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古代中國，不難發現除了疆域比埃及大得多，在其他方面與它卻十分相似。比如氣候都適合大規模農耕，都爲羣山、沙漠戈壁和海洋所包圍，都經歷了多個朝代的循環更替，都有綿延兩三千年的文明史。可古代中國雖不斷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明代中期東南沿海更有倭寇騷擾，但總體說一直是既有機會也有意願吸收外來文化的。

在古代西亞、印度和中國，幾個重要的文明幾乎是同步發展的。這些文明之間也一直有互動，這就使各文明的主要農作物基本相同，金屬和馬匹也幾乎同時使用。從古代中國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明的演進雖與地中海、西亞和印度大體隔離，但與這幾個區域卻並非沒有聯繫，否則就談不上中國通過佛教對印度甚至希臘文化要素的吸納。

事實上，古代中國從中亞引進了古希臘的繪畫和雕塑技法、阿拉伯數學及天文學。“西域”雜技、舞蹈和音樂（從“胡舞”“胡琴”“嗩吶”等即可見一斑），以及胡蘿蔔、苜蓿和葡萄等重要的農作物也進入了中原王朝。在科技方面，中國也引入了北非和西亞的玻璃製造方法，並經由波斯和印度引入了域外的醫學知識。不用說，這大大豐富了古代中國的文化生活。

更爲重要的是，在部分引進域外文化的同時，中國文明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同一性。在宗教上，除了與本土文化因素有較強親和性的佛教對中國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外，其他宗教所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中國文明對上述宗教表現出了很強的同化力。除佛教與中國文化最後完全融爲一體，成爲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外，曾經在中國有過傳播的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景教等要麼被吸收，要麼改頭換面以中國化的形式出現。相比之下，埃及文明雖然頗受其他古代民族欽羨，卻並沒有表現出同樣強大的同化力。

中華文明何以擁有這種同化力？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於古代中國很早便形成了巨大的疆域和人口規模。這裏，疆域-人口規模不能分開來看。疆域-人口規模的重要性體現在一個文明建立穩定政權及影響力所及的地域上，也表現在其疆域的集中（而並非像羅馬帝國那樣分散在地中海-北非-西亞的廣大沿海地區）程度與認同該文明的人口數量。在這方面，中國文明在秦始皇時代就有了很高的起點。就人口數量和集中程度而言，它在文明史上大部時間的發展程度都明顯高於其他文明。不僅如此，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在較早歷史時期，認同於中國文化的巨量人口就建立並維持了相對穩定的政治共同體。回頭看埃及，不難發現，它雖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相對於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區甚至有不少人口，卻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規模。

不僅如此，埃及還將大量資源浪費於種種非生產性活動上，而非用於擴大其經濟-人口規模。例如，基於一種虛妄的來世觀念，一代又一代埃及人不僅修造了金字塔一類的巨大建築、製作了大量昂貴的木乃伊，還維繫了一個龐大的寄生性的祭司階層。中王國以降，埃及更是將大量資源用於對西亞和尼羅河上游的窮兵黷武，這不啻在駱駝的脊樑上添了最後一根草。正在此時，西亞地中海地區一些富於生機的文明已在埃及門前叫陣了。此時的埃及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完全喪失了應戰的能力，只能任憑後發文明擺布，最終將其吞噬。公元前一千紀以降，外族入侵埃及的速度和頻率均明顯超過先前，而此時的埃及已毫無招架之力。文明的中興既然無從談起，埃及的最終命運便可想而知。

古代中國與埃及的一個根本的不同還在於：中國文明雖然像埃及文明那樣，在公元前8-6世紀的“軸心時代”之前早已誕生，卻基於其獨特的地理格局和自然條件，深度參與了軸心時代偉大的哲學-宗教創造活動，也分享了這些活動的精神成果。事實上，中國與希臘羅馬、西亞、印度同爲四大軸心期文明創生區之一，而埃及文明無論從哪方面看，都只是一個非軸心期文明。中國不僅參與了軸心期的文化創造，在鞏固、加強和擴大其文化成果的後軸心時代也成績斐然。這不僅表現在疆域的不斷擴大、共同體內部政治整合和文化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上，也表現在對其他文明區如印度、中亞和地中海世界的軸心期文化成果的吸收利用上。比之中國，埃及既未能參與軸心期激動人心的文化創造，也沒能在葆有其文化主體性、同一性的前提下，藉地緣之便充分吸收利用愛琴海和西亞地區軸心時代的新文化成果，藉以實現文明覆興，而是在一波又一波新文化浪潮中被完全淹沒。

7世紀中葉以後，埃及文明不復存在了。儘管如此，沒有埃及文明，就談不上希臘羅馬文明，而古希臘羅馬文明又是歐洲文明的前身。人類文明從埃及文明中受益匪淺，這是沒有疑問的。

（作者：阮煒，系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