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執行長兼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作者出朽/苦修樂學,喜讀書,手不釋卷;喜思考,行萬里路;愛史學、愛哲學、愛藝術,遊走於三岸四地,出入於全球實務與理論,而好發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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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大增,暴富竄起,眼界大開。歷史或許會說,2016年好像是一個分水嶺,美國的CEO紛紛開始涉足政治,敢於和美國政府叫板。但即使是卡內基也絕對想像不到今天臉書老闆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所擁有的權力之巨。

時代變了,一個世紀以來,科技一步步打進了所有人的生活,政府的主導力逐漸下滑,社會變革別無選擇,必須跟著科技公司走。於是,祖克柏感覺到他似乎擁有足夠的信心,可以展開政治批判。2016年他批判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反移民,抨擊川普宣示在邊境要築起高牆、要修訂移民計畫、要重訂國際貿易規則等種種祖克柏認為是反全球化的議題。祖克柏於是有此大哉問,「與其築起高牆,我們為什麼不多搭建橋樑?」詞藻多麼動聽。

問題是,你如果上網搜尋一下,會發現,祖克柏在矽谷帕洛奧圖(Palo Alto)的家宅和夏威夷的度假別墅,他為了維護隱私與安全,不也有意識地築起了圍牆?我們再想想:臉書公司有沒有門禁保安?臉書電腦系統有沒有防火牆?那麼,如果一個“家”、一個“企業”、甚至連一個“信息系統”都需要圍牆,需要確保安全無虞,那麼為什麼一個“國”不可以同樣設法確保國境線的安全呢?難道說,國不成為其國,而是“天下”?這是不是便說明瞭祖克柏們的虛偽?世界主義者有可能說一套,做一套?

如何看待超級富豪?

既然財富如此極度集中,如果是要討論世界公民及其意識形態與全球影響力,世界最高的1%財富擁有者其實只不過是“中巫”,沒有什麼太值得討論的,真正需要討論的是最高的0.1%和0.01%,那纔是“大巫”: 超級富豪羣體(plutocrats)。

那麼對於大巫,該怎麼看待呢?首先必須認識到,世界公民這個名詞容易產生誤解,世界公民至多是一個理念。所謂世界“公民”這樣的身份,其實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他們事實上還必須先做為持有某一個或多個國家護照的國民。

接著必須看到,這個跨全球階級(transglobal class)與主權國家的關係既相同又不同於一般人,他們的權利享受和義務履行也既相同又不同於一般人。他們真的在為主權國和世界,分別盡多少義務?做多少事?很值得觀察。

●他們的財富和權勢使得他們得以在另外一個層次的時空行走,訴求不一樣的而能帶來更低成本和更大回報的東西。

●他們彼此之間在圈內的相互認同,往往會超過他們對本國人的認同。

●他們利用同一個階級所利用的規則與潛規則,擁有同一個階級的特殊門道。

●他們的下一代上的學校已經不是國際學校而是全球學校。

●他們介入選舉,最後可能影響民主政治的未來,甚至質變民主。

●他們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還可以讓銀行“大到不能倒”。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

這個時代的世界超級富豪有著美行善意的非常多,我深信他們的大捐獻會帶來大慈善,解決人類的大問題。“暴富” 絕對可能帶來“暴善”與“恆善”,但是另有一批暴富,必然也會帶來結構性的問題。那些新的大問題連同貧富差距無休止的擴大,看起來會愈來愈嚴重。

寫到這裡,我們就更感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是不能不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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