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爲何堅持十餘年 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
新華社天津4月4日電題：他爲何堅持十餘年，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宋瑞 郭方達
如何堅持十餘年的時間，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作爲天津市的一名遺體捐獻宣傳志願者，趙永華用一部座機告訴我們，不漏下任何一通電話，就是他的祕訣。
一張小方桌上的隊伍
趙永華的家位於天津市紅橋區佳園北里小區，大小不到30平方米，一張牀、一個圓桌、幾把椅子和一個桌櫃，將客廳擠得滿滿當當。
“第四屆全國五好家庭”“天津市優秀志願者”“天津市2017年度最美家庭”……家中的櫃子和牆上滿滿都是各式各樣的獎盃、獎狀和錦旗。
74歲的趙永華揪了揪身上略顯陳舊卻依然整潔的衣服說：“好多都是遺體捐獻者家屬送的，能穿我就留着。”
客廳一隅的一張方桌是趙永華的“辦公區域”，也是“天津市遺體捐獻志願者宣傳服務小組”的“根據地”，經過多年的經營，這支由趙永華夫婦創立的公益隊伍已有上百人的規模。
桌上最顯眼的莫過於一部座機，按鍵上的號碼有些磨損，握把上也盡是細密的劃痕，但儘管款式老舊，卻一塵不染。電話旁邊擺放着30多個裝滿手寫資料的文件夾。
趙永華戴上老花鏡，在臺燈下眯着眼翻找，從抽屜裏取出幾個頗有年代感的小本子，封皮上用透明膠貼着一張橫格紙條，上面一筆一畫地寫着——《遺體捐獻申請者名單冊》，裏面記錄了自2004年起天津市各個區縣、各個年齡層次的遺體捐獻申請人。
“鈴鈴——”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趙永華趕忙放下手頭的工作，詳細解答起電話那頭的疑問。“這是我建立的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服務熱線，市民們會諮詢我遺體捐獻的申請流程。”趙永華說。
談起天津市遺體捐獻的申辦流程，恐怕沒幾個人比趙永華更熟。“這都是我多年來跑出來的經驗。”趙永華說。
一次偶然的堅持
1993年，趙永華夫妻二人雙雙下崗，一家六口人僅靠着每月400多元的下崗補貼過日子。
秉持着“樂樂呵呵是一天，彆彆扭扭也是一天”精神的趙永華夫妻倆，很快就從下崗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他們在社區當志願者，做衛生、搞綠化、維護社區秩序，每天都過得緊湊而充實。
1997年，報紙上一則國家宣傳遺體捐獻的文章吸引了趙永華夫妻倆的目光，倆人一合計，便萌生出捐獻角膜和遺體的想法。
“那時大家都覺得遺體捐獻是‘文化人’乾的事兒，我一個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沒那麼高的‘覺悟’。”趙永華說，別人越是覺得他在鬧着玩，他就越要用事實說話。
1998年，爲了找到遺體接收單位，趙永華跑遍了市裏大大小小的醫院，卻毫無進展。幾經波折的他找到了天津醫科大學。
“在學校裏，我瞭解到天津醫科大學老校長朱憲彝捐獻遺體的事蹟後，更加堅定了遺體捐獻的念頭。”他說，但是遺體捐獻申請書上還必須有家屬簽字。
趙永華夫妻倆只能硬着頭皮向子女們坦白。聽到父母想捐獻遺體，孩子們都表示強烈反對。“他們覺得父母捐獻遺體後，掃墓都沒有個去處，再加上擔心周圍同事朋友指指點點，這事兒就暫時擱置下來。”
之後，趙永華夫妻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用4年時間做通兒女們的思想工作。2002年4月1日，趙永華夫妻倆完成了遺體捐獻公證，成爲天津市首例自願申請遺體和眼角膜的“雙捐”志願者夫妻。
一段十餘年的努力
想讓更多人瞭解遺體捐獻，趙永華把自家的電話號碼登記爲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服務熱線。“熱線開通後就沒閒着，但最開始真正申請的卻沒幾個。”他說。
“當時200元的公證費讓大家犯難，怎麼捐了遺體還要自掏腰包？”爲了給遺體捐獻者免除公證費，他天天像“串門”一樣找相關部門爭取。
2006年底，天津市發佈了規定，捐獻遺體、眼角膜者實行免費公證，趙永華終於解開了心結。
“檔案不是死的，申請表入檔後，依然要一直跟進。時常去申請人家裏坐坐，既能掌握捐贈者的實時意願，也是對他們的一種陪伴與尊重。”趙永華說。
自2002年起，已有2000多人通過趙永華創立的“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幫辦志願小組”辦理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
在薊州區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公園，803名遺體捐獻者的名字鐫刻在“奉獻碑”上，其中三分之一的名字趙永華都熟悉。
天津醫科大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面向社會接收無償捐獻遺體用於醫學教學使用，累計接收797例，其中2018年接收遺體捐獻86例，公衆對遺體捐獻工作的認知度不斷增強。
天津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系主任張平說，有了像趙永華這樣的遺體捐獻宣傳員，遺體捐獻的來源更加充足。
“爲了對遺體捐獻者表示尊重，自2002年天津醫科大學設立生命意義展室，每逢新生入校都在這裏要上一堂特殊的課。”張平說。
根據天津市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底，天津市實現遺體捐獻827例，實現人體器官捐獻908例，角膜捐獻456例。僅今年第一季度，成功實現器官捐獻93例、遺體捐獻30例。
“在我看來，遺體捐獻對醫學事業和人類發展都有貢獻。這是了不起的事，是大愛大善。社會有需要，我就會一直做下去。”趙永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