操控木偶的藝人隨意將木偶表演擺成他們想要的模樣，從而讓人的情感能量得以宣泄和釋放，因此，它對無數網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網絡空間有着鮮明的開放性特徵，所以每當具有“引爆點”的公共話題在上面被曝光，網民們就可以迅速聚集，社會道德話語也就隨之找到了喚起認同、發揮作用的良好空間，而且越是禁忌話語越容易激發人們的“反叛心理”和“征服慾望”，由此，現實生活中分散儲存的情感能量被整合爲一體而進入“發酵”程序。同時，網絡又具有很強的匿名性特徵，這使得網民不太擔心自己的網絡言論受到處罰，所以在某種“眼球吸引比賽”機制的刺激下，網民的發言會自發取向激進和極端，然後在“沉默的螺旋”、集體無意識和“羣體極化”的共同作用下，網絡暴力被水到渠成地製造出來。

　　網絡暴力背後的價值觀

　　從上文對網絡暴力形成機制的探討可以看出，網絡暴力是一種“多數人的暴力”，人們通過在網絡上集體攻擊與自己並無任何交集的陌生人，來宣泄對不符合個人價值觀念和社會主流道德規範行爲的不滿和憤恨，似乎自己因此就成爲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審判者。在匿名的網絡空間當中，施暴者身份的缺失以及網絡羣氓的盲從心理使得網絡暴力興盛起來，它在維護社會道德的話語中，卻使用“反道德”的行爲，在捍衛社會道德的旗幟下，卻給受害者造成了不道德的傷害，這也許是中國式網絡暴力最難以解決的悖論。在這裏，我們不僅看到了一般性的社會心理運作規律，也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形態在網絡世界裏的延續，更領略到了網絡虛擬空間對現實社會形態的扭曲性表達；正是通過這些多元因素的融合和無數網民的積極參與以及由此而來的集體行動，網絡暴力才得以在當代中國不斷上演。

　　網絡暴力不同於現實生活中拳腳相加、血肉相搏的暴力行爲，而是藉助網絡的虛擬空間用語言文字對他人進行傷害與誣衊；它雖然區別於現實的暴力，但又是現實暴力在網絡上的延伸，是對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積攢的大量社會矛盾的婉轉表達。現實生活中有“明確反對暴力”的公共規則，這種規則同樣需要被運用到網絡空間中，這就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去建立化解社會矛盾的疏通機制，需要社會各方努力構建一種有效的“社會安全閥”制度，以緩解或消除社會成員之間的各種衝突和敵對關係，改善民衆的不滿情緒和心理狀態。顯然，若要使網絡不蛻變爲一個只供個人發泄不滿的非理性空間，而是真正成爲“提供一個交換評論與批評的理性場所”和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公共空間，更好地發揮“社會安全閥“的作用，需要網絡媒體自身的努力，需要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廣大網民的自覺遵守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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