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小山

電視劇《走向共和》裏，曾拍攝了一段孫中山去拜見康有爲的劇情。劇中，還沒有留鬍子的青年孫中山以十分謙遜的態度，自報家門：“醫學博士孫文，拜見康先生。”

不料只引來康有爲冷淡的一句反問：“醫學博士？”其他的康門弟子也都鬨堂大笑——因爲在大清國根本就沒有醫學博士這個概念。隨後孫中山與康有爲展開了如下的對話。

▲《走向共和》劇照

孫中山：大清國人人有病。

康有爲：什麼病？

孫中山：愚昧之病。

康有爲：愚在何處啊？

孫中山：被奴役着卻以爲自由着，從來不知道平等爲何物，不知自愛也不懂愛人。一句話，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康有爲：病根何在？

孫中山：這就多了，四書荼毒生靈，五經鈍化人心，三綱生產奴才，五常捆綁性情，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衆，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爺大官，驕奢淫逸，盤剝不止，這是經濟之病；所有這些病症都是一個總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華夏四千年的專制之制。

康有爲：開個方子試試。

孫中山：走向共和！

康有爲：這方子，有幾味藥啊？

孫中山：思想之藥三味，自由、平等、博愛。制度之藥三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

孫中山講着講着就走到了康有爲的講桌前，並且越講越嗨，激情澎湃，唾沫橫飛，下面的康門弟子們都流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不得不說，這些演員演得都很賣力，對得起劇組給的盒飯。

編劇和導演安排設計的這場戲，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想讓近代中國的兩大進步勢力的領袖有一場惺惺相惜的會面，展現歷史人物的風雲際遇，第二是想要表達，就算那些從未接觸過共和思想的書呆子，只要一聽到孫中山煽情的演講，就能立馬開竅，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演講才能之高。

▲康有爲（攝於1905年）

不過，在近代歷史中，孫中山和康有爲始終未曾真正謀面，上面的那段劇情，儘管精彩紛呈，卻是出於一番藝術的虛構。真實情況是，自詡爲“帝師”的康有爲打從一開始就不願意和孫中山扯上任何關係，這究竟是出於什麼緣故呢？

一、拒絕孫中山的交友申請

作爲中國社會傳統的讀書人，科舉致仕是一條必選之路，然而康有爲在這條路上卻走的跌跌撞撞，別人都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擬，他卻是五+N年高考，六+N年模擬，努力了很多很多年都沒有考上舉人，而他後來的弟子梁啓超卻年紀輕輕的就考上了舉人。

康有爲雖然考試不順，但他依然自信滿滿，平日裏自稱“聖人”。當時的很多人都覺得這個人太狂妄自大，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巔康”——這個巔不是指巔峯的意思，而是瘋癲的意思。

不過，比較起來康有爲還不算太狂妄，要知道，人家洪秀全連個秀才都考不上，都敢自稱是上帝的二兒子，耶穌的親弟弟。比起洪秀全，康有爲的“聖人”自稱雖然有點皮厚，但好歹還是個凡人。所以，凡事都要對比的看，一對比，康有爲還算是比較謙虛的。

在康梁維新變法之前，醫學博士孫中山在廣州聖教書樓自主創業，開設診所，懸牌行醫。康有爲因爲喜歡看西學書籍，就常來聖教書樓買書。這聖教書樓是由一個叫左斗山的基督徒所建立，“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如林樂知、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西學啓蒙十六種，萬國公報等類，皆儘量寄售，實爲廣州唯一之新學書店”（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之” 聖教書樓“）。

▲孫中山（攝於1900年）

孫中山見康有爲常來買書，想這大叔肯定有志於西學，不如交個朋友。於是，孫中山託朋友向康有爲轉達了自己的交友申請，不料康有爲以”聖人“自居，拒絕了交友申請，還要求孫中山必須拜自己爲師。

你想孫中山當時已經是醫學博士，而你康有爲連個舉人都不是，孫中山憑什麼要拜你爲師呢？孫中山當年也是年輕氣盛，豈能咽的下這口氣，果斷拒絕了康有爲的無理要求。（參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之”戊戌前孫康二派之關係“）

後來，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農學會，嘗試邀請康有爲和他的徒弟陳千秋等人加入。陳千秋頗有意向，但是被康有爲阻止。估計康有爲還記得之前那個事，心裏還在堵着氣。儘管康有爲與孫中山兩人對不上眼，但是康派那邊的梁啓超、徐勤、孟麥花等人都與革命黨人這邊的陳少白、馮鏡如等人多有來往，經常在朋友圈互相點贊。

▲康有爲《公車上書記》

甲午戰爭之後，面對亡國之危，康有爲成功的說服光緒皇帝實施新政。

於是，康有爲立馬身價大增——起碼他自己是這麼認爲的。他也不管光緒皇帝的意見，就自稱是光緒皇帝的“帝師”，擅自奪了翁同龢的名號。他似乎忘了正是翁同龢的舉薦，才讓光緒皇帝知道了康有爲要推薦《日本變政考》等書給他看，不然光緒皇帝根本不會真正重視這個“高考”屢次失敗的差生。（參見康有爲著《康南海自編年譜》）

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維新派聲勢大振。爲了避免受到革命黨人的不利影響，在康有爲的指示下，徐勤等人有意與革命黨人疏遠，並劃清界限。意思就是讓朝廷知道，革命黨人跟咱們維新派沒什麼關係，朝廷要對他們下手，可千萬別株連到我們。

二、冷淡孫中山的救命之恩

不料，很快政局便急轉直下，慈禧太后在對革命黨人動手之前，首先拿維新派開刀。百日新政失敗，康有爲、梁啓超等人危在旦夕。孫中山在日本得知維新變法失敗的消息後，立馬請求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趕到中國救出康梁等人。

▲宮崎寅藏

正如《走向共和》裏所表現的，孫中山和康有爲對中國和中國人有病的判斷都是對的，區別只在於，二人所開的藥方不同而已。最終，康有爲、梁啓超在日本志士的幫助下脫離虎口，來到日本避難。孫中山不愧爲國父，當聽聞維新派遭逢危難之時，他能拋下門戶之見，不拘個人恩怨，來回奔走，救助康梁等人，這樣的大度，這樣的胸襟，實在是偉人風範。

然而，當孫中山派陳少白去康有爲的住處友好慰問，康有爲卻依然沉醉在“帝師”身份的夢幻裏醒不過來。他託故不見，讓弟子轉告陳少白，康有爲身奉光緒皇帝的衣帶詔（即藏在衣帶間的祕密詔書），不便與革命黨人交往。

這件事被日本文部大臣犬養毅聽說，犬養毅就想出面當個和事老，幫兩派之間消除隔閡。他邀請孫中山、康有爲、陳少白、梁啓超四人一起去他的早稻田寓所會談，大家喝喝小酒，有說有笑，就會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犬養毅

不料“帝師”絲毫不給犬養毅面子，須知，犬養毅對康有爲及其徒弟們甚佳優待，禮遇備至。果然，等到了約定的時間，其他的三人都到了，就康有爲一個人沒來，說是有其他事情，實在是來不了了。

康有爲這麼不給犬養毅面子，一方面是不想跟孫中山見面，一方面是認爲自己是大清國皇帝的“帝師”，你犬養毅不過是一個文部大臣的級別而已，你叫我來，我就來？你給了我多少出場費？

1899年，譚嗣同的老鄉和死黨唐才常東渡日本，計劃籌款回國發動武裝起義，救出光緒皇帝，打倒慈禧太后。康有爲對唐才常的勤王計劃表示支持，給了他3萬元經費，並許諾後續還會再捐款30萬元。唐才常在橫濱，經好友畢永年的介紹，認識了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

期間，唐才常有意撮合孫中山與康有爲聯合，建立統一戰線。可是，連日本人犬養毅都說不動的康有爲，中國人唐才常又怎麼能說得動呢？不出所料，唐才常意圖聯合孫中山革命黨的這種行爲，讓康有爲非常不痛快。

▲唐才常

1900年，趁着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亡西安，中國政局陷入一片混亂的當口，唐才常在漢口組織自立軍，準備起事。本來萬事俱備，只欠經費，唐才常一心指望康有爲答應的匯款能夠儘早到達，不料唐才常等到花兒謝了，康有爲的匯款都沒到。最終起義被迫延遲，由於消息走漏再加上其他的種種原因，自立軍起義最終失敗。

原來康有爲懷疑唐才常已經倒向了孫中山的懷抱，自立軍根本不是爲了勤王，而是爲了共和，於是他故意拖延匯款，令唐才常的起義計劃功虧一簣。

三、欲置孫中山於死地

自立軍一事後，康有爲領導的保皇會在海外聲望大跌，孫中山的革命黨反而越來越得到支持。見此情景，康有爲不僅不自我反思，卻想着恩將仇報，找機會把孫中山幹掉。

在2014年12月17日的上海朵雲軒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一批有關康有爲在1904至1905年海外經歷的珍貴文獻完整亮相，其中有一封康有爲寫給他的兒子康同璧的密信，信中說：“此人(孫中山)不除之，(與我)必爲大害……汝可與嶽、文密謀勉厲之，窮我財力，必除之。”

▲康有爲的“刺孫”信函

寫這封信的背景是，1905年10月中旬，康有爲通過保皇會成員的密報，得知孫中山即將到達紐約，於是他打算把“除孫”提上議事日程。

爲此，康有爲不只是提出指導思想，還佈置好了具體方案：首先，由康同璧利用與容閎的良好關係，請容閎把孫中山約出來，在預先已安排了保皇會敢死隊殺手的地點見面，立即對其實施暗殺。但如果孫中山臨時改變了行程怎麼辦呢？康有爲還制定了替代方案：“如不在紐，則跟蹤追剿，務以必除爲主，皇上與我乃得安。”

康有爲就這麼一直敵視着孫中山，沉浸在”帝師“的夢幻裏不能自拔。如果說他一開始不願意見孫中山，還有些“主義之爭”的色彩的話，那此時竟然發展到要對孫中山痛下殺手，可以說已是完全被個人的私慾和偏見所吞噬了。

與康有爲的舉動恰恰相反，孫中山對於康有爲則一直抱着善意，他始終想與康有爲見面，捐棄前嫌、共商國是，讓海外維新和革命兩大陣營能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集聚力量，一同爲建立共和民主的新中國奮鬥。僅從這一點上看，康有爲作爲一個政治領袖，在胸襟氣度上和孫中山簡直無法同日而語。

▲康有爲在海外

再回到《走向共和》中這場虛構的孫、康見面，就如同李敖在小說《北京法源寺》中，要讓史迪威穿越時空，與康有爲在美國公使館中對話一樣，這些會面在歷史中儘管並非事實，但在藝術上則巧妙傳達了更多的訊息，在《走向共和》這場虛構的孫、康對話中，孫中山以治病救人爲比喻，論述共和、自由、民主的意義與價值，既形象生動、妙趣橫生，又展現了孫中山較康有爲更爲超邁與遠大的視野。

或許，歷史上的孫、康假如真的見了面，兩人的實際表現和電視劇相比也不會差太多吧。

參考文獻：

康有爲：《康南海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桑兵：《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