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爭暴露了原始的偏見，並被來自各方面的種族驕傲、自大與憤怒所激化。最終，它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場種族意識上的革命，這場革命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對千千萬萬的普通民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味着太多的含義。

對五千多萬的男人、女人與孩童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味着死亡；對另外數億淪陷區與戰區的民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味着人間煉獄；對普通民衆來說，當戰爭時期令人恐怖的事件發生時，他們感覺到的是苦難與悲傷，除此之外，他們常常並不知曉戰爭背後的動機或來龍去脈。

對世界各國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味着技術的革新、官僚主義的擴張，以及對人力資源與狂熱的意識形態方面非同尋常的動員。各國政府將這場戰爭描述爲聖戰—是爲了國家榮譽與生存的聖戰，爲了捍衛、傳播他們的國家與文化中最優秀的價值觀唸的使命。根據某些日本知識分子使用的措辭，軸心國宣稱他們正在創建既復興傳統美德又“超越現代”的強勁的世界新秩序。在反對暴政和壓迫、捍衛根據《大西洋憲章》與以富蘭克林·羅斯福“論四大自由”爲範例的理想道德秩序旗幟下，同盟國的領導人團結起了民衆。許多人懷抱着他們正在爲這樣的理想犧牲自己的信念、獻出他們的生命。

與此同時，對大多數高官政要來說，戰爭首先意味着最狂熱的強權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格局，它見證了各個帝國的衰落、崛起與再次衰落—歐洲列強與軸心國盟國迅速轉換的命運，美、蘇超級大國的興起—決策者們都清楚意識到捲入其中的利害攸關。對領土、市場、自然資源與其他民族的控制，這些總是與戰前決心、戰爭計劃存在着關聯。這是亞洲戰爭的真實情形，因爲亞洲民族獨立主義者對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的強烈願望，遭遇到了歐洲人、美國人與日本人同樣的抵制。在亞洲，不僅在當時、也在此後的幾十年裏，全球性的戰爭與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遺留產物以爆發性的表現方式糾纏在了一起。

對上百萬的戰爭參與者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一場種族戰爭。戰爭暴露了原始的偏見，並被來自各方面的種族驕傲、自大與憤怒所激化。最終，它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場種族意識上的革命，這場革命一直持續到了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戰包括了許多次戰役，這些不同規模的戰役在相距遙遠的不同地方進行，因此，我們不可能用一句簡短的話去描述這場大戰；這場全球範圍的衝突被視爲一場種族戰爭，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諸多方面中的其中之一而已。儘管如此，這卻是一個極少被系統地詳細考察的重要方面。

除了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之外，種族主義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忽視的重大話題之一。然而，通過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對二戰時期種族滅絕的重要性略見一斑。這個問題就是：在這場戰爭中，種族在何時、何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呢？從表面上看，這個問題幾近過分的簡單化，然而，結果卻是沒有簡單的答案——即便是二戰中的大屠殺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對歐洲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這本身既非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納粹獨有的暴行。德國人的種族滅絕行動並不侷限於猶太人，也擴展到了其他“不受歡迎的”民族。與此同時，還發生了“隱藏的大屠殺”——也就是說，一場被選擇遺忘的大屠殺。在這場大屠殺中，法國人、荷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斯洛伐克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與拉脫維亞人，都曾積極地支持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現在也有文獻證明美國和英國的反猶太主義者曾經阻止這兩個國家儘可能地公開這些種族滅絕政策，或者發動一場緊急的營救戰役。

在反軸心國陣營，納粹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具有雙重的影響。一方面，它引起了對“優等民族”論點的普遍而持續的批判，大量西方科學家與知識分子運用自己的威望，譴責有關不同種族具有天生的優等或劣等能力的僞科學理論。另一方面，同盟國陣營對納粹種族主義的批評具有兩面性，因爲它暴露了西方同盟國的虛僞，反猶太主義不過是種族主義在美、英兩國所有層面存在的一種表現。甚至當美國政府譴責納粹“雅利安人”至上理論的時候，在美國政府管轄下的社會，黑人仍在遭受侮辱人格的《黑人法》（Jim Crow Law）；種族隔離甚至被強加進軍隊編制；種族歧視的適用範圍擴展及國防工業；移民政策對所有非白種人都有着嚴重的偏見和歧視。緊隨珍珠港事件後，這些反對“有色人種的”偏見以另外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表現出來，那就是即決監禁了110000餘名日裔美國人。

這樣的種族歧視爲軸心國的輿論宣傳機器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德國人指出美國的黑人地位，並以此爲證據來說明德國人信條的正確性，以及盟軍抨擊納粹信仰的虛無性。日本人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對“有色人種”問題極度敏感（雖然不可避免地忽視了他們的德國盟友的白種至上論），充分利用美國種族衝突的表現吸引其他亞洲人，然而，不論敵方宣傳者的宣傳內容是什麼樣的，在同盟國陣營內的種族主義，其自身就是一個易變的問題，儘管只有少數人爲受迫害的日裔美國人的利益辯護，但對黑人的壓迫與對亞洲移民的排斥都變成了戰時美國的政治問題。黑人提出有關“爲白人而戰”的質疑，並強烈要求黑人在美國國內外的“雙重的勝利”。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與印度人，強烈譴責政府與一個認爲他們不適合獲得其公民身份的國家結爲同盟的羞辱；戰爭期間整整有一年，美國國會一直在討論關於修改突然間聲名狼藉的《排華法案》的問題。通過這樣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對迅速提高美國國內的種族主義意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而且也極大地促使遭受種族歧視的受害者提出更徹底的要求與更激進的策略。

在美國國外也同樣如此，尤其在亞洲，同盟國與日本之間的鬥爭暴露了歐洲和美國殖民體系的種族主義基礎。日本侵犯的並不是處於獨立地位的南亞國家，而是被西方人統治了幾代人的殖民地前站，在這些地方西方人絕對理所當然地認爲他們的種族和文化優越於這些地方的亞洲臣服者。日本作爲一個姍姍來遲有影響力的亞洲強國，它的崛起在1941—1942年毀滅性的“南進”中達到巔峯；日本不僅挑戰了西方的勢力範圍，也挑戰了歐洲與美國數世紀來進行殖民擴張所依賴的整個白種至上論的神祕性。所有的人從很早就已經看清了這一點，包括日本人、陷於危險之中的歐洲和美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居民，尤其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遭受壓制的亞洲人。

日本的泛亞洲口號利用了上述這些情緒，許多亞洲人對日本針對美國、英國、荷蘭最初勝利的積極迴應，加劇了西方人在亞洲進行全面種族戰爭的預感。在亞洲，日本人已經說服了汪精衛這位以前受尊敬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擔任他們的傀儡政權的首腦。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印度與緬甸的愛國者都與日本人合作，組成了獨立的民族主義軍隊，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通過所謂的AAA運動的鼓動人心的三重口號，表達了他們的親日派情緒：日本是亞洲的領袖；日本是亞洲的保護者；日本是亞洲的光明。1943年11月，大東亞會議在東京高調召開，一連串的亞洲領導人表達了對日本的支持，並把戰爭置於東方對西方、東方人對西方人，最後到流血對流血的背景之下。例如，緬甸領導人巴莫（Ba Maw）曾激昂且直言不諱地告訴大東亞會議的代表們：“我亞洲人的血統，始終在呼喚其他亞洲人”，巴莫宣稱他的夢想—亞洲人團結一致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這不是用我們的頭腦進行思考的時候”，巴莫解釋說，“這是用我們的血統進行思考的時候，正是這種使用血統的思考方式將我從緬甸一直帶到了日本”。緬甸總理反覆強調“億萬亞洲人”團結一致，這一願景也同樣喚起了亞洲其他領導人的共鳴。

緬甸與菲律賓分別是英國、美國殖民統治很久的兩個國家，1943年，日本授予緬甸與菲律賓名義上的獨立，遭受侵佔的印度尼西亞後來也被允許獨立，儘管迅速結束的戰爭使權力移交過程紊亂無序。1943年11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被蓄意謀劃成泛亞理想主義與白人在亞洲進行殖民統治的終結的激勵人心的象徵。儘管這次會議最終成爲一場空談，但是，它所激起的不僅是亞洲人的種族夢想，還刺激了西方人的種族恐慌，西方官員們對亞洲人團結一致的豪言壯語耿耿於懷。舉例來說，在戰爭的頭一年裏，羅斯福的總統參謀長海軍上將威廉·萊西在日記中記錄了對日本人可能“成功地聯合絕大多數亞洲民族反對白種人”的恐懼，與此同時，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擔心日本人的勝利“在非白人世界中”形成的影響。1943年，羅斯福派往印度的私人特使威廉·菲利普斯發回了有關“膚色意識”逐漸升溫，從而看起來正在東西方民族之間構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的極爲悲觀的報告。1945年3月，羅斯福總統去世前一個月，他以消極的態度，再現了與1943年亞洲領導人在日本東京強調泛亞團結（Pan-Asian solidarity）幾乎相同的形象化想象，“1100000000名潛在的敵人”，總統對他的一位密友說，這“是危險的。”

西方媒體頻繁地以更災難性的措辭來表達他們這樣的恐懼。《赫斯特報》宣稱，亞洲的戰爭完全與歐洲不同，因爲日本人不僅是“種族威脅”，也是文化與宗教威脅，如果日本人在太平洋戰場上贏得了勝利，那麼“東西方理想之間將會出現持久的戰爭”。通俗作家們將這場與日本的戰爭描述爲“一場聖戰、一場比迄今爲止所見到的任何戰爭都更加具有重大意義的種族戰爭”。作爲中國事業與自由亞洲理想的發言人，譬如賽珍珠與林語堂，他們從西方人本能地對反日戰爭一概而論的種族措辭中，感到極爲震驚與焦慮，他們警告說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白種人與非白種人之間將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事實上，泛亞統一體（Pan-Asian unity）只是一個神話，儘管這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十分頑固的神話，但到了最後，日本人自己對其他亞洲人的暴虐行爲，使日本人招來了更多的仇恨，而不是其他亞洲人的支持。巴莫，這位亞洲血統呼喚亞洲血統的夢想家，最終變成一名對日本充滿仇恨、尖銳批評日本人“殘忍、傲慢與種族自大”的批評家；與他的夢想一樣，巴莫的醒悟具有代表性。作爲與西方人相比亞洲人英勇無畏、抗爭與迅速移動兵力的象徵，日本人值得整個亞洲的欽佩。然而，日本人自我標榜爲大東亞共榮圈的首領，這證明日本人與曾在他們面前妄自尊大的西方人一樣，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更加嚴酷：他們控制政治舞臺、接管地方經濟、強加廣泛的“日本化”方案；他們在公衆場合侮辱與掌摑非日本裔人、酷刑拷打與處決持異議者；他們極其嚴酷地剝削、利用當地勞動力，使得當地勞工在1942年至1945年間死亡人數以成百上千萬計。不可計數的亞洲平民死於短暫存在的大東亞共榮圈內——由於戰爭、暴行、傷亡慘重的苦役和經濟政策以及戰爭破壞後隨之而來的飢餓與疾病。對一些批評家來說，這種壓迫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本質；對另一些批評家而言，這最好理解爲日本到末期出現的、極度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勢力孤注一擲的反映。還有其他的批評家認爲，日本的行爲與納粹的優等民族理論一樣，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致命地暴露出種族優越論。

毋庸置疑，在東亞共榮圈的概念中存在着明顯的種族主義要素。儘管日本政府頻繁地提醒日本官員與市民避免所有種族歧視的表現形式，但是，新共榮圈最重要的語言事實上基於這樣的信念——日本人註定要在所有民族與種族的固定等級結構中居統轄地位。例如，從1942夏開始，日本帝國軍隊的文件將亞洲民族劃分爲“支配民族”、“友好民族”與“依附民族”，爲 “大和民族”留出了不可爭議的領導地位。1942年至1943年，日本的文職政府機構進行了一項規模龐大的祕密研究，這項被定名爲“以大和民族爲核心的全球政策”研究，詳細闡述了日本人作爲亞洲乃至全世界的“指導民族”的天命。這項研究認爲，大東亞共榮圈將在物質方面與心理方面有助於“永久”保持這樣的絕對優勢。對日本人而言，泛亞主義因此是涉及多方面的思想意識，它不僅包含對西方殖民列強及其價值觀的正面攻擊，同時，對除日本人之外的亞洲其他種族、民族與文化也含有歧視。

（本文摘選自《無情之戰——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強權》，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 著，韓華 譯。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刊發時對英文有刪節。標題系編者所加，文中配圖系出版社提供。）

作者簡介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哈佛大學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美國歷史學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日本史和美日關係，是相關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著作多次獲包括普利策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內的重要學術獎項。他的《擁抱戰敗》獲普利策獎。

譯者簡介

韓華，四川隆昌人，歷史學博士，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曾出版專著《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罪證——從東京審判看日本侵華鴉片戰爭》；譯著《孔門理財學》《審判山下奉文：戰爭罪與指揮官責任》等七部。曾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日本侵華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