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古老的名詞與概念，“中國”、“中華”等概念自出現之後，和現在人們所理解的內容差距非常大，其內涵演變、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追溯古代文獻，“中國”作爲一個詞語出現在周成王（武王姬發之子）時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上，距今已有三千餘年，可見歷史的悠久。考察其中的文本環境，其中說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音義）民……”。根據上下文的語義，這裏的“中國”指的是西周的京師洛邑，可以引申爲王權所在天下的核心。

作爲王畿之地的意義的“中國”，這並不是孤例，之後涉及到上古的文獻諸如《尚書》、《詩經》等傳統文獻當中，“中國”一次都有類似的含義。

由此可見，古代歷史上的“中國”，它的意思一般就是遵從字面的意思，位於中心的城市，處在中央的國家。由於當時西周分封制度，中央之臣一般就是周天子的封地，同時“中國”變有象徵着權力核心的意義。可以稱作中原王朝，當時與“中國”意義相接近的詞語還有“中土”、“中州”等詞語，與之對立的則是“四夷”。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一詞逐漸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了文化中心的內涵。這是非常重大的一個轉變。

兩漢是“中國”一詞成爲歷史上各個朝代通稱的用法的重要時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爲此做出了非常大貢獻。在司馬遷的筆下，“中國”不僅是當時與匈奴相對立的大漢的國家名稱，而且他把古代的王朝都稱作中國，這在當時可謂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司馬遷的眼中，只要生活在華夏大地之上不管其之間經歷了什麼樣的廝殺與鬥爭，他們唯一不變的一個身份都是炎黃子孫。因此，之前存在的堯、舜、禹、夏、商、周到當下的秦、漢都是一系列相連續的王朝國家，因此需要一個能夠貫穿各個具體朝代名稱的通稱，“中國”成爲了司馬遷的首選，而現在我們常說的“中國人”也是從司馬遷的筆下產生的。

司馬遷把“中國”作爲歷代的通用國名，這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的傳承，文明的延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爲這樣就不會因爲改朝換代而導致文化的斷裂。同時司馬遷還有一個重大的貢獻，在他的世界觀中，漢王朝周邊的西域、匈奴等政權雖然不是“中國”的範圍，但是從民族的角度，他們仍然是黃帝的後裔，這對於後來各個民族對於整體的中華民族的認同，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至於“中華”一詞，就起源而言，比起“中國”的起源就晚的很多了，大致是在魏晉時期。其最初的含義於現在民族文化等意義毫無關聯，而與天文星象息息相關。梳理文獻，在《晉書·天文志》中有言曰：“東番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它將這裏天空中的星星與宮城當中的宮門相對應，以“中華”來命名宮城中間的大門，兩邊則是以太陰、太陽命名。這在傳統當中是非常常見的用法，古人常用陰陽來表示天和地，而天地之間，中國爲大。但是問題是“中國”畢竟是國家的名稱，用於城門名字的命名顯得還是很不正式，就從中國和華夏兩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的詞當中分別取出一個字，複合而成中華，配合太陽、太陰的命名習慣。

自“中華”這個詞語產生之後，它在應用當中同“中國”的用法一樣，不斷延伸出新的內涵與意義。從對於門樓的稱呼，發展出中原文化、漢族、文明等豐富的內涵。“中華”一詞在古代的應用主要有兩種：一般的用法更加偏向於文明文化的意義，但是當他從文化當中跳出來，再織帶歷朝歷代的國家通稱之時，則與“中國”所扮演的國名一意是相同的。

自秦漢大一統之後，國家版圖以及施政方式的統一，使得廣大版圖的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也產生了新的角度，不僅僅只是對九五之尊的皇帝的認同，而且表現爲超越朝代侷限，對於其整體的歷史文化延續都有着特殊的認識。“中國”、“中華”等詞語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逐漸演變出如此豐富的內涵。

有一點需要着重說明的是，在上述的國家、文化的認同過程當中，不僅僅只是居住在中原地區的漢人，衆多少數民族也往往有着同樣的認可行爲。比如建立北魏的鮮卑人、建立遼的契丹人、後來建立金的女真、建立元的蒙古和建立大清的滿人都是同樣的。他們的這種政權不僅只是國家政權以及文明文化的認同，甚至還有血緣上的認同（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也往往宣稱自己的黃帝血統，來取得民衆對於這一政權的認可。）

“中國”、“中華”等詞語語義的演變，並不僅僅只是語言文字的變化，他背後更蘊含着傳統政權治理模式長期繼承與發展、大一統王朝思想核心的延續、文明文化的傳承並不因爲疆域的變化，政權的變更而發生斷裂或者變異。這種延續數千年獨具特色的傳統王朝國家認同，在整個世界歷史發展過程當中都是非常少見的，傳統“中國”、“中華”的認同，對於現在我們所繼承的傳統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在近代中西交衝，面對歐風美雨的強勁衝擊，傳統文化的內涵仍然有相當的內容至今仍然影響着現在的世界觀、價值觀。

因此梳理這些常見的字詞來源與演變，或許能夠更好幫助當下人們的文化以及國家的認同，和對自身的理解。

撰稿/素白【讀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