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鬱中掙扎的孩子

2018年12月1日，著名華人物理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張首晟，因抑鬱症在斯坦福大學跳樓身亡，終年55歲。他在物理界成就可謂無人能及，幾乎包攬所有重量級獎項：歐洲物理獎、美國物理學會巴克萊獎、國際理論物理學中心狄拉克獎、尤里基礎物理學獎和富蘭克林獎章。更被認爲是最有可能獲獎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

他攻克了學術難關，卻沒敵過抑鬱症的折磨，選擇以這樣一種最決絕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因抑鬱症而主動結束自己生命的名人不在少數，張國榮，跳樓身亡，梵高，開槍自殺，川端康成，含煤氣管過世……更不計其數的是，還遠有很多普通人，也同樣飽受這一病症的折磨。

20個孩子患抑鬱症

休學在家的家庭

而今天，我們聊聊一個“特殊”的羣體--20個因抑鬱症休學在家的家庭。這些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點中學的優等生，自我要求極高。然而在突如其來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願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訴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個快樂的普通人”。

而在抑鬱中掙扎的孩子對父母說，“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個最真實的中年人。”

13歲的譚談沒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還能輕快地落在黑白琴鍵上。

她走到旅社吧檯前的電子琴旁，彈出一段旋律，又放聲吟唱歌劇……嘈雜的人聲頓時靜默，所有目光都被這位染着金色短髮的少女吸引。

過去休學半年間，讓家中鋼琴再無聲響，這是譚談對母親最直接的反叛。因爲彈鋼琴，是她童年時由名校博士畢業的母親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聲樂聲相伴的美好場景背後，其實在場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

媒體採訪了一個旨在幫助青少年抑鬱症患者的組織，跟隨了他們一次線下活動。讓記者喫驚的是，8個微信羣家長全部滿員，數量之多，揭開了青少年精神病患者現實處境的冰山一角。

孩子不是叛逆

是病了

11月21日上午的講座

黑壓壓房間坐滿了家長，卻很少見到孩子。孩子在哪兒？父母們平靜地解釋 ：“還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諒解，因爲這屬於孩子們的病態表徵，也是抗抑鬱藥物的副作用。

下午，來聽講座的孩子漸漸多了，可他們聽了一會兒就走開了，就像中學課堂裏坐在最後一排搗蛋的孩子。但事實恰恰相反，記者發現這些孩子有着驚人的相同點：他們在病前大多是重點中學的優等生，自我要求極高。

19歲的韓青在分享環節自稱是個“逃兵”——來杭州入住後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學學生食堂喫飯。距食堂門不到100米時，她扭頭逃走。“我沒辦法走進去……”原本成績優秀的她現已休學3年，卻始終放不下考個好大學的念頭。因爲這種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藥試圖自殺。

袁然然被父親喊起牀後，百無聊賴地坐在青旅客廳最後一排沙發上，用寬大外套罩住雙手。“暴食一個月，重了10公斤。”她語氣獵奇，彷彿在說一個與己無關的笑話。這位明豔的女孩患有嚴重的進食障礙：因爲失戀而暴食，又因爲暴食後擔心發胖而產生抑鬱和焦慮情緒。

晚餐時間，父親老袁總是熱情動員女兒陪他去喫飯，一旦女兒拒絕，他就陷入焦慮，因爲女兒午夜可能躲在無人角落暴食……

大部分講座時間，16歲的浙江男孩陳浸都在沙發休息區，和父母若即若離。陳浸人高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來最健談，似乎總在幫身邊的小夥伴答疑解惑。他常常爲一位因有認知障礙而覺得自己很醜的女孩拍照，不斷告訴她：“看，多好看！”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但我爸媽覺得我有很大問題。”陳浸聳聳肩，一派輕鬆模樣。

成績優異的陳浸，忽然有一天宣佈不再上學，因爲“沒意思”，之後不僅情緒有異，身體也會疼痛。短短幾個月，他學會抽菸喝酒，父母無力阻止：父親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時給他一支菸抽，母親只能在他需要時和他一起喝酒。

在突如其來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變得渺小。

16歲的萬言遭遇過校園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學曾把她逼到廁所牆角後，伸出小刀對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續到萬言念初二時，她再也無法走進學校。“我真的很後悔，最初以爲她只是青春期厭學情緒……”萬言的母親現在終於擺脫了最初的自責。

一位母親直至女兒休學，都以爲是女兒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兒手上有拿小刀劃過的10道自殘傷疤。“我試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劃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識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這母親說。

認知疾病，對於這羣曾經優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長一樣困難重重：許多孩子在被確診前拒絕就醫，在確診後也拒絕服藥。萬言休學後在貼吧上建了一個“我要當大神”的小號，她每日反覆關注小號有沒有掉粉。獲得關注，成了曾經作爲學霸的她現在精神世界的寄託。

“幫助無法正常上學、社會適應較弱、自救意識不強的初高中學生，正確認識抑鬱，改善親子關係……直至順利復學。”這是活動初期主辦方立下的目標。可記者發現，少有父母將“復學”作爲直接訴求。

“希望孩子來這裏交幾個朋友，當個快樂的普通人……”這樣的回答，在這羣父母中幾乎成爲標準答案。

中國父母的兩面性

敵意和愛意

第二天晚間孩子專場

孩子們圍坐在一起，被鼓勵挨個發言，主題圍繞“你期望爸爸媽媽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幫你做些什麼？”“我真的不怪他們了，就像是我養的貓，它餓了我拿質量不好的火腿腸餵它，但不知道這會讓它喪命，我只是不想讓它餓……”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聲。

她說起自己曾經在小學三四年級時患過腫瘤，病痛來襲時，她勉強支撐着到母親教書的教室門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親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這兒。”

陳浸回憶時帶着平靜的笑意，“我媽媽頭腦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筆投資。我上初中時，她反覆比較了兩所中學的收益回報，然後，哈哈……”

“我和我媽媽關係一直不好。”韓青低垂着頭，停頓了一會兒。她曾經勸父親離開母親，“我一直覺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絕了我這個想法……”

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韓青正在調整藥物，母親一直陪伴在側。她對母親的負面情緒正在消退，因爲她看到了強勢的母親逐漸變得柔軟。“我想或許我自己很難一下子變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關係能夠變好。”韓青說。

指導老師樑輝把這句話帶給了韓青的父母。那位強勢的母親落淚了，“女兒病後，我常常對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義當逃兵，其實是我不敢面對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時，敵意和愛意，或許本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我知道我應該恨我媽媽，但恨不起來。我變成現在的樣子，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因爲她。”從小跟着母親在美國長大的譚談，回國後就讀於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成績保持在年級前20名。她擅長鋼琴、歌劇，有上千本的圖書閱讀量，在同學們眼裏是“完美人設”。

她卻說，因爲母親，她沒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後，躊躇滿志卻有很多遺憾，我就是她消除遺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後，我媽媽無堅不摧的權威形象被她自己親手毀掉了。”母親變得無所適從，這是譚談更加恐懼的。

一個人高馬大的男孩在發病時特別愛去超市的兒童玩具櫃檯——這是他唯一的快樂記憶，源自幼兒園時期。自從父親接管教育大權後，嘴邊只有一句：考不上清華北大，就是社會渣滓。男孩在中考前一個月向母親求救：“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數學題，我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

一名因認知障礙而覺得自己“很醜很胖”的漂亮女孩，盤旋在腦中的是童年時母親對她“是個胖姑娘”的日常調侃。

一名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女孩依舊清晰記得，3歲時因爲惹怒母親被反鎖在陽臺，直到她假裝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時父親常在公共場所把她打倒在地，圍觀的人裏三層外三層……“我永遠無法原諒他們，這就是我想對父母說的。”女孩說完低垂着頭。志願者遞來紙巾，她拒絕了，堅持說自己沒有眼淚。

原本以爲，這次“控訴大會”會以冷場告終。“報名錶上，我看到父母爲孩子寫下性格內向的佔了大部分，事實卻相反。”指導老師樑輝亦有同感。

在大多數家長看來，樑輝“說話很直，有時讓人消化不了”。而在身爲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樑輝看來：善待學生，敲打鞭策家長，纔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贖”方法。

樑輝的話讓家長們沉默了：你們所感受到我刻意釋放的攻擊性，或許僅是你孩子曾經承受的你的攻擊性的1/10。

媽媽

請你做一個真實的中年人

幾位家長提議孩子們建一個沒有家長參與的交流羣。但之後的補充壞了事：有家長建議邀請一兩位在場老師參與其中。

“他們還是不相信我們，這不就是監視嗎？”一位女孩生氣地說。

“接納”和“改變”已經成爲這些家長的高頻詞彙，畢竟家庭環境“出錯了”，孩子病了。然而，糾正的道路，並非盡能如願。

活動進行一半，一位母親依舊無法把女兒請出房間--孩子們都相約去逛街了，女兒還在房裏昏睡。

像往常一樣，她遛彎、跑步、深呼吸調節情緒，再度請孩子起牀，女兒的拒絕將她又打回谷底。

學國學、健身……她幾乎遍嘗，依舊陷入死循環——她和顏悅色，女兒憤怒反抗，她強行調節焦慮……

其實媽媽的和顏悅色，並不是放下，而是焦慮。女孩兒表達活躍，卻在母親介入聊天時，迅速萎蔫，一言不發。媽媽接受建議，在孩子的成長上，進一步撤退。

當晚，這位母親主動告訴女兒：從今天開始你服藥，我不再遞給你。女兒欣然接受，並在當晚弄清了藥物資料。

服藥自主權下放後，她發現女兒變了。女兒不慎崴了腳，卻還是要和小夥伴參加次日的集體活動。儘管第二天女兒沒有兌現承諾，這位母親依然覺得：這是好的開頭。

放手與否的矛盾，幾乎如影隨形。

在餐廳裏，韓青主動提出想要負責點菜，母親愉快地一口答應。但韓青說出的好幾個菜名，都被母親否決了。

用餐時，韓青的母親主導着各個餐盤的擺佈，還勉力往韓青碗中送去她覺得有營養的菜，可韓青被其中一塊辣椒嗆到咳嗽，母親變得慌亂……

陳浸的母親方捷也自稱不焦慮了，因爲“孩子已經好轉”。陳浸情況最糟時，曾在一次母子爭吵後，大聲喊出：“我要殺了你！”

一家人在無可奈何之際鋌而走險：順應陳浸心願，讓他搬出去獨自居住。父親在獲得他允許的前提下去照顧起居，母親偶爾探望，夫妻倆從不在那裏過夜。陳浸外出獨自居住的4個月裏，方捷報名學習心理學課程。終於有一天，陳浸開口說想搬回家裏住。

方捷記得一個兒子歸家後的畫面——母子倆平靜地並排坐着喝酒，兒子突然說：“媽媽，不知道爲什麼，我極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碼她重新成爲了兒子情緒的出口。

然而，方捷的內心或許沒有自己所想的那樣無懈可擊。

活動最後一天下午，陳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電話。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懶懶地說：在喫飯，希望一個人安靜。方捷說：早點回來。

電話掛斷後，方捷詢問下得知，昨晚交流會，陳浸或許是因爲某個孩子的發言引起共鳴而情緒波動，上半身不住戰慄……聽罷，方捷和愛人決定去找孩子，確認孩子無恙後，悄悄折回。

爲人父母的尺度，對於這20個家庭而言，是需要精準拿捏的話題。答案，或許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

每次萬言的母親問她需要什麼幫助，萬言總說：希望你做自己。

什麼是“自己”？萬言給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個高高在上的家長權威，也不要再做那個因爲孩子病了就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做一個最真實的成年人。

我願意成爲女兒攻擊的目標

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今年，韓青獨自去成都參與一個實驗性的“復學計劃”。復學，難以堅持，調整再復學……她勇敢地在這個困頓的循環中不斷嘗試恢復社會功能。

但在父母面前，她輕描淡寫，舉重若輕。

就像一位曾是重度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所說的，“這個戰場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沒有人能看到。”

而轉頭看看家長們的推斷--“孩子認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識不足。”這是抑鬱症孩子父母們提及最多的。

真實情況恰是反面。記者留意到一位女孩提了一個專業問題：青少年單相抑鬱症轉化爲雙相情感障礙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顯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來。

記者與陳浸溝通時得知，得病後的幾個月，他偷偷閱讀《變態心理學》《犯罪心理學》，他想知道對人友好的他對待生活的惡意究竟從何而來。

韓青和萬言也在嘗試着尋求認知行爲療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

在某種意義上，家庭所給予的最好幫助，或許僅僅是“陪伴者”的本來含義。

袁然然又“失蹤”了，回青旅時帶着好幾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釋：這件是給老媽的，那件是給外婆的……

老袁看着女兒，這次沒有責備——雖然這又是一次女兒釋放壓力的瘋狂購物，但這是她很難得的一次爲家人採購衣物。

距活動結束還有1天時，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這次她沒有不辭而別。她告訴了老袁，希望父親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兒的想法。臨走前，老袁摸着女兒的頭，玩笑似地說：早知道女兒會因爲失戀發展出心理問題，就應該教教她怎麼談戀愛，而不是一直補文化課。

20個家庭之中，另一對父女組合是譚談父女。有人問起她母親爲什麼沒有同來，她的答案都是：媽媽工作太忙，她也很難因爲參與這些活動被改變。

實際上，就在活動結束前那晚，從未在羣裏發言的譚談母親寫下一段長長的話：“我很高興孩子能利用這個機會有個情緒的出口，有個公共場合釋放自己的攻擊性……我願意成爲我女兒攻擊和推倒的目標。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這位未曾露面的母親道出了缺席的真實原因。她覺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發離孩子遠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會怎樣？

萬言的媽媽在女兒病後開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鄭伊健。她帶着女兒一邊四處求醫，一邊在各個城市機場體驗粉絲接機；女兒也常常幫母親所在的粉絲團發佈推文。母女倆把看病過程視作“遊歷”。

活動最後一天，陳浸破天荒早起。他見到記者，歡喜地伸出手，想要擊掌。

活動結束後，陳浸對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後，他也順利歸家。母親方捷在羣裏留言：返程時其實已經沒票了，我們在家坐立難安，但陳浸順利說服了火車站層層關卡的檢票人員，上車補票。看來他比我們想象中強大很多！

活動結束3天后，陳浸又獨自出發去湖南聽張嘉佳的講座了。孩子告訴母親，自己喜歡像他一樣的豐富人生。那一刻，方捷堅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時間探尋生命的意義。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