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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江，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美國國際關係學家米爾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寫道：「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尋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為。」在那些對人性持有悲觀態度的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下對權力爭奪的鬥爭。而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則將這種悲觀推向了極致。他們認為，在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意圖缺乏準確瞭解的霍布斯世界裡，大國只有獲得更多的權力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賴於最大的權力，而對最大權力的殘酷爭奪決定了大國註定悲劇的宿命。

然而，大國悲劇的真正所在，其實往往在其國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國的國民。後者的悲劇色彩則更有濃重的宿命感。大國之間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會令許多小國捲入危險的漩渦當中，使之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或殉葬者。大國出於利己的動機，與小國國內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結盟，從而達到某種政治、經濟、軍事目的。最後的結果常常是大國之間因達到均勢或戰爭成本難以承受而相安無事，但戰火卻出現在代理人之間。更為諷刺的是，自私詭譎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國人民卻成為大國口號中所謂「信仰」的殉道者。冷戰時期的代理人戰爭和小國政權動蕩，就是對大國口中「道義」和「普世價值」的絕佳諷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現代史上最殘暴的屠殺之一。對於這次大屠殺，以蘇哈託為首的印尼軍隊、穆斯林激進分子和暴徒自然難辭其咎。但是，美、英、中、蘇等大國又何嘗沒有扮演某種角色呢？當重新審視這段黑暗的歷史時，我們或許會發現：小國政治的悲劇，在於小國難以擺脫國內政治力量將整個國家帶入大國「大棋局」裏的宿命。

「九·三〇事件」經過

在經歷了與荷蘭殖民者的殘酷鬥爭之後，印尼在蘇加諾的帶領下終於在1949年獲得獨立。在建國初期，由於在國內力量的博弈中處於弱勢，作為國父的蘇加諾雖然享有崇高的聲譽，但也不得不向政治對手妥協，建立議會內閣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蘇加諾成為沒有實權的虛位總統。

不過，由於政局長期動蕩不安，蘇加諾趁機推出「蘇加諾總統方案」，提出要建立一個包含左翼和右翼力量的互助內閣。該方案發表後，受到了印尼共產黨、民族黨、平民黨的強烈支持，但也遭到了馬斯友美黨等大黨派的激烈反對，後者甚至策劃了數次針對蘇加諾的暗殺行動以及武裝叛亂行動。叛亂平息後，馬斯友美黨威信盡失，平叛有功的陸軍和印尼共產黨則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和力量。蘇加諾憑藉著高超的政治手腕，在50年代末期獲得了較大的政治權力，建立所謂的「有領導的民主」。

1960年，蘇加諾召集印尼民族黨、伊斯蘭教師聯合會和印尼共產黨黨魁進行協商，決定建立互助國會。代表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宗教（Agama）三股勢力達到平衡的「納沙貢」正式確立。為了保證個人權力，蘇加諾在陸軍、印尼共產黨和穆斯林之間玩起了危險的平衡術，利用陸軍維持政治穩定，利用印尼共產黨獲得公眾支持。不過，由於陸軍勢力過於強大，同時蘇加諾個人也對左翼政治理念抱有好感，蘇加諾在1950年代末期開始實施一面提升印尼共產黨的勢力、一方面打壓陸軍的一連串列為。這引起了陸軍的強烈不滿，陸軍、穆斯林政治力量與印尼共產黨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在1965年達到一觸即發的狀態。

該年8月，由於蘇加諾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原本依靠蘇加諾庇護的印尼共產黨緊急召開政治局會議，商量下一步的行動。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在會上表示要先下手為強（諶旭彬，《印尼為什麼要屠殺數十萬華人？》，騰訊歷史轉自謝志瓊、鍾冰/譯，《印尼「九·三○」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調查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1頁）。9月30日晚，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等人開始發動政變，六名陸軍高級將領被殺，印尼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被綁架。然而，政變在24小時之內被印尼陸軍迅速平定。10月2日，陸軍倖存將領蘇哈託完全掌控了局勢並宣告政變失敗。

三週後，蘇哈託與陸軍開始了針對印尼共產黨的抓捕和屠殺，大屠殺一直持續到1966年3月才大體結束。儘管在1967年仍有小規模屠殺事件的發生。該年3月12日，蘇加諾被臨時議會剝奪了政治權力，蘇哈託被任命為臨時總統。1968年3月21日，蘇哈託正式被選舉為總統。印尼正式開啟長達三十年的蘇哈託獨裁時期。

華人是主要受害者嗎？

由於缺乏可靠的證據，1965年10月-1966年3月大屠殺期間的真實死亡人數，至今難以達成共識。屠殺消息主要來源於對此次行為負有最大責任的印尼軍方，這自然是最不可信的消息來源。而當時只有極少數外國媒體在印尼，無論是印尼知情人士或是西方政府又都對這次事件諱莫如深，大部分相關檔案處於保密狀態，因此研究界根本無法獲得此次屠殺的足夠細節和證據。

研究界普遍認可的受害人數在50萬至100萬人之間，其中絕大部分是被懷疑為共產黨員或支持者的印尼人（Friend, T. (2003). Indonesian Desti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不過，由於媒體炒作以及一些未知的原因，外界普遍認為印尼華人是這次屠殺的受害者。中國媒體和大眾長期以來也接受這一或許不是很可靠的說法。對此，學者Robert Cribb和Charles Copper堅持認為，印尼土著纔是最大的受害羣體，華人受害人數不超過2000（Cribb, Robert; Charles Coppel (2009).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447–465；Charles A. Coppel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1）。華裔印尼籍社會學家Mely Tan Giok Lan教授也贊同這一說法（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pp. 240–242）。值得注意是，這樣的說法也僅僅只是建立在現有的證據之上。

無論如何，華人在六個月的屠殺當中的確受盡苦難。成千上萬的印尼華人遭到驅逐。在三寶壟、梭羅、加布棉、棉蘭等地區華人商鋪和財產也遭到大規模洗劫，華人學校被關閉，無數婦女遭到侵犯（聶會翔，（2008），《蘇加諾時期中國與印尼關係探究》 (碩士論文, 湘潭大學)，42；「In search of a future,」 Time, September 16, 1966, p 19）。而針對印尼共產黨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屠殺則更為慘烈。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爪哇中部和東部地區、巴里和蘇門答臘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外的地區。除了數十萬人被殺外，印尼政府預計在1966年至1976年間大約有160萬至180萬印尼人因被懷疑是共產黨員而被捕。許多人在獄中受折磨而死亡，手段極其殘暴。

然而，儘管這次大屠殺駭人聽聞，但在整個過程中乃至事後都沒有受到西方國家的幹預和譴責，只有蘇聯、中國以及朝鮮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對印尼發表了譴責聲明。相反，英美等西方國家極力封鎖消息，禁止記者進入印尼並要求媒體引用大使館的官方消息（Gerard DeGroot (2008). The Sixties Unplugged: A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a Disorderly Decade. Macmillan. p. 390）。在印尼國內，一直到蘇哈託下臺，公眾及學界都被禁止公開討論這次屠殺。時至今日，印尼官方都未曾表達對這一人為災難的反思和自責。本月18、19日首次召開的「剖析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上，印尼政府就公開拒絕道歉。

印尼國內的政治力量

對於拒絕道歉的理由，據印尼《羅盤報》報道，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部長魯胡特在研討會開幕儀式上表示，「我們知道怎麼做對國家最好」，印尼官方甚至認為此次研討會的召開會讓共產主義復活。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印尼至今不願對這個慘劇進行調查和反思呢？

原因在於策劃、參與此次事件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依然存在，且極大地左右著印尼政局的穩定。

最大一股力量無疑是印尼軍方。在印尼，軍隊既作為一支國防軍事力量，同時也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作為軍事力量，印尼軍隊的成長伴隨著印尼民族獨立戰爭、反對外國殖民軍隊入侵、鎮壓國內武裝叛亂和分離勢力的整個過程。這在為軍隊贏得了巨大的聲譽的同時，也建立了堅實的軍事實力。

而其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則與建國初期脆弱的議會民主制不無關係。基於共同的政治權力需求，蘇加諾與軍隊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某種同盟。1957年印尼內閣首腦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下臺後，蘇加諾頒布軍管法，使軍隊獲得了空前的政治權力。尤其到了蘇哈託時期，代表軍隊利益的專業集團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組織，牢牢地控制著立法機構。1969年各省省長都由軍人擔任，1980年雖然有所減少，但重要省份都由軍人控制。

不僅如此，印尼軍隊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也享有特殊地位，控制著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1957年，印尼政府接管了12.5億美元的荷蘭資本，該年國家資本佔資本總額的46%。而軍隊利用「緊急狀態法」賦予的權力迅速對荷蘭企業實施軍管。1958年軍方代表出任經濟穩定事務部部長，次年，軍隊進入「國有化機構」，監督收歸國有的荷蘭企業。在蘇哈託時期，軍隊控制大部分國有企業，並與外國資本進行合作，深度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和金融活動。時至今年，軍隊的影響力依然遍佈印尼政壇的每一個角落。

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羣體。在兩百年前，印尼這個國家並不存在。那時候印尼土邦林立，宗族繁多，直至20世紀初荷蘭徹底征服了亞奇，印尼羣島纔在一個帝國中央政權的統治之下。在長達三百年的殖民統治時期，印尼帝國行政單位內部的整合積極發展，印尼人民逐漸擁有了一種共同的殖民經歷。不過，真正對印尼民族主義觀唸的建構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乃是伊斯蘭現代主義的衝擊。早在16世紀，印尼主要島嶼已經伊斯蘭化，成為廣大底層人士和上層精英的共同信仰。但直到20世紀初，伊斯蘭現代主義對印尼社會的巨大影響才演化成聲勢浩大的社會政治運動。1912年伊斯蘭教聯盟成立，成為早期印尼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組織，「伊斯蘭教聯盟構成了印尼民族覺悟的中心」（McVey, R. (1983). Faith as the outsider: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9-225）。

但是，印尼伊斯蘭勢力受到了以蘇加諾為首的世俗民族主義者的嚴厲打壓。1945年6月，伊斯蘭主義者不得不對印尼的伊斯蘭教地位做出妥協：「印尼不該是個伊斯蘭教國家，但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公民必須遵守『伊斯蘭律法』。」（戴萬平：《印尼族羣政治研究：東教、地域與種族》，中山大學（臺灣）博士論文，2003年，第93頁）建國後，世俗主義者更是積極推動了以「潘查希拉」的五項原則作為印尼建國的基礎。不過，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依然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1955年的國會選舉中，公開標榜伊斯蘭教的政黨佔到三分之一，而普選選票總量也超過了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

雖然在1950年代擁有較大影響力的馬斯友美黨也經歷了滅頂之災，蘇哈託也延續蘇加諾對伊斯蘭教勢力既利用又抑制的策略，但伊斯蘭教依然擁有巨大影響力。1973年大選之後，蘇哈託政府把所有伊斯蘭教政黨和組織合併成「建設團結黨」。儘管如此，在1977年和1982年大選中，該黨依然分別獲得29.13%和28%的選票。蘇哈託日後更加嚴厲地在建設團結黨中推行「潘查希拉化」，弱化該黨的伊斯蘭色彩，伊斯蘭政治力量的確受到沉重打擊。但隨著蘇哈託的下臺以及民主政治的轉型，其政治力量有所恢復，在國會和內閣當中依然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根據2005年的統計，印尼有著1.9億人信奉伊斯蘭教，佔全國總人口高達88.58％。

在「九·三〇事件」後的大屠殺當中，這兩股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而無論是處於獨裁或威權時期的印尼，還是正在進行民主轉型的印尼，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無法忽視軍隊和穆斯林的勢力。只要軍隊和宗教力量一直在印尼政治經濟生活當中擁有足夠大的勢力，他們昔日的所作所為就不會遭到徹底的反思和清算。

印尼共產黨的崛起、挑戰與滅亡

除了印尼軍隊和伊斯蘭政治力量，在蘇哈託上臺之前印尼共產黨曾經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從反殖民運動一直到蘇加諾時期，共產主義都在印尼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蘇加諾執政後期，印尼共產黨更是成為與印尼陸軍、伊斯蘭政治勢力三足鼎立的強大政治組織。然而，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大屠殺使得印尼共產黨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不得不說，印尼共產黨自誕生起，就經歷了極度坎坷的成長過程。

印尼共產黨（印尼語：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PKI），原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由荷蘭共產主義活動者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也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馬林）於1914年在荷屬東印度創建。是亞洲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立之初的願景便是向印尼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並積極組織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經過一系列本土化改革，馬林所領導的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1917年改名為印尼社會民主黨）組建紅衛兵，與荷蘭殖民者進行小規模武裝鬥爭。通過吸引印尼穆斯林以及其它反抗團體，印尼社會民主黨於1920年更名為印尼共產主義聯盟，成為亞洲第一個共產國際成員組織。1924年，該聯盟正式更名為印尼共產黨（PKI）。1926年，印尼共產黨在雅加達郊區和萬丹地區發動起義，失敗後，1.3萬人被捕，共產黨被荷蘭當局宣佈為非法組織。印尼共產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之後僅僅只能與荷蘭殖民者進行小規模的武裝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掠奪東南亞地區豐富的資源，日本大軍侵略印尼等地。為了拉攏印尼當地的民族主義和穆斯林組織，日本人對當地人提供武裝訓練和武器裝備，同時以解放者自居。這在一定程度上讓印尼人對日本人產生好感。甚至許多亞洲人都曾對日本人懷有天真的希望，認為一旦日本在與西方的戰爭中獲得勝利，日本將會允許他們獨立。譬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都曾對日本有過不切實際的好感和幻想。相反，印尼共產黨卻從未終止與日本殖民者的鬥爭。直到日本投降後，印尼共東山再起，積極策劃和組織獨立運動。戰後荷蘭殖民者企圖恢復殖民統治，印尼獨立武裝與荷蘭人進行頑強鬥爭。雖然遭遇了失敗，但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以及戰爭對荷蘭國內經濟的巨大消耗，荷蘭終於在1948年妥協，承認印尼獨立。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後，布爾什維克對殖民主義的強烈批判以及對反殖民運動的支持，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條通往現代社會之路。這使得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都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蘇聯產生好感。回顧整個反殖民鬥爭歷程，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運動主要受到兩種意識形態的激勵：共產主義與本土主義（或是民族主義）。而前者對本土意識的建構和影響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當我們看到印尼共產黨對印尼獨立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似乎更能確信為什麼建國後印尼共產黨會受到印尼民眾的廣泛擁戴並且迅速崛起。

不過，印尼共產黨勢力的快速上升引起了蘇加諾、印尼軍隊以及西方國家的疑懼。印尼獨立後，印尼共產黨被強行要求去武裝化，印尼共產黨與印尼軍方發生武裝衝突。印尼共產黨失敗後，3.6萬名黨員其支持者被捕，多名黨內領袖被殺，艾地和魯克曼逃亡中國。不過印尼共產黨並沒有被取締，到1949年便又開始重建。印尼共產黨領袖意識到共產主義必須進行民族主義化且支持蘇加諾，才能獲得生存空間，因此便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上積極進行自我改革。到了1959年，印尼共產黨成員數量達到150萬人。1965年更是達到了300萬的歷史高峯。

建國後印尼共產黨與印尼軍隊、穆斯林政治團體一直衝突不斷。原因主要是雙方在意識形態、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分歧。印尼共產黨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後兩者所代表的本土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共產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是腐朽黑暗的，由於當地「買辦」精英的配合才使得殖民者輕而易舉地對印尼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印尼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才能獲得民族解放和獨立。而本土主義卻認為，印尼本土歷史、文化、宗教是對抗殖民統治的武器，並且可以為國家的發展指出一條光明的方向。

在發展路徑上，印尼共產黨認為，印尼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按照蘇聯模式進行發展才能成功建設現代化國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前期，印尼共產黨積極推動土地改革。不過，早在1945年印尼便陸續開始收回封建土地、宗教土地和殖民土地，分配給農民，並積極推動免稅。1958年頒布了第1號法令，宣佈廢除私領地。1960年印尼頒布《土地基本法》、《土地使用法》、《分成合同法》，採取了比較激進的措施取消封建和殖民土地特權。毫無疑問，印尼共產黨對土改的積極推動惹怒了穆斯林特權階級和封建特權階級，也為1965年到1966年大屠殺時期遭到後者的報復埋下了禍根。

在本土主義者看來，印尼必須重建和復興本土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他們認為，現代化之路並不一定排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應該將兩者與本土主義充分融合，尋求建立一種具有本土主義特色的現代社會。這就是為什麼，以蘇加諾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不會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曾坦言：「我們正在培育我們對自由的熱切希望，但我們更多地不是通過階級意識……而是通過民族主義而激發出來的民族意識來達到這個目的。」

1950年代，蘇加諾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越來越失望。殖民統治為被殖民國家留下了腐朽的制度遺產，原本建立在殘酷剝削和暴力統治基礎上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扼殺了當地的現代性元素。時至今日，許多原被殖民國家大多仍在制度困境中艱難掙扎。另外，到了1950年代末，不僅是印尼，整個第三世界國家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所積極融入和參與競爭的國際體系對西方國家是絕對有利的。而他們的國民，即便進行了艱苦地奮鬥，也依然難以擺脫極端貧困的局面。第三世界國家發現，西方國家控制了原材料的開發，同時自己對外國援助、貸款和技術嚴重依賴。而西方國家比蘇聯和中國對他們的援助、貸款擁有更多的附加條件。對於日益對西方國家懷有不滿的第三世界來說，蘇聯模式雖然比不上美國模式，但前者至少提供了一種實現現代化的替代方案。這一系列因素導致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左傾」。

1964年8月，蘇加諾公開發表親共言論。蘇加諾一方面日益「左傾」，另一方面又與印尼共產黨形成強大聯盟，並試圖建立「第五軍」這一獨立的軍事力量與印尼國民軍進行抗衡。這引起了印尼軍方的強烈不滿。1959年印尼右翼政黨如馬斯友美黨和社會黨被解散後，印尼共產黨失去了制約力量，在蘇加諾的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1960年代印尼共產黨一躍成為第三大政黨，並有多名共產黨員在內閣中擔任職務，在爪哇地區更是成為實際的統治者。此外，印尼共產黨積極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絡，加強武裝力量的建設。顯然，這也必然激化印尼共產黨與整體上屬於右翼的印尼軍方的矛盾。雙方攤牌只是遲早的事。

在1965年9月30日，雙方終於發生最後的衝突。印尼共領袖的政變失敗後，印尼政府和軍方的反共行動迅速在全國蔓延。10月8日，印尼共的總部被毀滅，18日，印尼共在雅加達被禁止，黨員在爪哇地區遭到了大規模捕殺，總書記艾地被軍隊槍殺。據統計，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大約為20萬-25萬人（參考萊格（1977）：《蘇加諾政治傳記》，上海人民出版社，P426）。1966年3月，印尼政府宣佈印尼共產黨解散。印尼共產黨就這樣在血泊中退出了印尼歷史舞臺。

「九·三〇事件」背後的外國力量

如果不是大國背後的幹預，印尼或許不會發生「九·三〇事件」，至少不會達到這樣的慘烈程度。而在這背後，美國、英國、中國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印尼是東南亞領土最大、人口最多、戰略資源也最為豐富的國家，尤其是該地區有著豐富的橡膠、硬纖維、金雞納霜、石油等資源，同時也是連通全球東西和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這使得在冷戰時期，印尼成為雙方陣營積極爭取的對象。

不過，對於美國來說，印尼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歐）在該地區的重要經濟利益上。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的出發點，也是為了保障該地區對日本和西歐（包括英國）保持市場開放和資源出口。考慮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而言是一個巨大災難，因而美國必須防止在東南亞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尤其是美國必須解決日本對中國市場和原材料的依賴，這就導致美國積極幹預東南亞以確保該地區對西歐和日本保持開放。美國政府無不擔心，一旦失去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將會對日本造成很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日本也將很難不滑向共產主義（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19, 1952, DNSA, Item Number: PD00283）。

在進行多種嘗試卻失敗之後，艾森豪威爾認為反共的印尼陸軍是美國在印尼可以合作，以防止印尼共產主義勢力奪權的重要力量。例如，1957年美國曾祕密資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試圖分裂。不過，蘇加諾領導的印尼軍方、主流穆斯林、共產黨成功挫敗叛亂。直到1958年，美國政府才意識到印尼陸軍的重要性。雖然美國依然對分裂分子進行祕密支持，但已將重點發展目標轉向印尼陸軍。從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三屆政府都積極發展與印尼陸軍的關係，採取祕密方式在資金、武器、訓練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印尼陸軍，尤其是培養陸軍中的反共勢力，為建立軍政府而積極謀劃。即便在全面停止對印尼政府援助的時期，約翰遜政府也沒有停止並且加大對印尼陸軍的援助。

有理由認為，在1964年美國政府便期待「九·三〇事件」這類事情的發生，以徹底清除共產主義勢力。事件發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尼陸軍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產黨領袖名單（Ex-agents say CIA compiled death lists for Indonesi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0 May 1990;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y 1990）。同時，也有文件披露，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後的大屠殺當中為印尼軍隊和民兵團體提供物資支持甚至進一步刺激對印尼共產黨人士的屠殺（Accomplices in Atrocity.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 (transcrip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另外，瑞典也被認為在1965年12月向印尼陸軍銷售了價值1千萬美元的武器裝備（Christian Gerlach (2010).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此外，沒有蘇聯和中國的支持，印尼共產黨也絕對不可能獲得如此快速的發展。中國建國初期，蘇聯由於與東南亞距離遙遠，且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較小，所以交代由中國共產黨從外部支持和引導東南亞的共產運動（高艷傑《美國對印尼領土問題的政策與美印(尼)關係(1956-1966)》(博士論文, 華東師範大學).p. 22 - 23）。不過，蘇聯並不打算徹底放棄東南亞，任由中共在該地區勢力坐大，尤其是50年代末雙方矛盾日益加劇，蘇聯更是直接參與到東南亞的事務當中。根據相關文件披露，蘇聯集團在50年代中期一直試圖通過貸款、貿易、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方式對印尼進行經濟滲透（同上，引自U.S. Policy on Indonesia, NSC5518, May 3, 1955, DNSA, Item Number: PD00457）。1956年，蘇聯向印尼提供了1億美元經濟援助，且沒有任何附加條款，超過了美國對印尼援助和貸款的總和（同上，引自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Twenty Years (of)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p. 190）。除了大量的經濟支持之外，蘇聯也對印尼軍隊在培訓、武裝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持。1959年，蘇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共計向印尼提供3.75億美元的貸款，後來更是將援助額上升至8億美元。在隨後幾年當中，雖然雙邊關係惡化，但蘇聯也繼續加大了對印尼的援助。

相比起來，中國對印尼的援助則無法與蘇聯同日而語，但也數量龐大。1965年，中國向印尼提供1.6億美元的援助。即便在1959到1961年國內餓殍滿野極端困難的時期，中國依然堅持對印尼進行援助。此外，在許多外交立場上，中國也對印尼公開表示支持，這些都贏得了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對中國的好感。1962-1965年，中印雙邊關係達到了準同盟的高峯。

不過，毛澤東並非與蘇加諾毫無芥蒂。1964年，毛澤東發現蘇加諾居然與美國進行和平談判時就非常不滿，他認為蘇加諾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因此，從1956年初開始，中國就開始祕密支持印尼共產黨及其民兵，為後者供應大量的武器裝備及提供軍事訓練（文安立（挪威）（2013），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八旗文化出版社，P. 314）。而中國對印尼共產黨的支持毫無疑問大大鼓舞了該黨，這成為其領袖發動「九·三〇事件」的一個誘因。事實上，8月5日，艾地就曾向毛澤東透露了這次政變行動（ Zhou, T. (2014). 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 Indonesia, 98(98), 29-58.引自中國外交部檔案）。雖然並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參與了此次政變，但事後印尼軍方卻堅信中國是同謀。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與蘇加諾、印尼共產黨（高層）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中國也以向蘇加諾提供醫療援助為由竊取祕密情報，另一方面，中國一直鼓勵印尼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同上注）。因此，印尼軍方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中國實際上參與了這次政變。

「大棋局」與小國政治的悲劇

中國對印尼政局的深度幹預，使得蘇哈託政權對中國懷有極大的怨恨和警惕。這也是事件中許多印尼華人受到牽連，同時蘇哈託不滿足於僅僅捕殺印尼共領袖的關鍵原因。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這次大屠殺背後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國的幹預使得印尼的國內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慘劇發生。

不過，對西方國家來說，即便蘇哈託是在一片血海中上臺，並建立了與西方民主觀相悖的軍事獨裁，他們依然支持這一政權。而對於隕落的生命，又有哪個大國真正關心？正如美國國務院情報官Howard Federspiel所說：「只要被屠殺的是共產主義者，就沒人關心。」不僅西方國家不會關心，一直視生命如草芥的另一個陣營的國家也不會關心。斯大林所導演的屠殺，何遜於此？

對於大國來說，小國只不過是大國大棋局當中的一個棋子。這些棋子既可以為他們輸送利益，也可以充當犧牲品。而許多小國精英為了維持政治集團的政權或個人權力，往往與大國勾結，甘願充當大國在自己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或「買辦」。大國之間成王敗寇，勝利者享受小國源源不斷的利益輸送，失敗者則空手而歸。

「九·三〇事件」的勝利者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蘇哈託甫一上臺，西方跨國集團不久就在印尼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蘇哈託政權在印尼所建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無疑為蘇哈託政治集團及其附庸，以及西方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國家，從來都是因利而聚。而真正勇於承擔國際道義的政治家，卻往往受到唾罵。

在第三世界，新加坡、韓國等國家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大多數小國的人民，只能在專制、剝削的困窘生活中掙扎。而這，正是小國政治的悲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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