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上海市嘉定縣從古墓中出土了一批12冊361頁明成化說唱詞話和傳奇刻本。這些慘不忍睹的“書餅”，經專家修復後煥然一新，被稱爲“上海市的珍寶”、“人間孤本”。這些刻本是研究我國文學、戲曲和版畫史極爲重要的資料。

　　1973年，上海博物館將這批刻本命名爲《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共十六種附白兔記傳奇一種，分爲十二冊影印出版。分別是《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等四種、《新編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等三種、《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公案斷歪烏盆傳》、《新刊說唱包龍圖斷曹國舅公案傳》、《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新編說唱包龍圖斷白虎精傳》、《全相說唱師官受妻劉都賽上元十五夜看燈傳》、《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新刊全相說唱開宗義富貴孝義傳》、《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

　　許多學者因《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扉頁(圖1)留存半頁刻有“北京新刊”，末頁(圖2)刻有“成化辛卯永順堂刊”，把這批刻本認定爲“明成化北京永順堂刻本”。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 曲藝》卷收錄的有關條目，就肯定它是明成化北京永順堂的刻本。

　　先介紹一下刻書牌記、刊刻時間等情況。全書12冊共有9處刻書牌記:1.《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前集末頁題“成化戊戌仲春永順書堂重刊”；2.《新編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末頁題“成化七年仲夏永順書堂新刊”；3.《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扉頁(圖1)留存上半頁，上面題“北京新刊”四字，下有一幅版畫，下半頁沒有保留下來，不知原書這頁有些什麼內容，末頁題“成化辛卯永順堂刊”；4.《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扉頁(圖3)題“永順堂新刊”，末頁(圖4)題“成化壬辰歲季秋書林永順堂刊行”；5.《新編說唱包龍圖斷白虎精傳》扉頁只存下半頁，題“永順書堂新刊”；6.《新刊全相鶯哥孝義傳》扉頁題“永順堂新刊”；7.《新刊全相說唱開宗義富貴孝義傳》卷下末頁題“成化丁酉永順堂書坊印行”。以上最早的刻本爲明成化七年(1471)，最遲的刻本爲明成化十四年(1478)。《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等三種、《新刊說唱包龍圖斷曹國舅公案傳》、《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全相說唱師官受妻劉都賽上元十五夜看燈傳》、《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沒有刻書牌記，不能確定刊刻時間。全套書從版刻風格上看，《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字體和插圖略有差異，但基本上可以確定全部爲同一書堂刻本。

　　本人進行了一些研究，認爲這批刻本應爲福建建陽書坊所刊。

　　《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末頁刻書牌記明確其爲建陽刻本。《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扉頁題“永順堂新刊”(圖3)，末頁題“成化壬辰歲季秋書林永順堂刊行”。此“書林”當指福建建陽崇化書林。福建省建陽市書坊鄉(古稱崇化裏)自宋至清，有多種地名，其中最普遍使用的地名就是書林。宋臣謝枋得避元在建陽崇化時寫下書林十景詩，第一首第一句爲“巍巍文筆光書林”，說明最遲在南宋末期建陽崇化因書坊林立，書林作爲地名已經出現並使用。元大德五年(1301)，張光祖重建崇化同文書院。理學家熊禾在爲其撰寫的《同文書院上梁文》中，有“熟知千載以來，獨萃一鄉之盛，眷我考亭之闕里，實爲過化之書林”句。元代少數刻書家把書林地名刻在書本上，如“建安書林劉錦文”、“建陽書林劉克常”、“書林宗文堂”等。到元至正十八年(1358)，劉齡之爲建陽書林刻書世家餘氏作《書林餘氏族譜序》時，譜名稱書林。到了明朝，書林之名大熾。明前期部分刻書家沿元習把書林地名刻到書上，如書林三峯劉氏日新書堂、書林魏氏仁實書堂、書林餘氏等。明弘治以後，有堂號可考的近200家書坊，大多數都在自己的刻書堂號前題上“書林”二字，如書林餘氏雙峯堂、書林熊氏種德堂、書林楊氏清江堂、書林詹氏進賢堂、書林黃正甫、書林陳氏積善堂、書林葉氏廣勤堂等。我們能見到的明版古籍，題有“書林”牌記的，多數是從古代建陽書林刊發的。書林建本名氣不可謂不大。遠在北京的明朝廷官員都知道書林地名。明四朝元老楊榮(1371—1440)，在其《三峯書舍賦》中，有“建陽書林葉添德景逵氏，自其大父榮軒，父彥齡，世以詩書爲業”等語。弘治十二年(1499)，時任吏部給事中的許天錫上奏說:“去歲闕里孔廟災，今茲建安書林又火。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末頁刻書牌記題“書林永順堂”透露了這些刻本是從建陽刊發的歷史信息。

　　明弘治本朝及以前，建陽崇化書坊專擅書林之名，成化書林永順堂應當認定爲建陽刻書堂號。筆者查考了明亡前題寫書林牌記的古籍刻本的有關資料，弘治本朝及以前的都已被學者專家認定爲建陽刻本。嘉靖本朝及以後有些混亂，但絕大多數仍爲建陽刻本。書林龔氏明實堂在正德十四年(1519)刻有《黃氏日抄》，現存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但此書林龔氏明實堂到底是否建陽書林堂號尚無定論。除此，建陽外最早題書林牌記的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東吳書林刊《薛萬山先生文錄》的蘇州刻本。其餘題寫書林牌記的近60家書坊，或已能明確是建陽外的書坊，或不能明確是什麼地方的書坊，但都能明確是在嘉靖以後主要集中在萬曆期間從事刻書。如金陵書林唐富春、揚州書林陳煊和、白門書林王荊岑、建業書林聚奎樓、常郡書林何敬塘、金閶書林唐廷楊、杭城書林翁倚山、書林王渭、書林俞秀山、書林王少川、書林張大業、書林聚井堂、書林版築居等。總之，弘治駕崩前沒有發現建陽外的書坊刻書擅題書林牌記。而建陽自元至清題寫書林牌記的書坊很多，書林是作爲地名來使用的。據此，《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末頁題“成化壬辰歲季秋書林永順堂刊行”，中的書林永順堂當是建陽崇化書坊。

　　《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扉頁留存上半頁題有“北京新刊”只能說明版本來源，並不能說明永順書堂在北京。僅靠遺存扉頁上半頁題“北京新刊”四個字和書末的“成化辛卯永順堂刊”，合起來就認定是北京永順堂刊本，真有一種斷章取義的味道。鄭振鐸先生在《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一文中曾說:“以‘京本’二字爲標榜的，乃是閩中書賈的特色。”“但閩中的書賈爲什麼要加上‘京本’二字於其所刊書之上呢?其作用大約不外乎表明這部書並不是鄉土的產物，而是‘京國’傳來的善本名作，以期廣引讀者的罷。”胡士瑩先生在《話本小說概論》中也說:“此書標‘京本’字樣，實書賈僞託以示版本之可靠。”兩位學者的論述可以註釋永順堂書坊在《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中題寫“北京新刊”的用意。建陽書坊偏居江南，爲證明版本來源的可靠可謂費盡心機，往往在書名、作者、牌記、序文大做文章，甚至於僞託名人。在版權觀念比較淡薄的當時，在其所刻書本上題寫“北京新刊”，以便更好地出售，是正常不過的事。建陽書坊刻本自題是京本的刻本不勝枚舉。如餘氏雙峯堂明萬曆十六年(1588)刊《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 熊氏誠德堂主人熊清波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新刊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葉氏翠軒明嘉靖十三年(1534)刊《新刊京本校正增廣聯新事備詩學大成》，陳氏積善堂主人陳孫安、陳賢明萬曆元年(1573)刊《京本三閭大夫楚辭集註》，朱氏與耕堂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刊《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增像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全傳》等等。《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自題“北京新刊”，也與上述這些刻本相同，只是證明版本之來源和可靠，不能據此說永順堂的地點在北京。俞子林先生也認爲，《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存在十字一句的唱詞等與其他各本不一樣的地方，是建陽書林永順堂翻刻北京的版本。

　　版畫風格與建本版畫風格相同，特別是與明中期一些建陽版畫風格相同，說明這批刻本是建陽刻本。明洪武至成化前的100多年間，小說版畫留存非常少，也許是佚失了。明成化說唱詞話的出土，我們才知道明中期還有這些寶貴的版畫。從留存的《包龍圖斷歪烏盆傳》、《全相鶯哥孝義傳》、《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等六幅版畫扉頁來看，都是下半頁豎寫書名、堂號、對聯、刊刻時間等，上面是一幅版畫，部分頂上題寫刻書堂號、版本來源，與建陽許多刻本的扉頁完全相同。如與建陽書林與畊堂《全補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圖5)、建陽建安書堂《新全相三國志故事》(圖6)、建陽清江書堂《重增附錄剪燈新話》(圖7)等扉頁如出一轍，使人一看便聯想到元明建陽刻本扉頁風格。筆者認真對《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版畫和元至治間建安虞氏所刻《全相平話五種》版畫相比對，兩書都是上圖下文，圖右上角題寫版畫要說明的內容，版畫風格極爲相似。如兩套書描寫劉關張桃園結義的兩幅版畫(圖8、圖9)，劉關張及劊子手的神態、香案、案上花瓶等都非常相似。特別是白馬因劊子手要殺它顯示出的躲避、害怕狀如出一轍。說明明成化永順堂刻本版畫創作時參考了元至治《全相平話五種》版畫。福建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周蕪等編著的《建安古版畫》一書中，76頁(圖7)、77頁(圖10)收集有《重增附錄剪燈新話》兩幅版畫書影。根據書影可知這本書爲明正德六年(1511)建陽楊氏清江書堂刊本。首頁不僅題有編著者、重校刊行者，還題有“書林正巳詹吾孟簡圖相”。說明這本書的版畫是建陽崇化書林詹孟簡畫的。這兩幅版畫也與《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的部分版畫很像，特別是室內擺設、花格地板、後窗山景、門窗、人物衣飾等大體相同。更有意思的是，牆壁上的黑色如意雲紋花飾極爲相似。筆者發現《全相平話五種》、《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重增附錄剪燈新話》都有同樣的牆壁黑色如意雲紋花飾。建陽外的刻本版畫沒有發現這種牆壁黑色如意雲紋花飾。明成化說唱詞刻於成化七至十四年間(1471—1478)，詹孟簡所處的正德六年(1511)去此40年。我們有理由猜測，在正德年間創作《重增附錄剪燈新話》版畫的詹孟簡師承於《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版畫的畫工。我們甚至有理由猜測，這批成化本版畫或爲詹孟簡本人的作品。更有趣的是，現存於寧波天一閣的明中期建本《魯班營造正式》一書的木匠法式圖中(圖11)，也有兩幅這樣的黑色牆壁如意雲紋花飾。或許說明在明中期以前，福建地區房屋建築上流行這樣的牆壁如意雲紋花飾。

　　字體風格相同，也說明這批刻本爲建陽刊本。方彥壽先生在論及明代建陽刻本的特點時說，明前期沿襲元代遺風，字體仍爲趙孟體，版心仍爲大黑口。這批刻本用的也是趙體字，也是大黑口。這批刻本在用字上也存在明顯的建陽民間刻本特點。一是大量使用簡化字。如雲、亂、國、獨、寶、聖、聲、劉、義、時、來、見、禮等現代簡化字在刻本中到處可見。據俞子林先生粗略估計，全書使用了二百多個簡化漢字。這種漢字簡化是很不規範的，在同一刻本中，不僅使用繁體字，還同時使用簡體字。如“龍”字還有六種寫法。二是大量使用同音字。如“八千兵散楚哥聲”用“哥”字代替“歌”字；“衣裳扯的碎分分”用“分”字代替“紛”字；“拿住同包子妹人” 用“包”字代替“胞”字，用“子”字代替“姊”字；“國舊聽得心憔燥”用“舊”字代替“舅”字等等。三是大量使用草體字。如得、如、事、遵、將等字多以草體字代替。實際上現行的一些簡化字也是由草體字變化而來。四是寫刻字體精緻與粗劣同存。前頁字體寫刻精整，後頁字體變得粗劣。這是因爲寫工、刻工有優劣之分，坊主沒有認真把關所致。建陽書坊坊刻如林，最多時彈丸之地有二百多家刻書作坊。全民刻書，難免泥沙俱下，好壞皆存。我們難以想象，文人學子如林的京畿重地，會有永順堂這樣民間風格的刻本刊刻出版。相反，同時期的北京坊刻本，版本可靠，寫刻精整，用字規範，完全不同於成化永順堂這批刻本。這也從反面證明了這批刻本爲福建建陽書林所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