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絲欄目｜絲說歷史謀略

　　抗戰時期定都重慶，就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是那個時期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最爲明智的決定。但是，如果把時針倒撥過去，當時的蔣介石一直是舉棋不定的，因爲，他最初的想法是將西安作爲抗戰大後方。

　　“冷絲說歷史”今天就細緻地討論一下當年“定都重慶”的決策過程。

　　抗戰時期新華日報重慶舊址

　　1932年11月17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就講：“強國之國防重邊疆，取攻勢；弱國之國防重核心，取守勢”。但此時，國民政府計劃建設的核心是西安地區，併成立了以張繼爲委員長的西京籌備委員會，計劃以西安爲政府中心，成都爲倉庫中心，目的就是“把西安與成都聯合起來”。

　　當時，蔣介石還對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說，準備遷移西安。國民政府爲了表示對首都建設的重視，調集各方力量，對西安進行了幾年經營，取得了不少顯而易見的成果。

　　由於種種原因，蔣介石國民政府並未推行把四川作爲持久抗戰大後方的計劃。這些原因有這幾個方面：蔣介石因忙於內戰和統一內部各派，對抗戰準備不足；蔣介石對當時的形勢判斷有誤，他對蘇、美、英很快出兵干涉日本寄予了過高的期望，對日本軍隊進攻速度之迅猛心中無數，以至缺乏相應的準備措施；蔣介石當時雖然在名義上加強了對西南的控制，但西南地區的實權尤其是軍隊，仍爲地方軍閥所操縱。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到了1936年7月，蔣介石還對定都四川一事舉棋未定。他當時對離任回國的國民黨政府首席財政顧問英人李滋羅斯就曾這樣說：“對日抗戰是絕對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尚不足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盡量使之拖延，但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等待英、美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這個時候，蔣介石並沒有明確表態將重慶作爲陪都，他當時還想到着成都。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10月，由於淞滬戰場告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再次受到嚴重威脅，殘酷的現實迫使蔣介石再次面臨遷都問題。

　　因此，11月12日，蔣介石緊急“面謁國民政府林森主席會商”，並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作了題爲《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演講，才正式作出了以四川爲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以重慶爲國民政府駐地的戰略決定。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裏面情景

　　1937年11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向全國發出了遷都重慶的通告。11月20日，國民政府就遷都一事對全國民衆發表瞭如下宣言：“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國民政府茲爲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

　　11月21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爲國民政府移駐重慶，通電全國各將領稱：“就整個抗戰大計言，實爲進一步展開戰略之起點。”11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專船由南京抵達重慶，而國民政府重要軍政機關移駐武漢，部分移至長沙。

　　一直到了1938年6月，武漢會戰開始時，國民政府駐漢各機關也開始遷往重慶。12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在重慶辦公，遷都工作隨告結束。1939年5月5日，國民政府定重慶爲特別市，直屬行政院。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又明令將重慶定爲陪都。

　　重慶抗戰遺址公園

　　重慶作爲戰時國統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被當時的國際輿論視爲戰鬥中國之象徵。作爲戰時國民政府的首都重慶，在中華民族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