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7

年

8

月，發現《燕然山銘》的消息甫一公諸於世，我就陸續寫下一組文稿，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這一發現的歷史研究價值。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的餘佐贊先生，幫助我把這些文稿匯聚在一起，在學術界公佈這一發現一年以後的

2018

年

8

月，出版了《發現燕然山銘》這本小書。

《燕然山銘》本來就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其刻石原本的發現，迅即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希望更多地瞭解這篇銘文背後的歷史。作爲一名專業的歷史學者，我撰寫這本小書，比較及時地向社會各界提供了相應的歷史知識和我對《燕然山銘》的初步解讀以及對各項相關歷史問題的分析和說明。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需求，但一些讀者也因而對我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期望，希望我能夠提供更多延伸的知識和看法。

 

和日門塔拉

三連城址鳥瞰

 

真是無巧不成書。就在《燕然山銘》這本小書剛剛出版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在

2018

年陽曆重九日，一個看起來似乎很爽的日子裡，由中國內蒙古博物院與蒙古國遊牧文化研究國際學院考古人員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通過新華社，這個在世界上都很有名的通訊社，於蒙古國首都烏蘭巴託，發佈了一條與《燕然山銘》相關的重要消息（記者阿斯鋼、勿日汗）：這個中蒙聯合考古隊近期在對蒙古國後杭愛省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進行的第五次考古發掘中（「和日門塔拉」是個地名），發現了大型祭祀性建築臺基，環繞著這個臺基的四周，還發現有巨大的柱洞遺跡。

 

所謂「龍城」

祭祀臺基址

 

出面發佈這一消息的中蒙聯合考古隊中方領隊、中國內蒙古博物院院長陳永志推測說，這一發現表明，和日門塔拉三連城應該就是「匈奴單於庭『龍城』遺址，即匈奴人的統治中心和重要禮制性場所遺址」。

接下來，今年

9

月

11

日，內蒙古新聞網刊發報道說，在《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梅剛的後續採訪中，陳永志對相關情況又做了進一步的介紹：「和日門塔拉城址位於杭愛山塔米爾河流域，在城址周邊地區匈奴遺址與墓葬分佈密集，有著名的高樂毛都一號、高樂毛都二號和塔米爾烏蘭和碩大型匈奴貴族墓地，其中塔米爾烏蘭和碩大型匈奴貴族墓地僅

8

公里，在該墓地出土了雙聯罐、銅鍾、規矩鏡等匈奴墓葬常見的隨葬品，一系列考古發現可以證明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在匈奴城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使我們得以更加清楚地瞭解到和日門塔拉城址的具體位置，也瞭解到這一古城址與周邊匈奴文化遺存的關聯。

由於竇憲北征匈奴的《燕然山銘》刻石剛剛發現不久，人們關注的目光仍很熱切，所以很自然地會把和日門塔拉的新發現和班固撰寫的這篇銘文聯繫起來。

9

月

16

日，《北京青年報》記者屈暢在一篇題作《考古學家解密匈奴「龍城」猜想》的報道中，又向社會透露了陳永志推定這一城址爲匈奴「龍城」的主要緣由：

 

陳永志介紹，之所以認爲此次發現的祭祀臺屬於匈奴「龍城」，原因之一是去年中蒙考古學家在杭愛山東南發現了東漢軍隊留下的摩崖《燕然山銘》，其中提到漢軍曾焚燒「龍庭」。「此次發現匈奴祭祀臺的位置處於杭愛山北麓，和《燕然山銘》發現的地方都在繞杭愛山的交通要道上，符合漢軍攻擊『龍城』後凱旋的路線。」

 

這就告訴我們，不僅是圍觀的「喫瓜羣眾」，從事考古發掘的專家，也是如此這般地看待上述兩項匈奴遺跡的發現。同時，陳永志還向《北京青年報》記者介紹說：

 

從此次出土的祭祀臺和城市情況來看，該城市內沒有明顯的人類居住痕跡，也不具備軍事防禦功能，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匈奴時期城市遺址。

 

這樣的介紹，也使人們對這座城址的性質，有了一些具體的瞭解。

從新華社一報道和日門塔拉三連城遺址的考古發現時起，就不斷有看過《發現燕然山銘》的讀者給我轉發各項相關的報道，並希望我能談談對這一發現的看法。對此，我都婉然謝絕了。原因，主要是由於自己對匈奴問題缺乏基本的研究，甚至缺乏一般的常識，根本談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意見。這樣的專業問題，還是應該由專門研究匈奴史或是秦漢史、北方民族史的學者來談纔好。另外，這一所謂「龍城」遺址的位置，並沒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而也就更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關心這一問題的人們。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一個月了，還沒有專家出面，對這項考古發現做出進一步的解說，而在我這個外行看來，新聞報道中的說法，頗有一些值得斟酌和引發進一步思考的地方（儘管這些報道未必都合乎相關學者的本意，常常會有記者莫名其妙的理解和發揮），所謂「龍城」與燕然山兩地在竇憲北征之役中的空間聯繫，也還需要具體說明；特別是「龍城」遺址和《燕然山銘》刻石這兩項古代遺跡對歷史地理研究的價值，實際上是有明顯差別的，不宜等量齊觀。

我想，準確認識這些問題，不僅有助於社會大眾深入瞭解相關歷史知識，這也有利於中、蒙兩國的考古學者，更好地完成接下來的挖掘和研究工作。下面，我就不揣淺陋，談談自己的初步看法。

 

一、所謂「龍城」的寫法

及其與單於「龍庭」

的關係

匈奴所謂「龍城」，本來是寫作「蘢城」，見於《史記·匈奴列傳》，語雲：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於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相課校人畜計。[1]

 

這裡正月「小會」的「單於庭」與五月「大會」的蘢城（龍城），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地點。另外，《漢書》記載匈奴握衍胊鞮單於嘗「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2]，講的也應該是這個「單於庭」。

 

百衲本《二十四史》

影印南宋建安

黃善夫書坊刻

三家注本《史記》

 

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闡釋所謂「單於庭」的涵義說：

 

謂匈奴所都處爲「庭」。樂產雲「單於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3]

 

這樣的解釋，雖然未必十分準確，但「單於庭」亦即匈奴「王庭」，或者說是它的「朝廷」，這一點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而所謂「蘢城」（龍城）顯然衹是一個用於祭祀的場所，二者性質完全不同。

這一點，是我們在認識和日門塔拉三連城相關考古發現時首先必須予以明確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在我看來，像陳永志先生那樣把這裡稱作「匈奴單於庭『龍城』遺址」，顯然是很不合適的，很容易造成認識的混亂。

下面我們來看「龍城」二字的寫法和涵義。

如上所述，《史記·匈奴列傳》是把它寫作「蘢城」，而「龍城」這一寫法首見於《漢書·匈奴傳》。惟《漢書·匈奴傳》載錄匈奴祭祀習俗，俱沿用《史記·匈奴列傳》前文，所不同者，衹是改易「蘢城」爲「龍城」而已[4]。

 

明末汲古閣刻本

《史記索隱》

 

那麼，這裡爲什麼會被稱作「龍城」呢？唐開元時人司馬貞，在注釋《史記》時寫道：

 

蘢城，《漢書》「龍城」，亦作「蘢」字。崔浩雲：「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雲「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5]

 

有根有據，看起來似乎頗有一番道理。

可是，我們在《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關於它的直接記載中，卻看不到任何在這裡祭祀「龍神」的敘述，哪怕是崇信這個「龍神」的表述。匈奴人在這裡祠祀的首先是生育他們的「先」，也就是「先人」，是「祖先」；其次，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天和地；即使在他們祭祀的對象中包含有「龍神」在內，也衹能是跟在「羣鬼」後面的「諸神」之一，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我看來，匈奴人絕沒有用這個很可能並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小得不得了的「小神」來稱謂這處祭祀聖地的道理。

另一方面，「蘢城」這一寫法，不僅見於《史記·匈奴列傳》，還見於《史記》其他地方，如《韓長儒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和《平津侯主父列傳》，也都是如此書寫[6]。這樣我們就會看到，不管是把「蘢城」的「蘢」字解作「蔥蘢」之義，還是通假爲「籠」字（《漢書·衛青傳》即書作「籠城」[7]），都與遍體鱗甲而又張牙舞爪的大龍沒有半毛錢關係。

 

中華書局影印

清嘉慶胡克家

仿宋刻本《文選》

 

更進一步分析這一問題，我們還可以看到，今本《漢書》雖然是把這一建置寫作「龍城」，但唐高宗時人李善在注釋《文選》時，引述的《漢書》，卻一如《史記》，仍是書作「蘢城」[8]，清人胡紹瑛以爲此即班固原文，而「今《漢書》作『龍』，後人所改」[9]。前述《漢書·衛青傳》書此地爲「籠城」，實際上也衹能是「蘢城」的異寫，同樣顯示出原本《漢書》應是書作「蘢」字（在古代典籍中，草字頭和竹字頭通書混用，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流傳至今的《漢書》文本把「蘢城」改書爲「龍城」，大概與北魏人崔浩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具有密切關係。如上引崔浩注語所見，正是從崔浩開始，纔把這一建置的名稱同「龍」這一鱗介類靈異動物聯繫到一起。至唐顏師古注釋並寫定《漢書》時，所謂「曲覈古本，歸其真正」[10]，始將其定作「龍城」[11]。《漢書》顏注行世未久，即一統天下；特別是北宋雕版印刷通行，印本更鋪天蓋地，從而也就徹底湮沒了「蘢城」這一本名。衹剩下《衛青傳》，因「蘢城」原文被寫成了「籠城」這一異文，顏師古疏忽未加改訂，從而向世人透露出班固原本的真實面貌。

 

百衲本《二十四史》

影印所謂

景祐本《漢書》

 

那麼，崔浩當年見到的《漢書》，是個什麼樣子呢？答案，可能實在有些出乎人們的意料：崔浩這些話，並不是針對《漢書》講的，他針對的，是東漢末年人荀悅撰著的《漢紀》。因爲唐人顏師古明確講道，崔浩所著注釋漢代史籍的著述，是「撰荀悅《漢紀》音義」[12]，也就是給《漢紀》注音釋義。

這部《漢紀》，是根據《漢書》改編的一部史籍，係改班固的紀傳體爲編年體。今天我們看到的《漢紀》，其相關內容，文字如下：

 

歲正月，諸王長少小會單於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校閱人畜。[13]

 

《漢書》的「蘢城」，在這裡被寫成了「龍庭」。然而結合《漢書》本文，可以判斷，這並不是荀悅當年寫下的字樣。透過崔浩在注釋《漢紀》時所說的「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這句話，我們不難看出，崔浩所認同的《漢書》文本，這個關鍵的詞語，理應寫作「龍城」而不是「蘢城」，因爲崔浩這是在用「龍城」來訂正所釋《漢紀》的「蘢城」。其原文，在這句話的前面，應該先講述有《漢紀》以至《漢書》的「蘢城」應爲「龍城」之誤這類話，即今本《漢紀》的「龍庭」是後人在其流傳過程中由「蘢城」改舛而來。

 

《四部叢刊初編》

影印明嘉靖本

《漢紀》

 

審視今本《漢紀》把「蘢城」改訂爲「龍庭」，或許與班固的《燕然山銘》具有直接關聯。

在班固的《燕然山銘》中，有兩句相對的駢句，述雲：「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裡的「逗略」，乃是匈奴冢墓一詞的音譯，或另用漢文書作「逗落」[14]。關於這個「龍庭」，前此我在研究《燕然山銘》時，曾把它解作「龍城」或是「蘢城」[15]，現在看來，這一解釋存在問題，需要做出新的解讀。

這兩個句子，儘管未必像東晉南朝以後對仗得那麼嚴整，但上下駢偶相對爲文，卻是一清二楚的。躡對焚，是「踐踏」與「焚燒」互文對說，講對匈奴建置的摧毀破壞；「冒頓」與「老上」，是父子兩代匈奴著名的單於，用以代指所有匈奴的頭領。這樣再來看「逗略」與「龍庭」，也應該是駢偶相對，纔顯合理。如上所述，「逗略」既然是往生者的冢墓，那麼，「龍庭」是陽世間人的住地，上下的對應纔更爲整飭。所以，從行文完美的角度來看，前此我把「龍庭」解作匈奴人祭祀的「龍城」或是「蘢城」，就顯得不夠合理了。

作爲生人的居所，前面在解釋「單於庭」一語時已經談到，漢朝人是稱「匈奴所都處爲『庭』」的。由此推想，所謂「龍庭」，就很有可能是指匈奴單於的居所。過去清人周壽昌即曾談到這一點，謂之曰：「匈奴之老上龍庭，猶中國之朝庭也。」

[16]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依附於東漢的南匈奴單於安國，意圖謀害屬下「勇黠多知」的左谷蠡王師子，師子有所察覺，於是「乃別居五原界，單於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17]。這個由單於召集的所謂「龍會」，當然應該是在單於居處的地方進行，而這應當就是班固在《燕然山銘》中所說的「龍庭」。清人何焯以爲此「

龍下當有庭字」

[18]

，我認爲這是一種十分合理的校勘意見。

蓋就總體狀況而言，《後漢書》傳世文本，文字謬誤極其嚴重。何焯嘗論述其緣由雲：「初讀此書，嫌其繆訛爲多，及觀劉氏《刋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

[19]

不過《後漢書》中這個「龍會」，北宋人司馬光在撰著《資治通鑒》的時候，乃是寫作「每龍庭會議」

[20]

。不管這是司馬光所據《後漢書》文本如此，還是司馬溫公也像何焯一樣做出了自己的校勘，都足以印證範曄原書本來是應該寫作「龍庭」的，至少把「龍會」解作「龍庭之會」，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南單於雖然居處於東漢北方邊地，但如同元人胡三省所說：「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於居塞內，亦謂所居爲龍庭。」[21]即雲所謂「龍庭」本爲匈奴單於之「庭」，南匈奴的「龍庭」不過是依照原樣在東漢邊地複製一個「副本」而已。

範曄在《後漢書·竇憲傳》篇末贊語裏稱述竇憲的功業說：「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

[22]

這裡所說的「龍庭」，就是漠北故地既有的「單於庭」。

不知是不是與範曄在《後漢書》中曾述及此一「龍庭」有關，唐高宗時章懷太子李賢率人注釋《後漢書》所載《燕然山銘》的「焚老上之龍庭」一語時，便有意無意地改易《漢書》的原文，把「蘢城」寫作「龍庭」，釋之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於，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23]同時人李善引述《漢書·匈奴傳》注釋《文選》收錄的《封燕然山銘》時，雖然沒有做這樣的改動，還是依照《漢書》原樣寫作「蘢城」，但顯然也是把這個專用於祭祀的「蘢城」與單於居止的「龍庭」混爲一事了。

唐高宗時人這樣的認識，對玄宗開元年間人司馬貞應當有所影響，所以我們纔會在前面引述的《史記索隱》中看到，他在注釋《史記·匈奴列傳》的「蘢城」時，對顏師古改定《漢書·匈奴傳》中的「龍城」是予以認同的，衹是當時他還可以看到未經顏師古更改的《漢書》，故另行註明尚有書作「蘢城」的舊本。當然面對兩種不同文本的《漢書》，他是有自己的辨析取捨的：首先是參考了崔浩的看法，但給予他更大支持的，恐怕還是《後漢書》雲「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這一情況。

相關記載，見《後漢書·南匈奴傳》：

 

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24]

 

對照前述《史記·匈奴列傳》暨《漢書·匈奴傳》所記匈奴人在正月、五月和秋季舉行的三大歲時活動，很容易把二者視同一事；至少司馬貞就是這樣看的，不然他不會舉述這一記載來論證把「蘢城」書作「龍城」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在司馬貞看來，因爲匈奴這三大歲時活動乃是所謂「龍祠」，故舉行此等「龍祠」的場所自宜稱作「龍城」，而不應該寫成「蘢城」。更何況範曄在《後漢書》裏就曾把舉行這三大祭祀的場所稱作「龍祠」[25]，

司馬貞的類比，固然有他的合理性，但稍加斟酌，則可以看到，其實並不允當。

首先需要解釋一下，《後漢書》所述匈奴「三龍祠」中的九月一祠，在《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中衹記爲「秋」季，而沒有具體的月份。不過東漢人服虔解釋說：「匈奴秋社八月中，（其「歲正月諸長小會單於庭」和「五月大會蘢城」以及此秋八月「大會蹛林」）皆會祭處也」[26]，即這三大歲時活動，都是會聚於祭祀之所；更明確地講，這是說在這三大歲時活動中都有相關的祭祀爲其重要內容。由此看來，把《後漢書·南匈奴傳》所謂「三龍祠」亦即三大祭祀同《史記·匈奴列傳》暨《漢書·匈奴傳》記述的匈奴三大歲時活動相對應，自是合理的認識。衹是服虔所說「八月」和《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述的「九月」，二者應有一處是傳寫的譌誤，孰是孰非，現在已不易判斷。

問題是這三場祭祀活動所祭祀的對象，並不是什麼「龍神」。如前所述，對秋季大會有祭祀活動，《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根本沒有提及，這兩種史籍也沒有記述正月之祠的具體祠祀對象，但對五月蘢城的祭祀活動，卻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乃「祭其先、天地、鬼神」，絕然沒有「龍」或「龍神」、「龍鬼」的蹤影。與此相比，《後漢書·南匈奴傳》「祭天神」的說法，可以視作是一種概略的表述。

另一方面，在《後漢書·南匈奴傳》中，接在「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句下，復有紀事雲：

 

單於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駞爲樂。[27]

 

「兼祠漢帝」的情況，顯示出「祭其先」的基本特徵。蓋「其先」即匈奴人的祖先，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故去的單於，而其所兼祠的「漢帝」，也應是業已離世的漢朝皇帝。思當年皇漢開國皇帝劉邦，衹是與項羽約爲兄弟，也就是兩人做了個磕頭拜把子的弟兄，便大剌剌的地對項羽講「吾翁即若翁」，現在南匈奴既已降服於漢朝，對漢朝死去的皇帝，當然更要當作自己的先祖一樣看待，一樣祭祀。這裡更爲重要的是「因會諸部，議國事」這句話，其主語是誰？當然衹能是匈奴的單於，是匈奴單於在這三場大型祭祀活動中都要與屬下諸部的頭領商議國事。

好了，結論已經顯現在我們的面前：前面已經論證，單於之庭，當時是稱作「龍庭」，這是以「龍」作爲單於權位的象徵。「龍庭」如此，所謂「龍祠」，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把這種由單於召集、主持的大型祭祀活動，名之曰「龍祠」，而不是祠祀龍神。——這樣，司馬貞以《後漢書·南匈奴傳》的「三龍祠」來證明《漢書·匈奴傳》等處的「蘢城」應寫作「龍城」，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至於唐開元年間文人王昌齡寫什麼「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那就更不能當真事兒說了。王氏所說「龍城」，是指衛青在漢武帝元光六年衛青率軍出征匈奴，在蘢城斬獲匈奴七百顆頭顱的事兒，但這一戰地在《史記·匈奴列傳》中是明確記作「蘢城」的（年代誤記作「元光五年」）[28]，在王昌齡當時所讀顏師古注本《漢書》的《武帝紀》裏，雖然已改「蘢城」爲「龍城」[29]，但如前所述，《衛青傳》卻還保留著「籠城」亦即「蘢城」的固有寫法，以一種學術的態度認真思考，還是能看出其端倪的。文人弄筆，和意淫有諸多相似之處。他願意想，盡可隨便想，但歷史上實際衹有「飛將」李廣其人而並無所謂「龍城」之地，我們做學術研究，可不能順著他的筆縱韁跑馬，那非栽到地溝裏去不可。

 

二、蘢城與單於庭

以上辨明「蘢城」的正確寫法以及它與匈奴單於庭的關係，對我們準確認識所謂「龍城」的考古新發現及其學術意義、特別是對相關歷史地理問題研究的價值，具有重要作用。

在上面的論述中，明確了作爲單於庭的「龍庭」與作爲祭祀聖地的「蘢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不再像考古發掘者那樣把單於庭與所謂「龍城」（蘢城）混爲一事，這首先有助於人們更加準確地認識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的性質，並且在這種合理認識的基礎上，以清醒的意識和適宜的眼光，進一步做好接下來的發掘和研究工作。其次，這樣的認識，對準確認識當時的地理形勢，有著更爲直接的價值。

辨正「蘢城」這一寫法，對準確把握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的性質以及做好後續的發掘和研究工作，就應該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首先，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記，匈奴本「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不似漢人之「築城郭以自備」

[30]

，但「蘢城」這一地名看起來很像是一座城的名字，而且現在考古工作者在和日門塔拉還發現了匈奴時期所謂「三連城」的遺址，這就需要我們深入認識匈奴是否築有漢地意義上的城郭以及與「蘢城」之「城」相對應的實際建置究竟是怎樣一種形態。

關於這一點，我想，日本學者江上波夫寫過的《匈奴的祭祀》這篇文章，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江上波夫通觀北亞、東亞、中亞各地狩獵遊牧民族的歷史，發現普遍存在著以自然林木或竪置樹枝作爲祭場的風俗，故所謂「蘢城」雲者，應如其字形所示，乃長有自然林木或栽豎樹枝的地方，或者是堆積樹枝、柴薪的地方，其情形大致與今蒙古族的「鄂博」亦即「敖包」相似

[31]

。

循此思路，來看待目前已經發掘的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的情況，雖然看似築有城垣，但如陳永志所述：「城市內沒有明顯的人類居住痕跡，也不具備軍事防禦功能。」由此還是可以看到它與一般意義上的城邑具有十分明顯的差別，而若是作爲一所專供祭祀的建置，其原始面貌，就很可能是江上波夫所講的那樣一種形態，現在看到的這些建築遺跡則是後來受漢朝影響新增的設施。

這一考古發現，對我們深入認識匈奴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大價值，但審慎辨析歷史文獻的記載並在此基礎上將考古發掘、研究工作與對歷史文獻的分析緊密結合，纔能更好地發揮這項考古發現的學術價值。

關於蘢城和單於庭的具體位置，在《史記》、《漢書》等早期文獻中並沒有清楚的記載，我本人對此更沒有一點兒研究。不過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大致可以代表老一輩歷史地理工作者所做的相關復原工作。

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西漢時期圖幅上，沒有標繪蘢城的位置，但在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託處，做有「單於庭」的標記；在同一圖集的東漢圖上，則衹繪製了「龍城」（蘢城），沒有單於庭的標記

[32]

。若是按照同樣的位置，把東漢圖上的「龍城」（蘢城）移置到西漢圖上，這兩個地點的位置關係，則如下圖所示：

 

中國歷史地理學界

目前推定的

「單於庭」與「蘢城」

位置關係示意圖

 

另外，在陳可畏等人編制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上，所標繪的「龍城」（蘢城）位置，也與上述《中國歷史地圖集》相近，衹是具體地點由安侯河（今鄂爾渾河）左岸（西岸）移到了右岸（東岸）

[33]

。

《中國史稿地圖集》

上的「龍城」（蘢城）

 

現在發現的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位於塔米爾河岸邊，而塔米爾河是鄂爾渾河上游左岸（西岸）的支流，其匯入鄂爾渾河的地點，就在《中國歷史地圖集》標繪的「龍城」（蘢城）北面不遠，從而可知這與中國歷史地理學者過去推定的位置非常接近。像這樣微小距離之內的位置差異，對於絕大多數歷史地理問題和歷史問題的研究，可以說已經無關宏旨，在很多情況下，並不影響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和分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此發現的《燕然山銘》。由於《燕然山銘》的發現，把學術界過去推定的燕然山，向東南方向至少移動五百里以上，周邊的山川形勢也與過去完全不同，對於相關的歷史地理和歷史問題的研究來說，情況已經完全不同，賴此可以得出諸多新的認識。對此，我在《發現燕然山銘》一書中已經從不同角度做有比較具體的論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充分瞭解學術界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對考古新發現給予合理適度的評價，而不是一發現什麼就急迫地拿它來顛覆既有的認識，取得「超人」的見解，這應該是每一位真心做學問的人應有的科學態度和平和心理。

我認爲這一考古發現對認識漢匈時期相關地理要素的大尺度分佈形態，並不像《燕然山銘》的發現那樣重大，但並不意味著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就毫無意義了，相反，對一些具體地理問題的研究，這一發現仍然會有很大幫助。

前面已經談到，陳永志認定這次發現的所謂「祭祀臺」屬於匈奴的「龍城」，促使其做出這一判斷的原因之一，便是這符合「龍城」（蘢城）與燕然山兩地的方位關係，符合《燕然山銘》「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兩句話所記述的戰場形勢。然而陳氏這一認識，是以「龍庭」與「龍城」（蘢城）爲一事、同時匈奴「單於庭」也與「龍城」（蘢城）是一事爲前提的。然而前文已經論證，實際上竇憲率軍焚蕩的「龍庭」與「單於庭」是同一項建置，所謂「龍城」亦即「蘢城」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碼事，而按照《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的記載，其每年正月小會的「單於庭」與五月大會的「蘢城」，顯然不在同一個地點。

若是根據這次考古發現的情況，適當訂正《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所謂「龍城」也就是「蘢城」的位置，再遵循歷史地理學者過去擬定的匈奴單於庭亦即「龍庭」的位置，那麼，《燕然山銘》中「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幾句話所反映的竇憲進軍路線，可以大致示意如下圖（根據相關報道中所說在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周邊地區密集分佈有匈奴貴族墓葬的情況來分析，《燕然山銘》所講的「逗略」很可能指的就是這片墓葬區）：

 

竇憲北征軍

在安侯河兩岸

經行路線示意圖

 

 於此可見，情況並不像陳永志所說那樣漢軍是在攻擊「龍城」（蘢城）後直接凱旋迴師來到燕然山下的，而是要先行北上，掃蕩包括「龍庭」亦即「單於庭」在內的鄂爾渾河兩岸地區，然後纔班師回朝，途徑燕然山下。

當然，過去推定的「單於庭」位置，不一定完全可靠，這或許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儘管我看《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記載的情況，以爲作爲「匈奴人的統治中心」的「單於庭」和作爲其「重要禮制性場所」的「蘢城」，這兩所建置之間理應有較長一段距離，兩地似乎不會密邇相鄰，更不大會像陳永志所講的那樣合二而一，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兩地同在今塔米爾河谷地的可能。我想，首先清楚區分開「龍庭」與「蘢城」，然後再審慎確定現在發掘的所謂「祭祀臺」的性質，再擴大探查範圍，進一步做好周邊地區的考古勘查和發掘工作，這樣纔能最後確定「蘢城」與和日門塔拉三連城匈奴時期遺址的關係。

 

2018

年10月17日晚記

 

 

---

[1]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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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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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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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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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明末汲古閣刻本）卷二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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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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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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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1]

案《漢書》卷六四下《嚴安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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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顏師古注云「龍城，匈奴祭天處」，可見今所見顏注本《漢書》之將「蘢城」書作「龍城」，乃是基於顏師古本人的清楚認識。

[12]

《漢書》卷首唐顏師古《漢書序例》，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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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漢荀悅《漢紀》（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刻本）卷一一漢武帝元光二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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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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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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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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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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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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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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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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