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時代官員中，林則徐確是對“外面的世界”最爲了解的人，但他都難免存此誤解，適足說明舉國上下當時對“世界”的認識之膚淺。不過，林則徐畢竟見識過人，認爲“英夷”腿不能彎曲並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渾身裹纏”、“腿足裹纏”。在受命負責禁菸之初，他曾擬就給英國女王的照會，“理所當然”地聲稱：“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不過，他畢竟深感對外瞭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對“沿海文武大員並不諳諸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來歷”的狀況大爲焦慮，所以南下時就帶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過教育而會英文的老人隨行。到廣州後，他又將幾名會英語的華僑、澳門教會學校學生招入己幕，在行轅翻譯西方書報，瞭解“夷情”。今天看來，這是最正常之舉，但在當時卻飽受非議。因爲那些人的職業如洋行買辦、引水、通事等在當時是爲人不齒的卑微行當，社會地位極低;尤其是他們不是曾經學過“夷文”就是曾經“事夷”，在當時幾被目爲“漢奸”。堂堂欽差竟將這等人招入幕中，確難爲世人理解。爲了進一步瞭解敵情，林則徐還直接與“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在虎門接見了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表示想得到地圖、地理書和其他外文書，特別提到想得到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所編《華英字典》。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驚世駭俗之舉。

林則徐畫像

林則徐與夷接觸越多，越感對其瞭解不夠。從招人翻譯《澳門新聞紙》《新加坡新聞紙》以探悉夷情，着重瞭解鴉片生產、銷售、西方對中國禁菸的反應起，林則徐對外部世界的更廣的歷史、地理、製造等各方面的興趣越來越濃。或許，他已隱約感覺到這比鴉片更重要。他令人將1836年英國出版的曾任東印度公司長駐廣州的“大班”德庇時所著《中國人》譯成中文，名爲《華事夷言》，成爲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獻。1839年底，他在天后宮接見了一艘遭風遇難的英船上的船員，船醫喜爾(Hill)生動記述了當時的情景，頗能看出林則徐的思想與作風。據喜爾記載，“爲了向我們表明鴉片生意的可恥及最近幾年來它的增長”，林則徐交給他們一些附有部分中譯的關於對華鴉片貿易的英文書，上面有詳細的鴉片銷售量。林則徐還詳細問了他們一些外國情況，尤其要他們將生產鴉片的地名一一寫下，當提到土耳其也出產鴉片時，林則徐問土耳其是否屬於美國或是美國所屬之地。當林則徐聽說土耳其不屬美國，且距中國有一個月航程時甚表驚訝。林則徐還交給他們一份致英王照會，照會中仍以天朝上國的姿態說：“我天朝君臨萬國”，並認爲中國的“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絲、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這種中國可以不用外國貨但外國一日不能離開中國貨的“天朝上國”心態使喜爾讀後啞然失笑。然而，不能不使人驚訝萬分的是，林則徐對此不僅沒有絲毫不快，反而虛心地問是不是有不合適的地方。喜爾等知趣地回答說有些語法錯誤，於是林則徐要他們到裏屋修改信件，還給他們送上茶點。“天朝上國”的“欽差大臣”竟如此厚待外夷，確實“大膽”地違反了當時森嚴的“禮制”。

使人更爲詫異而且今天更應該重視的是，林則徐“居然”開始注意到“國際法”，在1839年7月組織了對瑞士法學家滑達爾(Vattel·Emericide)的國際法著作《各國律例》的翻譯。雖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棄中國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國”的觀念，僅僅是從對夷鬥爭策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譯、利用“國際法”的，但這畢竟是中國注意到“國際規則”、與“國際接軌”、開始放棄“天朝”規則即是“天下規則”而進入“國際社會”的開始！意義確實重大。1839年底，林則徐又開始組織翻譯英國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譯名爲《四洲志》。此書介紹了關於世界幾大洲的新知，對近代中國“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啓蒙作用。同時，爲了克敵制勝，林則徐還組織編譯了有關西方近代船艦、火炮的資料，並試圖“師夷”仿造。

《四洲志》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職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則徐路過鎮江，與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對榻暢談。林則徐將《四洲志》等編譯的有關外夷資料交給魏源，囑其編撰成書。魏源不負重託，於《南京條約》訂立後不久整理成《海國圖志》出版。

秉承林則徐意旨的《海國圖志》不僅是當時最爲詳盡介紹各國之書，使國人眼界大開，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今日看來是最平常不過的思想，在當時卻被認爲是“潰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變夏”的違禁背俗之作，受到時論的猛烈抨擊，成爲守舊派的“衆矢之的”。此後，展開了近代中國的種種爭論。

林則徐率先提倡、實踐的“師夷”之說是他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飛躍，也是近代中國精神世界的巨大飛躍，具有石破天驚的啓蒙意義，是近代中國逐漸生成的“新文化”的起點。因此，50餘年後，康有爲認爲“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百餘年後，歷史學家范文瀾稱讚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誠哉斯言!

（來源：人民網·雷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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