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盟之後，參約各邦便受到聯盟誓言的約束，需要承擔對友邦的責任。這種責任也就是他們各自宣誓的內容。根據情形的不同，聯盟締結的目的和盟邦承擔的責任也是不同的。

希波戰爭中，希臘同盟的誓言大概是，他們將共同與波斯作戰，保護希臘人的自由。至於伯羅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應該都是軍事攻守同盟，它們更多關注的是希臘內部的事務。而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斯巴達和雅典同盟，則是出於和解的需要。

一、這些軍事同盟的締結是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都伴隨極其嚴肅的宣誓儀式

如呂底亞與米底人之間的吮血儀式。參與者在儀式中獲得了神聖的體驗，同時也深陷於危險的交感巫術之中。希臘人宣誓時很善於利於交感巫術來構建驚怖儀式。荷馬史詩中希臘人和特洛伊人在舉行莊重的宣誓儀式時，宣誓人潑灑祭酒並詛咒不守誓言者：

願他們的腦漿猶如此酒潑灑於地，包括他們和他們孩子的腦漿；願他們的妻子成爲別人的奴隸。

又如公元前7世紀後期，錫拉島在派人殖民利比亞時，對那些拒絕殖民和幫助逃匿者的人進行了嚴厲的詛咒：

他們製造了蠟像並燒掉，每個被召集的人聚在一起，無論男人、女人、男孩還是女孩，呼喚以下詛咒：“不遵守這個誓言協議卻違反它的人，會像蠟像一樣消失和融化——他自己，他的後代和他的財產。”

像呂底亞與米底人之間的血誓也並不少見，希臘術語“horkiatemnein”便是血誓的意思。血誓儀式有時並不是用人血，而是用祭牲，過程中還會伴隨祭酒和呼神儀式，所以希臘人有時以奠酒來表示協約。

埃斯基涅斯談及公元前346-345年的《菲洛克拉底合約》時，稱之爲“澆以和平的奠酒”。在歐裏庇德斯的《請願的婦女》中，雅典娜曾親自教導雅典和阿爾戈斯之間的盟誓。雅典娜傳授正確宰殺祭牲的方法時，要忒修斯準備一個三腳器，將祭牲的血接到裏面，之後再將誓言雕刻在三腳器內部，隨後把它獻給德爾菲阿波羅，將其作爲希臘誓約的見證和紀念。而那把用作屠宰祭牲的短刀則被埋在忒拜英雄的墓旁。她解釋瞭如此做的原因，如若阿爾戈斯人背誓，雅典人把祭刀拿出來，就會導致他們的不幸。城邦間的這類宣誓儀式意在加強宣誓的神聖性和約束力，增強約誓人的責任感。

二、結盟者承擔的責任隨着所處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些都體現在他們的誓言中

普拉提亞誓言雖不是希臘諸邦結盟時所發，但是由於其保存較完好，其內容和形式，都可以作爲反波斯希臘同盟宣誓的參考，況且其宣誓主體和所處情境基本相同。普拉提亞宣誓據說是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亞戰爭前，希臘同盟在普拉提亞所發。普拉提亞誓言是公元前4世紀所刻。它究竟是公元前4世紀的僞造品，還是公元前4世紀雅典人基於希波戰爭時期真實情形的文本構建，尚不得而知。不過，它的內容的確與歷史情境相適應，體現了對戰爭的關切和對希臘城邦的保護。

首先，在戰鬥中要服從將領，堅守方陣，誓死保護希臘人免受波斯人的奴役。

其次，涉及希臘人埋葬死者的觀念，暴屍荒野是與希臘人的宗教習俗相違背的，會給城邦帶來污染和禍害。戰爭中這種要求格外強烈，因爲每次戰爭會產生大量死者，所以希臘人每次戰爭之後都會各自收回屍體。公元前406年，雅典將軍受審和被處死的原因便是因爲他們未能及時打撈落水死者的遺體。

其三，戰爭勝利後將忒拜城的十分之一作爲貢品奉獻給神，並保護盟邦。這與希羅多德記載的公元前480年希臘聯盟反對投敵者的誓言是一致的，該句應該是結盟誓言的內容之一。不過有所出入，因爲忒拜是公元前4世紀，雅典刻下銘文時期的主要敵人，而在希波戰爭時，敵對者不僅僅是忒拜，所以，這裏應該是更廣範圍的叛變城邦。

其四，誓言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戰爭的人道主義，無論敵友都不應該被斷掉水源。

其五，希臘習俗中的恐懼和擔憂都以詛咒形式展現在誓言中，這一詛咒不僅針對違誓的個人，而且還針對違誓的城邦。如城邦的安全；土地、牲畜和人的豐產；父母有繼承自己血統的後代，具有形肖相似的後代。

三、在普拉提亞戰爭前，各邦承擔的責任主要是團結對抗波斯，保衛自己的疆土和公民

結盟誓言即使與普拉提亞誓言不同，但它們要求同盟成員承擔的責任大略一致。在整個反波斯戰爭中，除了結盟誓言外，希臘同盟也許還會依靠其他同盟誓言。不過，初始的結盟誓言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還是會不斷被強調，每當接納一個新的成員，他們需要重演結盟的儀式。而且，同盟所有其它誓言要以其爲前提和基礎，甚至本身就是其衍生物而已。

普拉提亞誓言反應了希臘人對整個希波戰爭的關切。各邦與波斯作戰的軍事責任被進一步細化，爲了勝利，戰場的規矩和將士的品質是必要的，責任被賦予了參與作戰的所有個人。

詛咒和對敵對城邦的懲罰進一步強化了各邦的責任感，他們雖然是面臨困境而出於自願的聯盟，但在宣誓之後，盟邦也受到了守誓的強制力，否則便要受到詛咒和懲罰，面臨盟邦的軍事打擊。

四、除了反波斯同盟外，希臘城邦最著名的要算伯羅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

伯羅奔尼撒同盟又稱斯巴達人及其同盟者。

公元前6世紀中期，斯巴達強迫戰敗者鐵拉與其結成攻守同盟，意味着斯巴達外交政策的轉變，即由吞併戰敗鄰邦轉變爲將其變爲同盟者。至公元前6世紀末，克列歐美涅斯在位時期，除了阿爾戈斯等少數城邦與其爲敵外，斯巴達已經在整個伯羅奔尼撒取得盟主的地位。這一聯盟不僅包括伯羅奔尼撒地區的城邦，在歷史上還包括麥加拉和忒拜等伯羅奔尼撒之外的城邦。

提洛同盟則得益於希波戰爭中雅典的出色表現。

公元前478年，阿里斯提德抓住保桑尼阿斯不再爲希臘人信任的機會，促使愛奧尼亞各國和斯巴達人脫離聯盟關係，而單獨與雅典人建立了提洛同盟。同盟由雅典主導，阿里斯提德定下了各邦捐款的數額並主持了愛奧尼亞人的宣誓，他們宣誓有共同的朋友和敵人，並把一堆鐵沉入海底，發誓除非鐵塊浮起，否則永不背棄盟約。這就是兩個同盟成立的大略。

修昔底德說，當公元前480年波斯爲了奴役希臘人而大軍壓境時，因爲斯巴達人最強大，所以他們擔當領導希臘聯軍的責任，成了希臘聯盟的領袖。而雅典人則放棄城市，登上艦船，成爲航海者，他們的海軍成了希臘聯盟海軍的主要力量。在聯盟擊退波斯人之後，那些從波斯國王那裏叛離的城邦和開始便參加同盟的城邦分裂成兩派，組成了兩個同盟，一個以斯巴達爲首，一個以雅典爲首，他們的力量一個在陸地一個在海上。起初同盟還是防禦性的，但是隨着雅典和斯巴達關係惡化，同盟便被他們藉以互相攻伐。而任何其他城邦，只要遇有爭端，便向其中一方求助而成爲聯盟一員。

關於雙方同盟誓言的內容。按照希羅多德和亞里士多德的敘述，提洛同盟誓言的核心內容是：與雅典人共友敵，永遠忠於同盟，既不欺騙也不損害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誓言的內容是：與斯巴達人共友敵，無論斯巴達人領導他們到哪裏，他們均需跟隨。

五、脫離同盟，會受到怎樣的處罰

從伯羅奔尼撒戰爭來看，斯巴達人對盟邦的控制的確存在缺陷，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成員在同盟大會中擁有較大的權力，他們甚至可以拒絕服從斯巴達的決策。不過並不能據此確認誓言對某些城邦無效。城邦通過宣誓入盟，只要加入，便要承擔其盟邦責任。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即使僅僅是形式性上，諸邦還是會遵守誓言，服從斯巴達領導，甚至隨從作戰。斯巴達無法完全領導盟友更多的原因是現實政治的影響，在涉及切實利益的敏感問題上，激烈的利益衝突會使實力較強的盟邦反對斯巴達，甚至以脫離同盟相威脅。如公元前461年，由於麥加拉和科林斯人發生邊界糾紛，而斯巴達偏袒科林斯人，於是麥加拉退出伯羅奔尼撒同盟而加入雅典同盟。

即使是對同盟成員管束更嚴厲的雅典也難以使盟友完全承擔“共友敵”、“永遠忠於同盟”的責任，盟邦的叛亂和脫離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深深地刺激了雅典人的敏感神經，相應的懲罰極其嚴酷。

脫盟是一種擺脫同盟責任，或者盟誓的行爲，他們之所以如此，便是因爲只要呆在同盟中，各邦至少在形式上都需遵守盟誓。至於博馬西科所認爲的不受約束的忒拜，待斯巴達從伯羅奔尼撒戰爭抽身後，成了斯巴達厭惡和打擊的主要對象。

從總體上看，同盟成員是較爲固定的，因爲他們是在長時間的政治均勢下形成的，即使偶有波動，脫盟的城邦很容易由於傳統的聯盟關係而回到原有的同盟，而且，雙方都很容易被同盟者的變動所激怒。

公元前432年，雅典人襲擊波提代亞，理由是它曾經是自己的同盟國，而現在則要叛離聯盟。

顯然，波提代亞是提洛同盟的一員。對波提代亞的爭奪成爲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導火索之一。修昔底德說，由於波提代亞是科林斯的殖民地，這一舉動激怒了他們，於是科林斯人迅速號召盟邦到斯巴達開會。

科林斯代表在會上猛烈抨擊雅典人傷害了伯羅奔尼撒人，極力說服斯巴達對雅典開戰，要求斯巴達牢記同盟誓言，保護其同盟者，並以退出同盟相威脅。

六、戰爭是對同盟關係的一次考驗

公元前445年，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時，斯巴達和雅典達成三十年和約，和約主要內容是：不干涉對方同盟；盟邦不得改投對方陣營；同盟領袖有權用武力解決同盟內部爭端。

和約主要涉及同盟關係，雙方均有保持自己盟友的權力，雙方不得越軌損害對方的盟友，也不得拉攏對方的盟邦。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接近尾聲時，曾經脫離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麥加拉人又回到了伯羅奔尼撒同盟之內，這顯然也是雙方同盟原則的體現。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對雙方的一次考驗，他們都積極尋找機會擴大自己的同盟，並打擊對方的實力。雅典人在開戰之初就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贏得兩個同盟，即東海岸的特洛曾和位於科林斯灣的阿凱亞。雅典還計劃在希臘西北部的埃託利亞人、阿卡納尼亞人和安布拉吉亞人中尋找盟邦，希望借之擊破伯羅奔尼撒同盟。

斯巴達自然也不會放棄打擊提洛同盟的機會。公元前427，當雅典重要的盟友米蒂利尼發起叛亂時，斯巴達便提供了援助。西西里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雙方爭奪同盟者的產物。除卡馬里納之外，包括敘拉古在內的其他西西里島的多利安城邦，早在戰爭蔓延到西西里之前就已成了斯巴達的同盟者。倫提尼、納克索斯和卡馬里納等城邦則投靠了雅典人，當他們在西西里面臨危險，雅典人成了最佳的求助對象。

雅典人同意派艦隊援助他們，這不僅是爲了迴應西西里人的說服和請求，還是出於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力，即希望將西西里人變爲自己的盟友，並讓他們出兵支持自己，從而戰勝斯巴達人。

雅典人最滿意的聯盟應該是公元前420年與阿爾戈斯人建立的同盟，這一時期，雅典戲劇常常上演表現阿爾戈斯人和雅典人深厚友誼、結成聯盟和永世修好的英雄神話。同盟背景是雅典與斯巴達締和後矛盾的再次激化。故而雅典與斯巴達的宿敵阿爾戈斯（連同阿耳戈斯的盟邦）建立了同盟。

這引起了斯巴達人的忌憚，雖然雅典和阿爾戈斯同盟是斯巴達人未能有效履約所致，但是斯巴達人無法容忍這這種狀況。雅典借此同盟再次將勢力深入到伯羅奔尼撒腹地。

與斯巴達敵對的伯羅奔尼撒城邦，由於得到雅典的支持而在外交上顯得肆無忌憚，阿爾戈斯、曼丁尼亞和埃利斯與斯巴達的關係變得十分危險。修昔底德說，在奧林匹亞賽會上，大家十分恐慌，總覺得會有事情發生，斯巴達人被料想會採取行動。可見雅典和阿耳戈斯同盟的威懾力非同凡響，不過，它並沒有按照約定的那樣存在百年，而是次年就被斯巴達人擊破了。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進行過程中，雖然兩大同盟的成員相對穩定，但在雙方實力變化和現實利益驅動下，被迫和主動的調整也很常見。盟邦的責任是相互的，從科林斯人脅迫斯巴達人蔘戰的話語看，斯巴達人只有保護盟邦，在戰爭中攻擊盟邦的敵人才能獲得同盟者的認同，否則便違背了盟誓。

麥加拉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退出同盟，便是因爲斯巴達人未能如約履行責任。斯巴達之所以能被科林斯人鼓動參戰，也是爲了揹負責任，維護其領導者的權威。

有些城邦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或避免在戰爭中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還可能利用兩個同盟的爭端，從中撈取利益，如處於希臘邊緣地區的馬其頓。在公元前432年，馬其頓統治者佩爾狄卡斯爲了迴應雅典的不友好行爲，從雅典同盟者轉爲色雷斯和彼奧提亞暴動的鼓動者。當雅典軍隊到來之後，佩爾狄卡斯暫時與其恢復了聯盟關係，但斯巴達伸出援手後，他立即脫離與雅典人的同盟，再次回到與彼奧提亞人結成的同盟內。

斯巴達和雅典、斯巴達和阿耳戈斯等敵對城邦數度結盟，這種同盟有很強的強制性，一般是通過戰爭達成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也是以斯巴達和雅典之間重新確立同盟關係而告終結。戰後，斯巴達與雅典達成的和約——即與斯巴達人共友敵；在陸地和海上，雅典人均要追隨斯巴達人——表明雅典已經變成了斯巴達的同盟者。

參考文獻：

色諾芬《希臘史》徐鬆巖譯

希羅多德《歷史》周永強譯

王朔《宣誓與古希臘城邦政治》

波默羅伊等《古希臘政治、社會和文化史》

陰元濤《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約碑銘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