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王莽沒收所有人的財產，這是連漢武帝都不敢幹的事

文/劉路

始建國元年正月初一日（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正式建立新朝。立王氏（就是那位穿着簡樸的夫人）爲皇后，四子王臨爲皇太子，三子王安爲新嘉闢（闢，即國君之意），又封王宇諸子爲公。大赦天下。

隨即，王莽調整了自己的領導班子，以太師王舜、太傅平晏、國師劉歆、國將哀章（是爲“四輔”）、大司馬甄邯、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是爲“三公”）、更始將軍甄豐、衛將軍王興、立國將軍孫建和前將軍王盛（是爲“四將”）爲十一公，作爲自己的左膀右臂。

其中，王興以前不過是城門令史，而王盛就是個賣餅的，只因爲在金匱圖中有他們的名字，就一躍而成爲帝國的最高領導集體中的一員，王莽的迷信與書生氣可見一斑。

此外，王莽調整了部分官制和地名，最主要的是安撫、控制原來漢朝的諸宗室，以鞏固新政權的穩定。比起王莽復出時所用的一年，這一次所用的時候卻少得多，僅僅用了三個月。

如果僅僅是爲了做皇帝，王莽此時可以像他的表哥漢成帝那樣，醉生夢死去了。但是，正如柏楊所言：

王莽是儒家學派的鉅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他奪取政權的目的與劉邦不同，劉邦之類只是爲了當帝當王，滿足私慾。王莽則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

終於掌握了帝國最高權力、獲得全天下絕大多數人擁護的王莽，對於實踐自己的儒家理想，已經顯得那麼的迫不及待了。

王莽很快坐穩了皇帝位

這年四月，在剛剛平定徐鄉侯劉快的叛亂後，王莽就馬上頒佈了一道土地改革的詔書。其驚天動地的程度，只有商鞅“廢井田”可以與之匹敵。這將成爲王莽全面實現夢想的起點，也將成爲令他難以自拔的深淵。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能否成爲一個勢力，關鍵要看兩個事情：一是擁有多少土地，二是擁有多少人口；而一個政權能否強盛，關鍵要看的仍然是這兩點。

因此，從土地私有化在全國大面積推行起，國家與地主，就漸漸爲了土地和人口而開始明爭暗鬥。到了西漢末年，土地與人口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當時的第一個問題是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官僚、商人、豪強，無不在利用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手段兼併農民的土地。元帝時的丞相張禹，獨佔關中良田400頃，約佔整個渭水流域良田的1/10；那個董賢，更是一次就從哀帝那裏拿到2000餘頃的土地。

這必然造成小農經濟的破產，農民變成無所生計的流民，或成爲豪強的佃農，一些運氣不好的甚至被迫賣身爲奴。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奴婢問題。豪強蓄養私奴已經司空見慣，因“犯罪”而淪爲官府奴婢的也越來越多。

奴婢不能像編戶齊民那樣給國家提供賦稅，而只爲官府或地主提供家內勞役，這必然導致國家勞動力的大幅度減少。

從而，這又導致了第三個問題：統治的瓦解。無論是流民還是奴婢，他們都使得國家控制的編戶民銳減，國家的財政稅收和服役人數都大幅下降。而土地和人口流入豪強私門，又必然使這些豪強地主勢力越來越大，使得秦制帝國的觸角無法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此外，那些沒有被豪強地主吸收的流民則流落街頭，他們爲避免餓死，只能聚爲強盜，甚至揭竿而起。秦制帝國正在瓦解，走向崩潰的邊緣。

秦制帝國的危機也還罷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則與儒生的理想大相徑庭，所以從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到漢元帝時的貢禹、漢成帝時的谷永，無數儒士前仆後繼，向當時的皇帝提出限制土地兼併的重要性，甚至在漢哀帝時，師丹拿出了限田方案，嘗試推行。這被民國的史學家們稱爲“均產運動”。

當然，在秦制帝國的背景下，權力家是不受約束的，儒士們這些努力只能是徒勞。而實力日益強悍的豪強地主的反抗，也令這些理想寸步難行。

一百多年了，儒生們終於迎來了理論變爲現實的一天。儒生第一次成爲了帝國的最高決策人，“均產運動”達到了最高峯。

王莽認識到，土地與人口問題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過去那種捐錢免稅的小恩小惠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甚至限田這種漸進性的改革也不足以扭轉乾坤。王莽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土地與人口的問題。他下《限田禁奴婢詔》中說：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看來，王莽對於土地問題有很深的認識。在他看來，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土地所有制爲基礎的土地所有制是造成土地兼併和社會兩極分化的最根本原因，即所謂“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

因此，王莽認爲，要解決土地兼併，並最終解決社會兩極分化的問題，全面實現儒家經典中的大同世界，最根本的就是要廢除土地私有制。

如果我們僅從理論上來觀之，就能感覺到王莽的洞察力和魄力。他直接從土地私有制性質和土地商品性質着手來解決土地兼併問題，比中國古代歷朝的土地改革方案都要想得徹底。難怪胡適要高呼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而秦暉要稱王莽的制度是“井田制社會主義”了。

王莽的全面土地國有化政策其實很簡單：全國土地均爲國有，改名“王田”，不準買賣；一家若有八個男丁，即可佔田1井（900畝）；一家男丁不夠八人，而田產超過900畝的，要將超額部分的田產分給宗族和鄉鄰無田而應受田者；沒有田地的家庭，按照新田制受田。

井田制示意圖

王莽的王田制度並不是憑空而出，他是參照《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相關記載。

關於《孟子》中提到的井田制，究竟是上古真實的存在，還是孟子本人的制度設計，向來有爭議。但王莽在孟子的基礎上更極端了一百倍。在井田制中，尚有“公田”與“私田”之分，在“公田”中的勞動成功要向國家上繳，而“私田”中的勞動成果則歸勞動者及其家庭所有；可是王田制中，我們只看見了公田，私田已經被徹底消滅了。

王莽敢於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這樣激進的改革措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曾經在地方做過實驗。

按他自己所說：“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顏師古說，“大麓”是指王莽出任宰衡太傅大司馬時。

王莽出任此職在平帝元始四至五年間（公元4年至5年），而他所提到的“反虜逆賊”能夠阻止這次試驗，說明聲勢浩大，可能說的是居攝二至三年間（公元6年至7年）的翟義、趙明之亂。也就是說，王莽在稱帝前，曾經在局部地區作過均田的實驗達兩三年之久，成效顯著。

這說明，在體量小、結構簡單的單位裏面，統治者個人的力量能夠貫徹，短期內實行這種土地公有制度並非完全不可能（長期效果咱們先不談）。

這裏筆者特別提一下，王莽實行均田試驗的地方，可能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安民縣。如前所述，元始二年，在皇家馬苑的基礎上，王莽建制安民縣，用於安置流民。安民縣土地即爲國家所有，國家能夠有效對土地進行分配。另外，安民縣舊考在今河北地區，但出土文獻表明，其縣在今甘肅省平涼市華亭縣，而漢簡中也證實了甘肅東南部曾經推行過王田制度。

雖然均田試驗在個別地區取得了短暫成功，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在其他地區也能獲得顯著成效，因爲每個地區的具體環境都是不一樣的。

陳直、王國維等老先生曾以漢簡、漢印等文獻、文物證實了王田制確實得到了推廣和落實，但這一推廣和落實顯然是不成功的，甚至《漢書》中根本找不到王田制實行的記載。可惜的是，後人並沒有吸取這一教訓，將地方經驗一夜間推行全國的執政大有人在，最著名者當屬北宋之荊公。

當然，王田制無法實行的深層原因倒不在於個別與一般的問題。具體來說，首先就是王田制並沒有一個可以具體操作的實施方案。

當時全國土地情況複雜，豪強勢力強盛，新政府應當如何去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改革，尤其是如何將豪強的土地國有化？是搶還是殺？土地是否需要重新丈量，人口是否需要重新登記？所有土地公有化以後，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應當如何分配？所有這些，王莽幾乎都沒有提供一個答案。

唯一涉及具體方案的內容就是：誰敢非議、反對土地國有政策，一律發配邊疆（“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儒家上古聖王之世的構想，卻用赤裸裸的秦制手段來實現，豈能不南轅北轍！

另外，如果依照王田制的授田規定來授田，則當時的土地也根本不夠分。按王莽的算法，每八人佔田900畝，平均每人佔田已過百畝；而事實是，以當時的戶口和墾田數來看，即便沒有佔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的存在，平均每人能分到的墾田也只有不到14畝，這還不算上地主、尤其是豪強大地主佔有大量土地。

而且，不準買賣土地的政策也不能得到人們的擁護。大搞土地兼併的豪強大地主自不用說，即便是小自耕農也有土地買賣的願望。當遇到天災人禍時，一些小自耕農不出賣土地，就無法交納租稅，甚至無法維持生計；而家有餘財的小自耕農，也需要在低價低廉時購買一部分田產，以改善生活或未雨綢繆。

而更爲根本的問題在於，實行土地國有制根本就不可能。自戰國以來，土地私有化的觀念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深入人心。歷經秦漢兩百餘年的發展，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制已經成爲全國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形式，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佔有大量土地的豪強地主也正處於上升期，事實上，不但王莽之前的師丹無法阻止豪強地主的發展，王莽之後的鐵腕人物如劉秀、曹操、諸葛亮面對這些豪強的壯大也是無可奈何，他們不可阻擋地最終發展成爲門閥士族。

因此，王莽以一人之軀，以爲憑藉着滿腔熱血和皇帝的威嚴，就能阻止歷史的發展趨勢，那就太天真太呆氣了。

另一方面，除了豪強地主，只要不是最底層的流氓無產者，中小地主乃至於自耕農也是土地私有制的擁護者。尤其是小自耕農，可能一輩子的勞動就爲了保住門前的一畝三分地，現在突然國家說這個土地都是國家所有的了，而秦制帝國偏偏又是基本上沒有信譽的。如果你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能不驚慌失措嗎？

從這一刻起，王莽已經暴露了他日後改革措施中的一個巨大戰略性失誤。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意味着要從一部分人手裏搶走他們的所得，來給予另外一部分人，而這一過程既是十分激烈的，又要儘量保持平穩；既不能讓前一部分人一下子失去的太多，又要保證後一部分人能夠給自己足夠的支持。這樣才能儘量減少改革的阻力，同時也儘量保證改革過程中的平穩。

王莽顯然沒有想清楚這個問題。他以爲他可以贏得所有人的擁護，某種意義上講，他曾經做到了；現在，他又拿出了十足的勇氣，以爲爲了推行他所認爲正確的政策，可以得罪所有人，某種意義上講，他又做到了。只不過，前者讓他飛黃騰達，後者則使他一生事業一敗塗地，直至身敗名裂。

至於私屬政策，不少人都極力稱讚，認爲這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創舉。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將奴婢改爲私屬，禁止買賣，客觀上確實是一個能夠提高奴婢身份、改善其地位的具有人文主義關懷的政策。不過，我們也有必要了解王莽這個政策的初衷。

說起奴婢，王莽自己就曾偷偷買過，後來因爲受到兄弟們議論，於是就說是送給朱博的；這裏的關鍵不是王莽是不是真心爲朱博買奴婢，而是王莽自己似乎並不排斥奴婢買賣行爲。再如前所說，王莽因王獲殺死家奴而逼他自殺，這可能也是多種因素促成的。

王莽的奴婢政策還有兩個問題：一是隻涉及買賣，不涉及解放；二是隻涉及私奴，不涉及官奴。

王莽的奴婢政策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是“廢奴政策”，它所涉及的僅僅是將奴婢改名爲私屬，不準買賣。但是，這並沒有改變奴婢的實際身份，他們在主人面前仍然地位卑微，仍然不是自由人，而且從法律上看，王莽也並沒有制止過去那種主人殘殺奴婢的行爲。

王莽的奴婢政策所涉及的又僅僅是私人奴婢，對於政府所掌握的官奴則完全沒有涉及，可以說是有目的的削弱豪強，壯大官府。至於官府實力壯大以後，其力量是用來搞福利還是作威作福，尚未可知，即便是用來搞福利，也會因爲秦制帝國的貪腐等損耗而極端低效。

從詔書上看，王莽所說的“奴隸”似乎並沒有官奴、私奴之分。但是，王莽日後的法令中屢屢有將犯人淪爲官奴的規定。比如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就規定，盜鑄錢幣者要五家連坐，全部沒入官府爲奴婢。相比而言，漢哀帝倒是曾經釋放過一批官奴。其在奴婢解放問題上的誠意，一看便知。

不管出於何種目的，官府需要大量的奴隸

因此，王莽的私屬政策，與其說是一個廢除奴婢的政策，不如說是一個打擊豪強的政策。

一方面，它是王田制的配套措施。因爲要推行王田制，就要授田，授田既要有地可授，又要有人可受。王田制解決的前者，而私屬制就是在爲解決後者而做準備。王莽凍結奴婢買賣，是希望阻止勞動人口的進一步奴婢化，以解決當時勞動力不足、納稅編戶民不足的問題，進而實現抑制人口依附、抑制土地兼併、打擊地方豪強，實現上古淳樸之治的既定目標。

不過，柏楊認爲，王莽凍結奴婢買賣是一個漸進措施，是希望在凍結後使奴婢制度自然消解。筆者以爲，以王莽的性格，如果有此打算，恐怕等不到自然消解的那天，就會宣佈廢除奴婢制度了。

顯然，私屬政策與王田制一樣，期望是遠大的，口號是美好的，實行起來是不可能的。如果王田制能夠有效實施，那麼讓渡出超額土地的地主就難以養活過量的奴婢，因而他們就有賣出奴婢的需求；而國家既然禁止了奴婢買賣，又沒有給私奴一條其他的出路，似乎這些地主如果不鋌而走險去販賣奴婢，就只剩殺奴一途了。

更爲重要的是，王田制根本無法實施，因此王莽並沒有有效阻止土地兼併、農民破產的辦法，從而根本無法阻止破產農民淪爲地主的奴婢。

因此，王莽的《限田禁奴婢詔》宣佈後，不僅沒能禁止土地和奴婢的買賣，而且遭到了“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的強烈反對，當時因私自買賣土地和奴婢而犯罪者不可勝數，而地主豪強與權力勾結者則依然故我。

三年後，在中郎區博的勸諫下，王莽自知民怨甚重，於是下令王田、庶人皆可買賣，實際是承認了王田與私屬改革的失敗。不過，王莽仍然在苦苦掙扎，天鳳四年（公元17年），他下令上公以下有奴婢者，一口要交3600錢的人頭稅，這除了想方設法增加財政收入外，據錢穆老先生的意思，“則仍寓徵禁之意”。

王田制與私屬制名義上一直存在到地皇四年（公元22年）才被正式廢止。至此，這場可能是王莽最胸有成竹而引以爲傲的改革，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伴隨它告終的，還有王莽的王朝與生命。

王莽的土地和奴婢改革雖然失敗了，但是卻被他的敵人——漢光武帝劉秀有條件的繼承下來。劉秀自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38年）下了六道解放奴婢的詔令；他還在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他甚至三次下詔禁止殺傷和虐待奴婢。在奴婢問題上，劉秀顯然比王莽走得更遠，更有人情味兒。

但是，在土地問題上，靠豪強上位的劉秀也同樣一籌莫展。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劉秀想要打擊豪強，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國各地嚴格覈查墾田數並清查田戶，以徹底抑制兼併之勢，但是由此換來的卻是各地豪強聲勢浩大的叛亂。劉秀雖然最終平定了豪強的叛亂，但也知道拆自己的基本盤是不智之舉，度田一事最終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