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汪暉憶先師：那些曾經在“明暗之間”仿徨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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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章石承先生的死訊是一九九〇年夏天，那時我正在秦嶺深處的商洛山“瞭解國情”。也在那一年春天，我的另一位導師唐弢先生病重住院，沒有再清醒過來，一年多以後病歿於北京。我的碩士導師和博士導師先後辭世。我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流浪，過着沒有導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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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暗之間——記石承先生

　　文 | 汪暉

　　白天還在北歐的夜空掙扎，不肯退入黑暗。我知道很快又是黎明。斯德哥爾摩的夏日，天長夜短，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夜，不過是明暗之間。這景象讓我想起魯迅的讖語，我最喜歡的句子：“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我於是想到那些曾經在“明暗之間”仿徨的老人，那些早已退入黑暗的影子的故事。

　　章石承先生當年在新北門家中書房內

　　章石承先生藏書

　　章石承先生手跡

　　石承先生是江蘇海安人，一九一〇年生，原名章柱，號澄心詞客。我在少年時代就知道他工於填詞，因爲我們是鄰居，都住在揚州師院新北門宿舍的大院裏，他和我的母親同在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書。我上小學的時候，正是“文革”時代，那時知道他是“歷史反革命”，又不甚嚴重，究竟爲的是什麼，並不確切，我也從未問過他。雖然歷經各種政治運動，但他的風度依然。聽我母親說，章先生年輕時曾在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我於是覺得他那種謙恭的姿態得自他的留洋經歷：躬身，頷首，一絲不苟。“文革”之後自然沒有問題，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在“文革”期間，他也總是風度翩翩，他的夫人夏雲璧女士總說，石承先生像個外交官。

　　我在一九八二年成爲他的碩士研究生，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那時他七十二歲，頭腦尚清楚，只是記憶力已經不甚好。即使如此，看起來也仍然鶴髮童顏，帶着金絲眼鏡，穿藏青色嗶嘰中山裝，走路的姿勢有力而端正。

　　老人愛說過去的事，我於是知道他早年就讀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卻又在中文系選修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三十年代在東京時，學過外國文學和電影，也是中國詩詞的研究生。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爲了抗議日本的侵略，輟學回國。他慨嘆說，那時沒想到這一走竟再無緣日本，可惜的是許多書託給了房東，終於如泥牛入海。章先生的藏書在揚州是有名的，我每次到他的書房，看着四邊堆積的書，一天天壓迫起來，最終先生的書桌僅剩一小塊可以寫作的地方。

　　章石承先生和揚州師院五八屆學生、

　　全國優秀教師楊金達在一起商討

　　章石承先生早年出版的詩詞集

　　也是在那時，我知道他在三十年代開始發表新詩和舊詩，出版過《石承的詩》《耦香館詞》和一些抗戰小說，與石靈等詩人相熟。上海“孤島”時期，他離開上海，回到他的家鄉海安曲塘，創辦成達中學，從事文學和文化活動，許多從上海逃出來的文化人就在他的中學裏教書，我所知的有周煦良（外國文學學者，揚州“小盤谷”主人）、孫石麟（即詩人石靈）、許逸民（歷史學者，後任教揚州師院，“文革”中冤死於獄中）等人。那時他的學校的位置在國、共和日本人三方地盤的交界處，所謂明暗之間，國、共兩方面與他都有聯繫。我記得他說起過當時“聯抗”的領導人如彭柏山、黃逸峯，他們有祕密的交往和公開的合作。比如他曾與彭柏山將軍（“聯抗”政委）合作編輯文學刊物《文學者》，與黃逸峯將軍（“聯抗”司令）的叔嶽李俊民（後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共事，擔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李爲主任）。可能因爲這樣的經歷，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任鎮江《大衆日報》社社長，兼鎮江文聯主席。不過，我猜想，也因此，自那以後，特別是“文革”期間，他頗受疑忌。我曾讀過他的一首《聲聲慢》，是五十年代末重回當年學校舊址時的情景：斜陽衰柳，冷落鷗盟；數椽茅屋，遍長蒼苔；全沒有舊時豪情，多的是袖染淄塵，憑添雙鬢的慨嘆。最後是：“傾濁酒，且澆愁，沉醉未醒”。

　　章石承先生早年刊印的詩稿《石承的詩》，

　　于右任題寫書名

　　章石承先生與夫人夏雲璧先生及外孫合影

　　石承先生是現代文學專業的導師，我也讀過他寫的《魯迅作品中若干問題的初探》，但他自己更喜好的是古典詩詞。除了故世後才刊行的《揚州詩詞》（與夫人夏雲璧女士合作）外，他還著有《李清照年譜》《陸遊詩選》等，但迄未刊行於世。他不單詩詞寫得好，而且與學生談話，也總愛說些“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之類的意境，念起來抑揚頓挫。他也特別喜歡中國的女作家的作品，古代的如李清照，現代的如蕭紅，也許這些女性的身世之感讓他感動罷。他喜歡的多是婉約一派，也合乎他溫文爾雅的氣質。

　　章石承先生與外孫合影

　　記得任二北先生到揚州師院任教時，石承先生告訴我，他幼年時曾得到過吳梅先生的指導，大概是給他改過詩。我當然知道任二北、唐圭璋、萬雲俊先生等詩詞學鉅子都是吳梅先生的高足，吳先生在中國近代詞學方面的造詣，幾乎無人比肩。我又知道他與章太炎先生有點遠房本家或是別的淵源（他在外文系的老師陳麟瑞是柳亞子的女婿，與太炎先生熟悉）。我見過他收藏的太炎先生的一橫幅，上錄《荀子·榮辱》一章曰：“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屏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意思是，戒驕慢，事恭儉，律己待人，以遠恥辱。我有時想，石承先生頷首鞠躬的姿態，多少得自太炎先生的教誨。恭肅而儉約，也是在動盪而崩壞的時代裏，保護自己，以遠恥辱的唯一法門罷。那幅字一筆不苟，篆書，太炎先生真是古文家法。

　　龍榆生先生像

　　龍榆生先生部分著作

　　石承先生的真正的老師其實既不是太炎先生，也不是吳梅先生，而是龍榆生先生。龍先生也是詞學大師，他早年參與編輯的《詞學季刊》是近代詞學研究的重要刊物。他的《唐宋詞選注》是我大學時最喜歡的讀本之一。但不知爲什麼，石承先生一直沒有說起這段師生緣，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北上京城訪學，才知道他在暨南唸書時，是龍榆生和盧冀野（曲學專家，著有《飲虹五種》等）兩先生的得意門生，且時有詩詞唱和。因詩詞深得老師的賞識，竟以外文系學生的身份，而在中文系給冀野先生代課。

　　1980年代的汪暉與日本魯迅研究學者伊藤虎丸

　　臨行前，他說有事要交代，讓我去他家。我敲門進屋，先生端坐在客廳，顯然是在等我。我問他有些什麼要交代。他說要我先到鎮江，找退休在家的蔣逸雪先生，請他寫信給時任魯迅博物館館長的王士菁，因爲蔣先生是王的私塾老師，而且曾經資助過王唸書。這樣可以通過王的關係查閱魯迅的藏書。而後又說，有件事相托，但不要對別人說起，是私事。我頗有點驚奇，章先生竟有私事託我，而且如此正式。這私事說來簡單，後來我才覺得不尋常。章先生說，他是龍榆生先生的學生，但四十年代以後兩相暌隔，而今龍先生已經不在人世。他頗想到北京掃墓，但身體如此，只能拜託我到墓上鞠躬致敬。他特別叮囑說，要鞠三個躬。可是，章先生並不確切知道龍先生葬在哪裏，於是又要我到北京圖書館去找龍先生的女兒龍順宜，從她那裏打聽龍先生的墓的地點。

　　蔣逸雪先生像

　　我依次而行。先坐船到鎮江，找到病臥在牀的蔣逸雪先生，請他寫信。蔣先生舊學功底極好，除了出版過《劉鶚年譜》外，他對經學，特別是揚州學派深有研究。可惜那時研究經學幾無可能，又因爲揚州地方小，關係複雜，他一氣之下自願退休，回到距離鎮江不遠的一處鄉間度日。深秋荒郊，蔣先生的家在一個稍高的土坡上，有綠樹掩映。我找到那兒，進到屋裏，昏暗的房子裏躺着蔣先生夫婦，都在病中。我說明來意，轉達章先生和我母親的問候，蔣先生在牀上草就給王士菁的信。我告別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登上破舊的公共汽車，看着車後揚起的塵土，心裏有些沉重。因了蔣先生的信，加之王得後先生的幫忙，我順利地查閱了魯迅博物館的魯迅藏書。似乎不久之後，我也就得到蔣逸雪先生的死訊，據說是洗澡時無人照管、不慎落入燙水中燙傷後身亡。

　　1929年龍榆生與長女龍順宜、次子龍真材、

　　三女龍新宜，攝於真如暨南新村。

　　在北京除了查閱魯迅博物館的藏書外，就是到北京圖書館找資料，我也就便在那裏打聽龍順宜的下落，卻遍訪不得。後來見到一位老館員，他告訴我說，龍順宜早已退休，這裏的工作人員多是年輕人，自然不知道。從他那裏，我得到龍順宜的地址。我已經記不得在哪一條街了，反正是一處北京尋常巷子裏的大雜院，周圍有許多人家，室內昏暗，那時已是年底，屋子裏燒着爐子，仍覺得冷。龍順宜和她的丈夫都在家裏，聽說我是石承先生的弟子既覺驚奇又覺感嘆，因爲時空暌隔，一晃幾十年，當年章先生做龍先生的弟子時，龍順宜還是個姑娘。那天的談話，我至今仍然記得很清楚。龍女士先問我學的是什麼專業，我說是現代文學；她有些詫異，說，章先生是學詞學的，怎麼帶的是現代文學研究生？又問：你對周作人怎麼看？那時學界對周作人在“五四”時期的貢獻開始重新評價，至於漢奸一節，雖然在十年之後也未能翻案。我自然也如是說。記得他們夫婦聽罷長嘆一聲，說：老一代快死完了，年輕的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我知道我的回答讓他們感到悲哀，可也無話可說，因爲我並不知道他們想得到的是什麼答案，又爲什麼感到悲哀。但那嘆息的聲音我一直不能忘懷，總覺得自己少不更事，傷了老人的心，是不該的。

　　錢理羣著《周作人傳》

　　直到一九九〇年我在商洛山中讀錢理羣先生的《周作人傳》，這才略知龍家與周作人的淵源。寫到戰後周作人被關押一節時，錢理羣在註釋中引了龍順宜在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三月號上的文章《知堂老人在南京》。一九四六年六月，周作人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橋監獄後，周作人的兒媳張炎芳給龍順宜寫信，託她照管周作人。此後龍氏姐弟每月或每十天便給周作人送些肉食，餅乾，糕點之類，有時手頭實在拮据，時間也會隔得長些。每年的冬天，龍順宜爲周作人拆洗棉衣、棉被。以後廢名曾寄給周作人百元，也由龍順宜轉交。周作人在獄中翻譯的英國勞斯的《希臘神與英雄與人》就是龍順宜姐弟幫忙弄來的，自然還有其他的書。想必龍順宜也讀過周作人在獄中所寫的那些詩歌，其中許多是託古自況。雖然說是“大聲叫荒野，私語埋土穴”，但他吟詠“忍恥逾十載，遂爾破強吳”的范蠡，“吁嗟七十叟，投身飼酷儒”的李贄，再加上“‘投身飼餓虎，事奇情更真”的自辯，對於龍氏姐弟而言，大概“瞭解之同情”是一定會有的。這些事使我知道龍家與周家的瓜葛，也使我知道爲什麼他們問起周作人的評價問題。但我隱約覺得，龍女士的問題背後還有些別的隱憂，是什麼呢？

　　龍榆生先生墓地

　　龍榆生先生的墓在西山的萬安公墓，那時沒有公共汽車通那裏，需要坐車到一處，而後步行走過去。那時已是十二月，天色灰冷。我找到那裏時，離公墓關門的時間大約還有兩個小時。萬安公墓面積很大，一片片墳場。龍順宜大概說了個方向，但並不確切。天色漸晚，我沿着一塊塊墓地慢慢地辨認。絕望之際，在一塊極小墓碑上意外地看到一行小字，上面寫着“江西九江龍七之墓”，再無別的標記。我記得章先生說過龍先生排行老七，又是江西人，這定是龍先生的墓無疑了。不寫出墓主的名字，大概是因了某種歷史因由，“文革”時代這類事很多，我也見怪不怪。暮色中，北風裏，我站直了，面對悽清的墓碑，向我從未謀面，也不知究裏的墓中人，鞠躬凡三次。其時衰草瑟瑟，墳場無邊，一片沉寂。那年我二十三歲。

　　章石承先生回憶龍榆生先生的文稿

　　回到揚州後，我去石承先生處報告，特別說到去龍先生墓上的經歷。我記得先生的面色平靜，什麼也沒說。對於龍先生的生平行述，我至今不是很清楚。不過，漸漸知道龍榆生與汪精衛是至交詩友，時有唱和。上海“孤島”時期，如同周作人沒有逃離北平一樣，他沒有離開“孤島”，後來竟應召去了南京，就任博物館館長。他雖曾拒絕出賣文物，但這點個人的清高，掩不住大節有污，在那樣的歷史情境中，不可能成爲獲得原諒的理由。他以漢奸罪入獄，先關在南京，後來遷至蘇州。獲釋後，在上海音樂學院教書。當年石承先生在曲塘創辦成達中學時，曾潛至上海邀請文化人赴蘇北任教，其中就有他的榆師，卻沒想到龍先生已離滬赴寧。我終於知道石承先生不願多說的原因。怎樣敘述這樣的歷史，對於極重師道，又明白大義所在的先生，當然是艱難的。

　　唐弢先生致章石承先生的書信

　　1988年，汪暉與唐弢先生在北京家中

　　我記得曾經與唐弢先生談起“孤島”時期的上海，那時他爲了不給日本人做事，辭去了工作，貧病交加之下，一年間他失去了妻子、孩子和母親等四位親人。唐弢先生是位善解人意的人，性情也溫厚，提及那段歷史，語調仍是憤激的。那樣的歷史氛圍，不可能提供理解其他選擇的語境。而今一切已遠。一個普通的文人，生當亂世，即是不幸。是非由歷史決斷，個人行爲的後果卻不能以無奈了結。時間的流逝並未改變是非的存在，但在這之外，也許還有對於飄搖的個人命運的悲憫？對於曾想懇請龍先生離開“孤島”的石承先生而言，大義與私誼在歷史之中如此相悖，心緒之迷亂是可想的。他有一首詞，題爲《燕山亭·寄懷榆師》，先說“秋老霜楓，凝赤亂霞，襯染悲涼天氣”，又敘寫“憑記當日追隨，望雲樹蒼蒼，遣愁無計”，最後是“滿眼兵戈，星盡散、舊遊詞輩。憔悴。常盼取、平安相寄”。感時掛念，無以相寄，只能遙祝平安，不過是難以言說中的人之常情。石承先生並非不知大義，但“指引，記娓娓長談，夜深更燈暈”的師弟情誼，又如何安置？他所能解釋的，也許就是用所謂時代的悲劇含蓄地訴說個人的無奈，在這無奈中還存有的個人品德的另一面：“嘆浪翻波滾，濺白璧，豈損冰清玉潤。……”（《丁香結·悼榆師》）我偶然懸想石承先生蒼顏白髮，引頸北望，念遠傷懷，而又無緣展墓的情景，心中不能忘懷的正是他的人之常情。暌隔四十年後，他囑我在龍先生的墓前爲他鞠躬，那禮儀中蘊藏的，是一位後輩對自己的恩師的懷念之情，而我也在糊裏糊塗中盡了一個弟子對老師的責任。

　　章石承先生在瘦西湖月觀內留影

　　上世紀1980年代，

　　汪暉在北京求學時寫給章石承先生的信

　　石承先生的晚年是悲涼的。在我畢業之前，他的腦子已經開始糊塗，後來發展到老年性癡呆。發病的初期，人們並不把他當作病人看待。我的故鄉那時關係複雜，近乎冷酷，石承先生起初是記憶力大壞，但還勉力支撐，不過得不到體諒。我從北京回家探望父母時，也去看他，他雖然認得我，卻遲遲叫不出我的名字。聽說有一次他手提雨傘，作長徵狀走失，據見過他的一位孩子回憶，石承先生一臉嚴峻，給了他一個橘子後說，要留心壞人。後來許多鄰居出動，終於在遠郊找到他：他依然手提雨傘，如同持槍的戰士，埋頭行路，面色悽苦。此後石承先生一病不起，終至殘紅褪盡，至死沒有擺脫人生的是是非非。先生長我半個世紀，一生行述，不是我這樣的學生所能判斷，但我的心裏總覺得章先生是善良的，在一個變化劇烈的時代裏，像他這樣敏感、自尊而又軟弱的書生，能夠闖過這樣多的生活的裂縫，能夠保留着那樣的人之常情，已經是非常不易的事。他面對別人時，即使是自己的學生，也總是面帶微笑，謙恭有加，頷首鞠躬，現在想起來，除了習慣之外，也是一種對人、對己的敬畏罷。這樣的敬畏之情，而今的世界裏確乎是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