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概4000字，讀完約9分鐘

　　“

　　我們當下對於中亞的認知,存在着不同的定義與框架。中亞究竟是一個區域、一種文明還是一個歷史連續體,影響着我們觀察外部世界的整體觀念,並將反過來影響中國的自我認知。本文從俄國與"中亞問題"的內在關聯性出發,探討了中亞在俄國、蘇聯和俄羅斯語境中的定位,並分析了同一時期中國對於中亞的認知及其變遷過程。文中指出,近代中國對中亞的認知,所體現的不僅是當時中國在對外視野方面的轉變,更在於這一區域本身對於中國理解自身內部發展所具有的對照性意義。從這種意義上說,中亞與東亞一樣,成爲中國與中國知識界對於自身相關問題及其發展理念的區域性折射,只不過東亞部分指向的是中國東南部的區域性認知視野與期待,而中亞所指向的則是中國西北部的區域性認知視野與期待。爲此,我們需要找回中亞作爲區域的"時空感"、作爲文明的"時代感"和作爲歷史連續體的"邊疆感",從而形成更具連續性和完整性的一般中亞觀。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劍，本文首發於《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01期。

　　”

　　中亞類型與中亞問題

　　當我們談論中亞時，我們在談論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作爲與中國具有歷史與現實緊密關聯性的區域，中亞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性，是我們在思考中亞的時候始終需要關注的，因爲中亞雖然有其歐亞腹地的地理學特徵,但其歷史本身往往處於外部的關聯影響中。因此，要理解中亞,中亞與中亞之外的世界都必須瞭解。

　　目前，以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構成的中亞，作爲當代世界版圖上的一個重要單元，同時作爲中國西部的重要周鄰區域，不論是對於歐亞大陸的穩定，還是中國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地緣意義。因此，理解和認知這一區域本身在近代以來的變遷，將爲我們提供認識這一區域當下與未來的基礎與可能。正如美國學者蘇塞克（Soucek）所言：“因其處於‘中央’位置，中亞地區過去曾是橫貫東西的‘絲綢之路’國際貿易網絡的中心。現代黎明時分發現的大西洋歐洲和東方諸國之間的海路航線，將這一地區地處歐亞大陸中心的優勢轉化爲身處逆境的內陸地區。隨着冷戰的謝幕，我們聽到更多的是關於一個解放的中亞恢復其往昔的戰略和經濟重要性的傳聞，往往與‘絲綢之路’和重新發現這一地區地處‘中央’的優勢有關。現在，在第三個千年到來之際，難以接近海運的不利條件看來再次困擾着地處內陸的中亞，其中心位置可能成爲一個包袱而非一項資產。一種強有力的補償應當是一項改進的強化措施，那就是大力發展中亞與其近鄰，即俄羅斯、中國、印度次大陸和伊朗的貿易和其他關係。”［1］

　　作爲中國的中亞周鄰區域，中亞本身也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鄰國類型。如果我們考查當代中國周邊鄰國的地理位置及其與中國的歷史－文化關聯性,大致可分爲如下幾類：（1）域外海島型，如菲律賓；（2）儒家文化圈型，如朝鮮、韓國、越南等，日本也可大致歸入此類；（3）佛教文化圈型，如緬甸、老撾、尼泊爾、不丹等；（4）其他文明型，如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5）某些階段共享歷史型，如蒙古國；（6）部分互嵌型,如中亞五國。在敘述中國與這些鄰國的關係史方面，往往會體現相應的分類學特徵,並因此影響到整個知識界對於這些鄰國或周鄰區域的整體認知框架。中亞五國所在的區域，作爲一種獨特類型，在與中國的歷史與當代互動中，深刻影響着中國的周邊與外域認知。

　　與此同時，受19、20世紀以來的地緣政治現實的影響，我們對於中亞的認知，往往會放到俄國擴張－蘇聯治理的整體背景中加以考量，這當然能夠使問題域變得集中。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19世紀俄國擴展的趨勢中，中亞議題本身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向與部分,它在俄國－蘇聯問題的整體空間中並不佔據關鍵性的部分，卻對俄國－蘇聯之外的其他區域與國家在整體結構方面形成重要的影響。在這中間，“東方問題”可以成爲我們理解這一問題的切入點。

　　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俄國與土耳其關係的時候，曾指出了俄國與東方問題之間的某種內在關聯：“每當革命風暴暫時平息的時候，一個老是反覆出現的問題必定要冒出來，這就是永遠解決不了的‘東方問題’。例如，當第一次法國革命的暴風雨過去，拿破崙和俄皇亞歷山大簽訂了蒂爾西特和約，瓜分了整個歐洲大陸的時候，亞歷山大利用了暫時平靜的時機，把軍隊開進土耳其，向那些正在從內部摧毀這個衰敗中的帝國的勢力‘伸出援助之手’。再如,西歐革命運動剛被萊巴赫會議和維羅納會議鎮壓下去，亞歷山大的繼承者尼古拉就又給了土耳其一個打擊。幾年以後，當七月革命以及隨之發生的波蘭、意大利和比利時的起義已經過去，於1831年經過改造的歐洲看來已經擺脫了內部風暴的時候，東方問題於1840年又幾乎把‘列強’捲入一場大戰。現在，正當目光短淺的當權的侏儒們因成功地使歐洲擺脫了無政府狀態和革命危險而自鳴得意之時，這個永恆的題目，這個永遠無法解決的難題又來了。”［2］可以說，19世紀的歐洲及其周邊區域的問題通過“東方問題”的方式得以呈現，進而影響了俄國與土耳其對西部歐洲的認知以及俄國與土耳其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這種結構性的三角關係決定着俄國在歐亞大陸中的自我定位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中葉的俄國擴張，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的過程，東方問題在這裏與中亞問題聯繫到了一起，成爲俄國在歐亞大陸推進的兩大方向。它要在西部瓜分土耳其，進而奪取君士坦丁堡，從而徹底控制黑海周邊地區，以進一步打通通往地中海和征服巴爾幹半島的通道。這一計劃隨着1856年俄國克里米亞戰爭的徹底失敗而瓦解，並進而削弱了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俄國從哈薩克草原南下的勢頭，從而打斷了俄國以包抄的方式奪取中亞的計劃［3］。俄國只有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放棄了對土耳其方向的戰略進取策略之後，纔將擴張力量的重心轉移到亞洲方向，進而使原先歐洲的東方問題轉變爲歐亞大陸的東方問題。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亞地區經歷了其自身最爲關鍵的轉折期，一個從千年歷史互動的中心與樞紐區域向帝國力量中心的邊緣區域的轉折，一個從草原世界秩序的原生區域向新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附屬區域的轉折。我們如今對於中亞及其未來定位的思考，實際上都建立在對這一轉變的認知與理解之上。

　　中亞從地理上而言，有其具體的定義，筆者曾有專門文章加以闡釋，此處不再贅述［4］。而隨着中亞在近現代進入俄國－蘇聯的政治經濟空間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國家獨立,就形成了作爲連接地帶的中亞，以及作爲“戰爭與革命”“和平與發展”等主體問題邊緣附屬地位的區域發展與區域關係之下的“中亞問題”。這一問題的形成,一方面在於中亞本身所具有的亞洲次區域的定位，在另一方面，則涉及到中亞本身與近代帝國主義力量及其勢力範圍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問題。由於中亞在近代作爲俄國版圖的一部分以及與俄國本土相區別的雙重性，因此就在認知層面形成了與一般意義上的俄國語境所不同的獨特空間。結合具體的研究空間，我們會發現，在相關的研究領域稱謂上，我們有接續蘇聯東歐研究傳統的“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有對於整個歐亞大陸北部區域加以關注的“歐亞研究”，有針對具體國別進行的“俄羅斯研究”，而很少有專門針對中亞議題進行的“中亞研究”。在歐亞板塊方面與此相類似的實際上還有“高加索研究”等。這種情況表明，中亞雖然是歐亞大陸東西部的一個連接地帶，但在具體的問題域方面實際上並不處於中國域外知識的連接性地位，而處於邊緣附屬的位置。這種邊緣附屬性特徵，構成了我們如今認知中亞歷史進程的整體性背景。

　　在俄國、蘇聯以及以後的歷史空間中，中亞所處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這其中既有內部秩序的因素，也有外部環境的影響。概括而言，沙俄時期的中亞，儘管已經成爲帝國版圖的一部分，但在帝國的政治結構中,依然屬於編外地域，與其歐洲核心區塊存在巨大的差異，當地原有的汗國結構遺存與省制依然混雜在一起。對於當時的俄國沙皇及其政府而言，中亞區域與內在羣體的“忠誠”是最爲關鍵的。早在16世紀，俄國就力圖與中亞形成某種關聯。自從16世紀50年代俄國征服位於伏爾加流域的喀山汗國和阿斯特拉罕汗國之後，其勢力就推進到了裏海區域，開始真正面對一個廣闊的中亞地帶［5］。但由於當時貫穿伏爾加河與裏海之間的貿易商道被當時的哥薩克人所控制，因此這一時期俄國與中亞之間的交流還存在一定的阻礙。隨着17世紀的到來，俄國在東進西伯利亞的同時，也開始了向中亞的推進。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中亞各汗國依然處於繁榮時期，因此俄國在介入中亞的方式上採取了獨特的手段，他們給予中亞商人以特權，準許其爲俄國販賣當地奴隸。當時的哈薩克人不僅將卡爾梅克人和西伯利亞的韃靼人販賣到俄國的奴隸市場上，而且也將俄羅斯人賣到中亞各汗國爲奴。基於這一原因，當時的俄國高層常常將哈薩克人看成是導致當地動亂局面的根源以及向中亞地區擴張的阻礙，因此哈薩克人就成爲俄國着力征服的對象［6］。而隨着1847年俄國控制哈薩克草原，加之1861年美國內戰的爆發所導致的全球棉花供需失衡，當時適合棉花種植、人口稠密的費爾幹納地區也逐漸進入俄國的視野,對這一地區的最終控制是在對當地的三個汗國——希瓦汗國（始建於1512年）、布哈拉汗國（始建於1501年）和浩罕汗國（始建於1710年）征服基礎之上的。作爲15—16世紀帖木兒帝國的歷史遺存，這三個汗國控制了人口衆多的費爾幹納谷地。俄國對於費爾幹納谷地的最終控制，拓展了俄國的版圖，而更重要的是，俄國也通過控制和發展當地的棉花種植和出口，真正參與到當時因美國內戰而造成的世界棉花短缺的貿易契機當中，最終有力地推動了19世紀後期俄國經濟的大發展。此外，爲了消除當時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的顧慮，在1864年，俄國外交大臣戈爾恰科夫宣稱，俄國的動機實際上非常簡單，只是需要保證有一條有效的邊界，俄國只有在推進到定居國家的邊界時纔能夠停止，而一旦俄國在這些地方停下來之後，就會修築一條堡壘線來保護它的邊界，從而使習慣於劫掠的遊牧羣體意識到貿易要比劫掠更合算，而俄國也將會賜予他們“西方文明”的榮光［7］。可以說，在此基礎上獲得的中亞“忠誠”，既在於保障俄國政治結構和帝國框架的穩定，更在於藉由這一區域，使俄國得以成功地在近代世界分工和世界體系中獲得穩定的經濟角色，並進而在經濟成功的基礎上，奠定更爲堅實的政治與經濟基礎，這種基礎要遠勝於克里米亞戰爭之前的俄國。

　　蘇聯脫胎於俄國既有的地理空間，但其本身是一種力圖超越俄國曆史與傳統的新嘗試。它試圖以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話語和蘇維埃結構來整合原來俄國內部的羣體、宗教與認同，並以一種超越斯拉夫主義的超國家架構來搭建之前未曾有過的共和國聯盟結構。雖然這種理念最初誕生於當時的革命領袖對於俄國歐洲部分的思考，但在這種大背景下，中亞區域成爲一片更大的試驗場。通過20世紀20至30年代的民族和加盟共和國劃界，蘇聯在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念的指引下在中亞推動了其羣體平等話語的實踐。在這一過程中，“平等”成爲這一時期蘇聯中亞及其在蘇聯內部關係和央地關係層面的關鍵性定位。

　　隨着1991年中亞各國的相繼獨立，中亞本身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俄國、蘇聯的法定繼承國——俄羅斯聯邦版圖空間的一部分，俄羅斯也在政策實踐中放棄了蘇聯時代的一些理念，中亞本身也轉變爲新的獨聯體和俄羅斯對外關係框架下的安全、外交與合作問題，政治和國家層面的“安全”成爲這一時期俄羅斯在中亞着力追求的主要內容,其政策走向都圍繞這一關鍵內容展開。

　　總體而言，在俄國、蘇聯和後蘇聯空間中，中亞地區分別扮演着“忠誠”“平等”和“安全”這三個不同的角色，而中亞問題也相應地呈現爲不同的表現形式：俄國時代的中亞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帝國－邊緣”結構及其如何維繫與治理的問題；蘇聯時代的中亞問題，實際上指向的是“革命－橋樑”結構及其如何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實踐的問題；而後蘇聯空間中的中亞問題，則轉變爲“國家－關係”結構及其在內部關聯性斷裂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國際關係穩定和自身發展的問題。理解這些階段性特徵及其結構變化，將爲我們更好地認知和思考中亞在中國敘述中的定位及其未來走向問題提供必要的前提與基礎。

　　中國敘述中的“中亞問題”及其特徵

　　區域特質源於自然環境。歐亞大陸本身複雜的自然環境塑造了千百年來人類在各區域內部的獨特生活與組織方式，並進而影響了當地民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與溝通方式。各種“絲綢之路”的出現與發展，正是歐亞大陸內部複雜性的體現。法國學者格魯塞認爲，現在已知最早的歐亞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北部，這條縱向的歐亞草原地帶分別與俄羅斯中部和西伯利亞的北部大森林地帶，以及蒙古高原北緣和中國東北部會合。吳於廑先生指出，在歐亞大陸，“宜於遊牧的地帶基本偏北，幾乎和農耕地帶平行，東起自西伯利亞，經我國的東北、蒙古、中亞、鹹海裏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羅斯，直到歐洲中部，也是自東而西，橫亙於亞歐大陸的居中地帶”。他將這一區域稱爲遊牧世界，並認爲，在農耕世界和遊牧世界之間，“從亞歐大陸的東頭說起，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崑崙山、興都庫什山、薩格羅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歐洲境內的喀爾巴阡山，大體上構成它們的分界線”。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爲我們明確了這一具有連貫性的歐亞地域區塊所具有的獨特性，成爲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圍繞着這一生態區域，歐亞之間的草原絲綢之路得以逐漸成型。

　　從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同樣可以發現，具有被稱爲斯基泰紋的獨具特色的金制或銅製動物紋飾器物，在西至黑海周邊，東至蒙古高原和華北地區的草原地帶各處遺址中都有所發現。這充分表明，當時草原區域內部東西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交流，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態。對此，蘇聯考古學家魯金科指出：“斯基泰—西伯利亞藝術的影響範圍，並不是僅僅侷限於東方諸畜牧部落的藝術，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對漢代中國藝術產生了影響……諸畜牧部落對於中國藝術的貢獻儘管微弱，但絕不是完全沒有。中國匠師們並不是單純的摹仿者，他們將吸收來的一切予以適當的改造。他們也改造了‘野獸紋’，使其適合於自己的審美觀念。”可以說，這種跨越歐亞的共同藝術樣式，成爲我們理解草原絲綢之路內部連續性的重要媒介與契機，同時也爲我們提供了理解和認知古代中國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窗口與路徑。

　　區域、文明、歷史連續體：關於中亞的敘述及其分類

　　中亞在歐亞大陸的人類互動中佔有一個相對特殊的位置,其內在的阻隔性與聯通性並存。正如著名的中亞史學家漢布里所指出的：“中亞在人類歷史上起了兩種獨特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於中亞大部分地區的乾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憑藉（中亞多數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結果，中亞的主要作用是隔離開了其周圍的中國、印度、伊朗、俄國等文明。但是從另一方面講，中亞的古代商路，也爲中亞周圍的諸文明提供了一條細弱的，但又綿綿不絕的聯繫渠道。正是依靠這些渠道，中亞周圍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貴重商品之外，還得到了一些對方的有限的知識。如果不是中亞商路的話，它們就得不到這些，或至少要困難得多。”［11］這種對於中亞的基本定位，爲我們提供了認知與思考中亞所應具有的“時－空”背景。

　　以“時－空”背景爲基礎，我們關於中亞的敘述，從總體上看存在如下三種基本的認知框架：（1）作爲區域的中亞認知；（2）作爲文明的中亞認知；（3）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認知。這三種框架類型的共存局面，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我們當下關於中亞認知的複雜性，並依然在這一區域的歷史空間與當下範圍、文明發展的既往道路與當下傳統、政權延續的歷史資源與當下書寫之間存在着理念和實踐層面的差異與衝突，這些差異與衝突也將反過來影響着我們中亞整體觀的生成。因此，如何理解作爲區域的中亞、作爲文明的中亞以及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就顯得十分必要。

　　1.作爲區域的中亞認知

　　在這種認知框架中，中亞主要作爲“區域”被定義和存在。在具體的學科敘述和話語分類方面，往往是國際關係、經濟學等學科闡釋的主要內容。在這種框架下，“中亞”與“東亞”“東北亞”“東南亞”等作爲具有同質性的亞洲次區域單元，形成自身的孤立性特質、板塊化特徵，並在具體的地緣性研究中被作爲均質體加以對待。而在事實上，這些在我們看來是均質體的區域內部,由於不同的地理、生態與人羣分佈，具有其自身的內部分界邏輯，且其本身次區域名稱的形成與公認時間也並不相同，“中亞”的稱謂及其內在歧義既是歐洲東方學與近代殖民擴張的產物，同時也跟近現代的英俄大博弈以及美蘇爭霸與冷戰背景息息相關。這些要素都被添加到了中亞的區域認知當中，最終使這一區域本身具有了超出一般化區域的多重內涵。

　　當然，由於當下作爲民族國家區域的中亞，其空間範圍直接源自俄國與蘇聯時期，因此，歷史性地理解這一區域及其內部分界的形成過程及其內在邏輯，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這一區域的近現代轉變。在歷史上，除了費爾幹納盆地之外的中亞地區多爲遊牧民族的活動區域，當地民族羣體的劃分往往按照其居住地的海拔高度、自然地理區域和經濟作物類型來進行，並不具有明確的地域界線。隨着俄國逐步吞併中亞地區，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亞北部設立草原總督區，駐地爲鄂木斯克，在南部綠洲設立突厥斯坦總督區，駐地爲塔什干，從而確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綠洲”的中亞治理格局。與這一治理格局相應的則是基於地域與生態而形成的中亞生計羣體分佈格局。從總體上說，一直到20世紀初期，即便是在俄國控制這一區域之後,當時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這種狀態，這種狀態符合當時以農牧業爲主的區域經濟格局及其相關的人口與羣體分佈態勢。

　　中亞各國當前的邊界現狀，是蘇聯在20世紀20—30年代民族和加盟共和國劃界的結果，這一結果也使得既有的“北部草原＋南部綠洲”的地域格局轉變爲“哈薩克斯坦＋蘇聯中亞四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Казахстан и СредняяАзия）的加盟共和國格局。早在1924年，當時的蘇聯政府就開始着手在原俄屬中亞地區進行民族和加盟共和國劃界，這種劃界行爲打上了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烙印，並沒有充分考慮當地的地理特點和既有的行政區劃，也沒有對當時族羣的歷史居住格局和文化特徵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分類，而是基於政治治理和全聯盟“一盤棋”的經濟規劃需要。

　　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繼承了蘇聯時期劃定的行政結構，繼續維持現有邊界，共同奉行不破壞邊界的原則。1993年8月，中亞五國簽署聲明，進一步確認了這一原則。在此基礎上，中亞各國基於各自國家利益的考量，迫切想要解決自身與周邊各國的邊界爭議問題，但由於這一問題的歷史遺留特徵、多邊狀況，以及在中亞各國自身民族國家建設所扮演的政治動員工具，因此在具體的解決方面進展緩慢。有研究者指出，中亞各國的公民認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領土－文明的認同感基礎之上，“與公民認同感相聯繫的民族性在中亞大的民族中都佔優勢，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爲公民自我意識的基礎，在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中也佔優勢。老的中亞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國家的核心）的居民，主要分佈於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有費爾幹納谷地、布哈拉、撒馬爾罕、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區和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地區（蘇爾漢河州），他們正形成類似非命名的中亞土著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識，如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烏茲別克人，他們是在中亞傳統的領土－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因爲這些領土的大部分是在烏茲別克斯坦，從總體上講，該國的公民認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亞國家體制強力影響下的產物，與該國鄰國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顯的不同，形成了中亞新獨立國家邊界衝突的潛在根源。”［12］當代中亞問題中的諸多方面，都與其近現代的空間形成有關。

　　同理可推，在近代之前的中亞，同樣存在着不同時段的區域空間構築邏輯，這些邏輯在當時語境下也會影響當時各個羣體對於中亞區域具體範圍及其內部各個政權之間的認知。總而言之，作爲區域的中亞事實上充斥着範圍與空間上的變動，當下的相關認知有必要注意並揭示這其中存在的流動性。

　　2.作爲文明的中亞認知

　　除區域認知之外，我們對於特定區域會有文明的認知框架。“中亞”除了具有一般區域的特徵之外，還附着了宗教、民族、文化方面的獨特性，進而構成了“文明”的基本單位。在相關的學科敘述與話語分類中，包括佛教和伊斯蘭教在內的宗教研究以及民族語言與文化研究等,主要關注這一方面的議題。

　　在對中亞的文明定位方面，湯因比曾將作爲中亞很大一部分的遊牧文明區域作爲“停滯的文明”來加以討論，認爲停滯的文明與社會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都因爲嘗試並實現了一次重大的行動而停滯了,並對恰好介於刺激與過分刺激之間的挑戰進行了應對。在他看來，那些“流產的文明”，在試圖出生的時候，遇到了難以逾越的困難，因而不幸夭折，而“停滯的文明”則贏得了第一個回合，卻在接下來的競爭中遭受挫敗,如果遊牧民族不拋棄自身的遊牧標記，就無法超越文明層級，進而向更高一級發展［13］。當然，對於中亞的文明認知，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論者認爲：“新的發明，新的思想和新的風俗習慣仍繼續由歐洲或近東傳至東方、印度及中國；然而印度，尤其是中國，常能居西土之先以貢獻其文化特徵，這些文化特徵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實具遠大影響。從這許多東、西文化刺激力的不斷交換，纔可以進言世界史，以別於其他分疆劃界的區域史。於此有特別重要的一點：這些文化特徵的互相交換，多數皆經過中央亞細亞。例如吸收歐洲的諸多文明，傳播至中國的，就是中亞人；而許多中國的發明，也由他們帶回歐洲。因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國可包含於世界史的範圍中，則中央亞細亞顯然也應受同樣的待遇。”［14］從歷史的層面來說，這種認知的差異及其多元，正是中亞在古代和近代整體定位轉變的表現，它本質上是一個文明的“黑洞”，既吸收其他的文明養料，也吸引其他文明的豔羨目光，但在近代變得黯淡，讓人有所畏懼，空留想象。對此，著名的世界體系論開創者弗蘭克曾這樣解釋：“歷史絕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將其勝利合法化的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某些勝利者的家園，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要麼被作爲歷史記述了下來，要麼留下了一些歷史遺蹟。但是，從15世紀開始，中亞及其民衆在兩個方面都失敗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輸給了外來者，而原先生活的中亞故土也不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此外，這些失敗迅速在彼此間關聯起來，整個世界歷史的中心從腹地、陸地和東方轉向了外圍、海洋和西方。”［15］目前，世界的整體狀況有所改變，但尚未逆轉，因此，作爲文明的中亞及其定位依然處在思考與爭論當中。

　　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層面，在數千年的歷史演化中，中亞地區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一是農業生活方式，二是遊牧生活方式。“第一種生活方式，是由存在於河流沿岸，例如澤拉夫尚河和塔里木河,或者綠洲地區的農業社會構成的。完備的水利設施，爲這些地區的精耕細作提供了條件。這樣一些定居地區（卡拉庫姆沙漠中的木鹿綠洲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形成了被沙漠和草原包圍的很小的農業島。雖然這些農業島通常是相互孤立的，但一般說來，在多數日用必需品方面，它們還是可以自給的。在這樣的綠洲和河流渡口，形成了一些鄉鎮。這些鄉鎮不僅發展成了當地一些貴重產品的製造和傳播中心，而且還在橫貫大陸的商隊交通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這些鄉鎮所處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其居民中產生了一種公認的‘綠洲思想’，這種思想的特點，就是缺乏智力上的求知慾，這種情況僅僅由那些來往從事商隊貿易的人，部分地得到了補償。

　　至於那些都市的名流學者們，他們的文化，通常不外乎是中國或伊朗文化的延伸。至少在中亞西南部，正是這些中心都市扮演了伊斯蘭教文明滲入中亞的先鋒的角色。”［16］第二種則是草原遊牧部族的生活方式。“遊牧生活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地區，總是顯示出向不同方向發展的趨勢。……由於缺乏定居社會因素的影響，中亞遊牧生活有它自身發展進化的歷史，這不僅可以從遊牧生活內部的緊張關係中反映出來，而且也可以從與中亞接壤的諸文明對草原遊牧民族的影響上反映出來。”［17］理解這兩種生活傳統在數千年中亞歷史中的持久性與延續性，將爲我們理解中亞作爲文明背後的社會經濟基礎提供必要的前提。

　　在此基礎上，當我們具有針對性地面對中亞各個階段的文明樣態及其表現形式時，就必須呈現這一區域農耕與遊牧及其所在區域之間的內部關係和外部關聯。此外，如何揭示這一區域及其外部關聯過程中曾經有過的諸如佛教文明、俄羅斯文明以及蘇維埃文化及其相關遺產問題，也需要我們加以客觀全面地認知［18］。

　　3.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認知

　　除了區域與文明論述之外，現實中的中亞還存在一種“歷史連續體”的敘述。在世界史的實踐中，往往通過敘述主體自身文獻及周邊文獻，以歐洲史的時段性來重構中亞的歷史脈絡，並與周邊的區域與歷史進程加以對比；而在中國史的實踐中，也往往表現爲以中國王朝史的時段性來重構中亞的歷史脈絡；在當下，則更多地表現爲中亞各國對自身歷史的選擇性重述。在這些過程中，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往往是被各種需求主體所捏合的，並存在着各種被捏合的敘述之間的彼此衝突與調適問題。在學科敘述與話語分類上,則主要涉及世界史中的中亞史論述、民族史中的西域史敘述以及中亞國家自身的歷史書寫等。

　　在敘述的連續與範圍方面,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與“絲綢之路”的實踐性地域形成某種內在關聯。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絲路地區”,其特徵在於聯繫性而非單一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絲路地區的特點是,它把伊朗、印度和中國的文明結合成一體，而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化區。在這裏,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上述三種文明的影響，而且正如生活在中亞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帶的遊牧民族文化一樣，沿着絲綢之路的那些綠洲，也構成了這個地區的特色。”［19］而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沒有哪個大國在中亞地區長期存在過，而如果說在大草原上曾經建立過這樣一個國家的話，那麼，通常在經歷數代之後就滅亡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中亞的綠洲中的一些城邦曾經形成過相對穩定的政治實體，但在歷史上，它們往往會受到遊牧或其他大國力量的威脅，常常扮演某個外部力量的藩屬角色。在歷史的實踐中，這些綠洲城市很多也是某些較高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體現者，既吸收了外部文明的成果，也成爲其他文明的接力傳遞者。因此，理解這種文明互動過程中的歷史進程及其呈現圖景顯得十分關鍵。

　　而在這個過程中，當代的中亞國家也在進行自身的歷史敘述，瞭解和認知這些新的國家敘事風格及其整體歷史觀念，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區域內部國家當下和未來一個時期的自我定位與走向。例如，哈薩克斯坦在自身的國史敘述中，就已經徹底拋棄了蘇聯時代的框架，開始以自身作爲歐亞歷史運動的中心之一來加以定位：“塞人時代的文化表明作爲中亞一部分的歐亞大草原是獨立於黃河文明和多瑙河文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單元。歐亞草原文明集各時代各地區文化特點於一身。……在世界上，各個時期都有若干非常活躍的族源中心，其族人就像大鍋裏的開水沸騰後水花四濺一樣向四處擴散遷徙，最終改變整個大陸的面貌……哈薩克斯坦始終是歐亞大陸上這些不規則遷徙運動的中心地帶。”［20］從認知角度而言，這種敘述在中國自身對於中亞的認識框架之外，形成了新的歷史連續體敘述，值得關注。

　　目前，在尋找歷史連續體的目標之下，對國家感與歷史性的塑造，已然成爲中亞國家認同建構的基本內容。但在這一目標之下，有一個方面必須進行歷史與現實層面的妥協，那就是各國自身所試圖追尋的帝國榮耀及其歷史記憶，與這些國家在蘇聯時期的劃界現實始終存在着某種錯位。在實際上,中亞地區這些歷史上的榮耀帝國與現實中的國家疆域無法形成一一銜接的關聯，“獨佔的”與“切割的”國史敘述及其帝國想象無法在中亞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得到徹底貫徹，因此，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共享歷史”與“交錯歷史”都將是中亞各國曆史版圖與現實疆域之間關係的基本態勢。在未來，中亞各國的民族國家建構依然任重道遠，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構築不同於蘇聯時期的自我同一性的過程。而由於中亞各國構築其國家公民認同感的基礎不同，因此各國推進民族國家的進程、力度與方式也各有差異，與之相應，其歷史連續體的書寫也各不相同。

　　總體而言，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種相對自洽的歷史書寫模式，並在此基礎上構成中亞域外各國相關論述的整體面貌。而隨着當今中亞各國國家認同建構的進一步推進，在內部敘述方面形成新的歷史連續體模式。在可見的未來，在不同的敘述主體存在的情況下，作爲歷史連續體的中亞框架是多元的，也會是競爭性的。在中國敘述中如何面對和處理中亞作爲歷史連續體的結構與邏輯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思考。

　　尋找整體的“連續性”：構築我們的一般中亞觀

　　由於中亞所在的作爲區域、文明或歷史連續體的不同定位，及其在不同學科視野之下不同的認知框架，因此，作爲區域的、文明的和歷史連續體的中亞議題之間所存在的某種錯位與缺漏，不利於我們全面認識中亞及其在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中的整體定位。這種狀況，需要我們更爲系統地去找到區域、文明與歷史連續體之間的內在關聯性與現實可能性。

　　我們需要找回區域的“時空感”。在將中亞視爲一個區域的過程中，考慮到歷史的連續性，這個區域的時空範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無法以當前中亞各國的國家疆域去界定整個中亞的歷史性疆域範圍，有必要更全面地考量本區域的動態變化過程，不僅要關注當代中亞的整體變遷，而且還應該對這一區域在不同時段內的具體範圍加以較爲明確的界定，從而知曉和理解中亞在人類有史以來的不同時期所扮演的地緣角色及其跟周邊區域的獨特關係。

　　我們需要找回文明的“時代感”。在認知中亞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更全面地探究中亞作爲文明的階段性演進歷程，不僅關注當代的宗教與社會樣態，而且也應該正視古代的宗教與文化變遷及其社會文化形態，從而理解這一區域文明同樣存在的階段性及其歷史的“非終結性”，以及中亞在當代和未來的世界文明交往交融中擁有的新位置與新可能。

　　我們需要找回歷史連續體的“邊疆感”。我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歷史和當代階段中亞地區及其內部國家在構築自身歷史連續性空間過程中的主體與邊界所在，並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到在中亞歷史書寫中存在的空間外溢與邊疆定位問題，結閤中國的相關議題，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知與處理中亞國家歷史話語與中國自身的區域敘述之間存在的差異，並以此來理解當下的“絲綢之路”及其話語實踐，它所指代的不僅是一種關於歐亞大陸既有互動與交往的歷史與現實，其當代內涵更是對整個歐亞東西方交流與互動的整體建構，這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新的世界視野。我們說，這種視野既跟傳統中國在東亞世界的朝貢秩序有所差異，更不同於殖民時代列強競逐下的帝國秩序，它所展現的是中國認知當下與未來世界的新框架與新實踐［21］。

　　爲此，我們需要確立起一般（general）中亞觀。這種觀念不應該僅僅侷限於對於中亞的單一化敘述，不應該侷限於對於中亞當下歷史、文化與宗教現狀的描述，而應該形成一幅中亞內部農耕區域及遊牧區域互動發展、歷史文化演進變遷的完整圖景，並揭示其在古代歐亞與當代世界格局中的結構性角色及其內在發展邏輯，從而爲構築我們自身的中亞認知與解釋框架提供必要的基礎。爲此，筆者近些年來，正以此爲着力點，對近代中國的中亞認知及其流變問題進行必要的開掘，結合清代－民國、沙俄－蘇俄－蘇聯這一外部語境以及中亞汗國結構、俄羅斯化過程以及蘇維埃國家結構這一地方語境，來認識和處理中國對俄、對蘇關係這一大結構下的小結構問題，從而揭示從清末到20世紀20年代末、20世紀30年代、20世紀40年代這三個時期中國對中亞區域的整體視野及其轉變，力圖爲構築更全面的中亞認知作一些有益的嘗試。（註釋略）

　　本文首發於《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01期。

　　圖文編輯：張泰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