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政协委员的提案

「一、在本会会议上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何意?」张岱一边看著刘大霖给自己的《政协委员章程》,一边不时抬头询问在座的政协委员。「澳洲人说,县里的政协委员可共同推举两位大家信得过的委员去省里开会,当省政协委员;老夫得蒙县里诸位同僚抬举,和刘老爷(刘友仁)多次参加省政协会议。」刘大霖回答道。张岱道:「二、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这『了解和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似乎和大明乡绅的差事差不多啊?」黄守统道:「是啊,我们这些政协委员大多原本是前明的乡绅。」

张岱道:「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该地方重大事务;四、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五、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这还真有点像大明的言官啊,尔等这些向这髡……哦,是大宋朝廷上过哪些折子?」

「我向首长们检举过几个书吏贪赃枉法,大宋朝廷二话不说就把那几个书吏下狱。」刘友仁笑著说道。秋赋事件后,刘友仁逐渐发觉澳宋很注重「廉政」,在反腐方面多提议没啥政治风险,因此把一些自己听到的腐败风声利用政协会议向元老反应。至于其中有多少是刘友仁首先揭发的,有哪些是十人团告密后又从刘友仁这里得到旁证,刘友仁就不知道了,他真以为这些全部是自己检举的功劳。「老朽去年向大宋朝廷上书开科举以收天下士人之心!」刘大霖也面带得色的说道。由于珠三角反击战后伏波军又退了回来,不仅成功麻痹了北京朝廷,也让刘大霖等一些海南士绅对澳宋的前途产生过疑虑,搞不明白是伏波军兵力太少打不下广东还是「首长们」缺乏夺取天下的野望。刘大霖因此长期对澳宋政权持观望态度,在政协会议上沉默寡言,只是拍手称好。一直到去年,伏波军打下了广州,刘大霖才对「效忠大宋」积极起来,提了不少自以为是的「金玉良言」,其中第一条就是开科举。不久之后澳宋有了第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公务员考试,刘大霖误以为这是自己提案的功劳。「老夫向大宋朝廷上书多多蓄养马匹,多多打造铠甲,配以澳洲火铳,建铁甲骑射大军,早日夺取天下。」黄守统也提到了自己所提的「良策」,但由于伏波军一直没有出现「铁甲骑兵」,他说这事的时候面带忧郁。「不才也曾上书大宋朝廷」,眼看著讨论气氛热烈起来,李孝朋也吞吞吐吐说起了自己的提案,「只要双方合意,……嗯……,利息不论高低皆为合理,朝廷不该干预……」「李掌柜,这种混账折子你也好意思说,哪怕在前明,你那『利上起利』也是要治罪的。」刘大霖马上呵斥李孝朋。「刘老爷,首长也说过『市场选择』,只要双方合意,我的房子卖多少价钱都是合理的,放贷也应如此,我不过是响应首长的号召而已。」李孝朋反驳道。「那澳洲人的元老院更改了律法吗?」刘大霖冷笑道。「这……我想首长们慢慢会想明白的,当初澳洲人也曾多年不开科举,如今不是开了吗?」李孝朋红著脸说道。虽然古代高利贷很黑,但封建王朝为了统治的稳定也大多立法禁止高利贷,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也就是规定不管时间长短,利息总量上限是本钱的100%,违反的人要抽鞭子、打板子。在饥荒时节,地方官府甚至要求一些积谷较多的大户减息向自家佃户或其他缺食人户放贷。当然,随著明代官府对社会控制力的不断衰退,以上政策早就名存实亡了。

而元老院在利率方面倒是没有规定利息不得超过本金,但要求年利率不得超过20%,而且严格执法,当初琼山县地主为了抓逃亡佃户「还债」而「被首长打板子」的事情可是让不少海南地主噤若寒蝉。为此李孝朋想了不少办法规避法律,例如在借条上多写借款数量等等,但始终有风险。因此当他发觉元老院并不反对他高价卖房后,由他那在那芳草地上学的弟弟代笔替他写了一份充满现代辞汇的提案,高呼「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的口号,试图将自己的高利贷生意合法化,可惜至今没有任何回音。

剩下的几个政协委员也纷纷提到自己对「大宋朝廷」上的「奏折」,有提议澳洲人留发髻、穿「汉服」以示「华夏正统」的;有提议废除简体字改用繁体字的;有说「髡女」穿著暴露、有伤风化的;还有要求废除「累进税率制」以鼓励「勤俭持家」的……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提案都没回音,甚至还有政协委员暗中被首长「召见」,要他以后「少发这种无聊提案」,但并不妨碍他们在「江南名士」张岱目前装逼,显得自己「很受大宋朝廷的器重」。当然,张岱也不是傻瓜,根据他在广州和临高的见闻,很快发觉除了刘大霖、刘友仁等少数人的少数提案,其他的提案似乎不见澳洲人「纳谏」。最诡异的是,这些人总是说「首长」云云,「元老院」云云,就是不见他们提「大宋皇上」,这味道有些不对啊!「诸位,请静静,」张岱挥手示意,「你们说的『首长』在大宋官居几品?这『元老院』可是大宋的『内阁』之意?请问当今大宋的『皇上』的年号是……」说到这张岱还稍微停顿了一下向南举手抱拳行了一礼,倒不是他此时真的心向大宋了,而是长期的儒家礼教使他不敢在一群「大宋言官」面前「无礼」,「诸位之中,谁可曾有幸面见大宋圣上?诸位的奏折应当是呈送给大宋皇上的吧?」顿时,原本有些喧闹的谈话戛然而止,众政协委员面面相觑,突然发觉自己长期以来似乎遗忘一件很重要的事。第十四节 澳宋的政体这些政协委员们所遗漏的重要事情就是,现在的「大宋皇帝」是谁?其实也难怪他们会忘了「大宋皇帝」,这些临高的士绅是看著穿越集团如何逐渐从几百人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的,对穿越集团的底细知道的比较清楚,知道临高这里真正做主的是执委会和元老院。因此,他们不会像儋州典史殷承世、佛山锦衣卫试百户林铭等对「澳宋」不熟的新投靠者那样,一开口就高呼「大宋皇上万万岁」,在长达八年的交往中也早就习惯了只知有「执委会」、「元老院」而不知有「大宋皇上」的政治状态。最关键的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髡贼」真的能「坐龙庭」,只是把澳洲人当成「草头王」。

最早见到「澳洲人」的时候,他们只当是一股中等规模的奇怪海贼跑来抢劫。之后他们发现「髡贼」不抢不滥杀,还积极剿匪、发展经济、救济灾民,给临高各路官绅带来很多好处,于是将「澳洲人」当成类似苟家庄这种有「海贼」背景的土豪暴发户,不仅以「百仞村」的名义给予一定的合法地位,在税收方面也给予缙绅阶层才有的优待(按照500亩土地与50人口的规模报税),还跟澳洲人积极商讨「上书内附」等「招安」事宜(穿越众内部争论后决定拒绝)。

再之后的澄迈大战,「澳洲人」取得让他们目瞪口呆的胜利,但他们也只是把澳洲人当成「琼州王」,还是没想过「澳洲人」能「夺取天下」。当年珠三角反击战时进攻广州又「退兵」的事,也让「髡贼」在澄迈大战时树立的「威望」消散了不少。在很多海南官绅看来,这件事要么是伏波军人数太少打不下广州,要么是「髡贼」们「胸无大志」没想过「逐鹿中原」,未来的出路多半是像郑芝龙那样「杀人放火受招安」。澄迈大战后一部分海南官绅对「大宋」的「求官热」,也随著珠三角反击战的落幕与元老院对他们的冷面孔而迅速冷却下来。一直到伏波军打下广州,再加上有一部分士绅子女从芳草地毕业「进了大宋官府当差」,他们对「大宋」的政治热情才真正高涨起来。在他们看来,能拿下广州就有希望拿下整个两广,将来即使不能「问鼎中原」,也能长期割据两广维持一个「小朝廷」。而他们的儿女已经做了澳洲人的官吏,真的有希望成为「从龙之臣」。因此在占领广州后,政协委员们兴起了一股「提案」的热潮。然而正当「大宋」在迅速「开疆拓土」,越来越像一个「朝廷」而不是一群海贼自封的「草头王」之际,张岱的一系列提问使在座的政协委员们恍然,自己对澳宋其实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不仅从未细究「首长」、「元老院」等称呼的概念,还将一个「朝廷」最重要的「国主」问题都忽略了。在现代中国,「国民」的概念早就普及,「皇帝」、「国王」等君主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必需品。但在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环境下,「国姓」是必不可少的。西方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才开始有「民族国家」的概念,革命初期路易十六夫妇也在干著「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勾当。而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依然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不是「人话」。

然而这临高政权的「国姓」是什么的问题让在座的几位政协委员犯了难。虽然他们知道临高这里没有「皇上」,一切由元老院做主,元老院又以元老院主席为首,但元老院主席到底算不算「大宋皇帝」他们吃不准。从「文主席」和平让位于「王主席」一事来看,感觉元老院主席更像是「首辅」的角色。至于传说中远在海外、虚无缥缈的「大宋皇帝」,也不知是否真的存在。而且当初很多临高士绅都曾怀疑这批所谓的「澳洲人」是「流亡者」,大约不是党争败阵,就是宫闱里的斗争失利,迫不得已驾著铁船逃命来到大明,最后在堪称穷山僻壤的临高县落脚,所以即使真的存在传说中远在澳洲的「大宋皇帝」,元老院未必会让他们认传说中的「大宋皇帝」为主。正当众委员们互相大眼瞪小眼哑口无言之时,张岱再次开口提问道:「怎么啦?诸位为何不语,我是否问了不该问的?」刘大霖叹了口气,首先打破沉默,缓缓说道:「以我等所见,这澳洲人不论各县正堂,各部将领,各号掌柜,还是匠户、乐户的头目,皆称首长,应当是……澳洲人对『头领』的俗称,并无具体品级。至于元老院?古时称呼老臣为元老,应当是……大明那边的『阁老』之意,元老院应该确实是……大宋的『内阁』。」

「至于这大宋的皇上,似乎还远在海外……」刘友仁想了半天,决定根据元老院官方的说法谈澳宋的「国主」问题,接著向张岱简要述说了真理办公室所编撰的「大宋澳洲行在」的历史。由于有一部分士绅子女在去年参加了在临高进行的公务员培训,因此培训课程中关于「元老院历史」的资料也让政协委员们知道了一些。

张岱听后惊道:「这算遥尊?既然大宋皇上远在澳洲,那临高所发之律法、政令岂不是矫诏?澳洲海路遥远,与无君何异?」「即时大宋皇上身在临高,恐怕也无法下诏了……」刘友仁继续向张岱普及「元老院历史」资料中关于「大宋皇帝彻底虚君化」的内容。「这不是……这不是……垂拱而治嘛」张岱原本想说「这不是汉献帝嘛」,但很快发觉此话不妥,立马改口。「垂拱而治,此乃古风,即使是大明那边,昔日万历天子也曾长久不理朝政,由张相等多位阁老代天子牧民……」刘大霖马上举例为澳宋辩护。「张先生可曾听闻昔日万历天子曾册封丰臣秀吉为倭王?其实丰臣秀吉并非东瀛国主,听闻真正的东瀛国主也是垂拱而治,已经数百年不问世事,由丰臣秀吉等权臣摄政……」黄守统也开口为元老院执政的合法性辩护,至于他为何知道日本那边的国情,那是他跟某个去日本做贸易的元老闲聊时无意中知道的。「元老院没有让大宋皇上退位让贤,可见诸位元老是要当诸葛武侯,这是天下少有的忠贤啊!」「要我说,大宋皇上早该效仿尧舜,禅位于元老院之中的有德君子。」其他几个政协委员也纷纷附和,这些人都是靠元老院发财的,开始慢慢把扶持自己的元老当成「恩主」,因此纷纷开始为元老院歌功颂德起来,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大宋皇帝」完全不感冒。有的委员甚至想过给元老院主席送《劝进表》或黄袍,但此前「元老院主席」突然由「姓文」变成了「姓王」,使得他们有点搞不清元老院里的「大当家」究竟是谁,或者是否存在长久的「大当家」,只得继续观望下去。听到这些话,张岱笑而不语,想起了黄宗羲在一次聚会上的惊人之语——「君主专制乃天下之大害」!跟多位东林党人的「酒桌谈话」与父亲临终遗言,大大削弱了张岱的「忠君思想」,使得他并不对「君权旁落」感到反感。他之前的惊叹,并非惊叹元老院「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感觉元老院直接颁发法律与政令可能「程序不合法」,明代中后期文官集团的势力虽然强大到有「君主立宪」的倾向,但在程序上还是需要皇帝签字、盖章,而澳洲人这里居然更进一步,除了尊号和祭祀权,其他都被元老院夺走了。

「看起来,天子垂拱而天下治,这可能才是澳洲人富国强兵的真正奥妙。要是大明天子英明,早日将朝政彻底托付给东林君子代管,兴许我大明早就中兴了,不仅能扫除髡贼、建奴、流寇在内的各路乱党,还能让全天下的百姓早日过上好日子。」张岱心中不禁如此遐想。

跟中国历史上某些幻想「民主万能」的知识分子一样,张岱也开始幻想「制度万能论」,幻想单纯靠改革政治体制来实现强国富民。虽然他很讨厌某些东林党人的虚伪嗜利,但对东林党治理好国家还是蛮有信心的,毕竟作为东林党人根据地的江浙地区是大明最富裕、最太平的地方,而很多地方政府的实际管理者是「绍兴师爷」。张岱因此很有些优越感,觉得其他地方的大明百姓没能像江浙百姓那样过上好日子一定是那里的读书人不如东林党聪明能干,很多地方官府大量雇佣「绍兴师爷」代理政务一定是他们不如自己的同乡聪明能干……第十五节 澳宋的强大实力张岱微笑著幻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几个关键词:「倭国、虚君、善商贾、船坚炮利、海上霸主、髡发……这些事怎么那么耳熟?」想了一会儿,他向诸位政协委员问道:「诸位,尔等有没有想过,这所谓的『澳洲』,……其实就是……倭国之代称?」张岱看著诸位政协委员的脸色,斟酌著字句,慢慢说道:「这些所谓的『澳洲人』,……其实就是……,当年五峰船主的余党?」眼见那些政协委员们没有发怒,张岱慢慢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此言一出,众委员再度面面相觑,刘大霖问道:「张先生何出此言?」「依诸位所言,这大宋皇上的处境与东瀛倭王颇为相似,都是垂拱而治。而在数十年前,五峰船主汪直(应为王直,明史误写为汪直)和现在的澳洲人一样是善商贾、船坚炮利、纵横四海,我还曾听家父提过,当年汪直还曾据倭国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部署官署,咸有名号……」张岱开始一条条分析「髡贼」和王直海盗集团的共同点,别说用「宋」的旗号建国、设立官僚机构、筑城练兵,就连在岛屿上建设根据地与自由港、发展海上贸易、霸占海上航线收取保护费、进攻沿海城市收取「赎城费」等等很多元老院干过的事,都是当年以王直为首的「倭寇」(明代中期的中国海商兼海盗集团)玩剩下的,尤其提到「倭寇」也是「髡发」。最后,张岱总结道:「诸位难道不觉得这些澳洲人在琼州府的所作所为跟当年的五峰船主颇为相似吗?」
明代大海盗王直
「髡发」的「倭寇」

「张先生言之有理,然澳洲人大败数万官军,攻占广州,在广东各地开府建衙,兵威远在汪直之上……」刘大霖回答道。

「当年五峰船主也曾拥兵二十万,多次大败大明官军,浙、闽、粤等沿海七省无一不受倭患袭扰,倭国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但最终……最终还是……还是败给了戚家军。万一大明过几年又出了新的戚少保,这大宋……这大宋新朝又该如何应对?诸位……诸位又该如何是好?」张岱继续一边察言观色,一边慢吞吞的向诸位政协委员分析这澳宋政权的前景。虽然穿越者自我感觉良好的当自己是近代「洋大人」的翻版,但在张岱这种不知道中国近代史却了解「倭寇」的人眼里,「髡贼」似乎是「倭寇」的翻版,还是实力与威胁性小于「倭寇」的「弱化版」。嘉靖时代的「倭寇」不仅打遍中国沿海,一度兵临南京,还一度把日本西南部变成了王直集团的「半殖民地」。跟「倭寇」当年的「霸业」相比,至今拥兵不过三万,仅仅「袭扰」过广东、福建两省的「髡贼」真的有些不够看。「倭寇」当年在戚家军的打击下和大明朝「招安」的分化瓦解政策下逐渐没落了,后来虽然崛起了以「十八芝」为代表的新海盗集团,但最后依然是被消灭或招安的下场。因此张岱觉得将来髡贼的下场未必好于王直和郑芝龙。
嘉靖朝「倭寇」(中国海商集团)的势力范围

「张先生所虑之事,吾等早就想过,但澳洲人的大宋跟汪直的伪宋不同,澳洲人粮饷之多远在汪直之上,澳洲人火器之犀利也绝非倭寇所能匹敌?」黄守统微笑著说道。「昔日五峰船主也曾富甲天下、手握上万火铳雄兵……」张岱介面道。黄守统道:「然而汪直可没有能养活数十万人的粮饷,也没有日产十多万斤铁的大铁厂,就算是昔日嘉靖天子在位之时,大明的户部、工部每年所能提供的军粮与铁器都未必多过澳洲人现在的产出。」对于《临高时报》上刊登的粮食与钢铁的产量意味著什么,别的士绅也许只是感叹澳洲人真会搞生产,但黄守统这个以「剿匪」起家的儒家军事精英却很明白这背后的军事动员潜力。同时黄守统也感觉,澳洲人似乎还是过于「爱好和平」,既未利用手上的粮食扩军几十万,也未将大多数的钢铁产出用于军事,编练出一支在黄守统看来最适合这个时代「铁甲火铳骑兵」。「澳洲人手上居然有这么多粮饷、这些多铁料?这粮食是琼州府本地所产还是自南洋购入?」张岱奇道。如果说对于粮食因为先前在船上的读报经历而有点心理准备的话,澳洲人手上的钢铁产量之多也很让张岱震惊,同时也很想了解清楚报纸上所提到的广州商品粮来源。「既有琼州府本地所产的,也有自南洋购入的。澳洲人不仅善商贾,也善耕种,很多薄田经过他们的天地会指导耕作之后,产量大增……」在农业方面跟穿越集团有过密切合作的刘友仁开始谈起天地会在农业领域的技术奇迹,最后提到澳洲人现在琼州府的产业已经养活了多达二三十万的「奴仆」、「长工」与「佃户」,听得张岱暗中感慨:「看起来澳洲人真有种田秘法,南洋也有大量粮食可买,难怪澳洲人能够向广州运那么多粮食售卖。」

其实张岱能想到的,那些临高士绅也早就想到了。临高士绅里很早就曾有人怀疑过所谓的「崖山之后」是冒称,因为历史上打「大宋」旗号的势力确实很多,不止是王直,元末农民起义军也曾打过「大宋」的旗号,甚至连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野史里都被说成是宋恭帝之子。就算这伙澳洲人真是「崖山之后」,在那些临高士绅眼里也没啥高大上的——宋代由于政治斗争而爆出来的各种或真或假的黑材料,经过元明两代的艺术加工,到了明末黑宋代君臣的段子和话本早就满天飞了,事实上其中相当大比例的「黑宋」作品成熟于明朝(是不是故意的就不清楚了)。

提起宋太宗,明代底层百姓和大部分士绅首先想到的是「烛光斧影」;

提起宋真宗,明代百姓想到的是沉迷修仙与狸猫换太子;

提起宋徽宗,明代百姓想到的是那个和李师师鬼混、喜欢太湖石的败家皇帝(来自《水浒》);

甚至连传说中的宋恭帝之子妥欢帖木儿,明朝都有人写诗讽刺——「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

宋恭帝与元顺帝是亲生父子???

皇帝都这副德行,大臣就更别提了,连被现代中国人评价较高的王安石,在明代百姓眼里都是奸臣的形象,话本《拗相公》就讲述了王安石辞官回乡,一路上发现农妇以猪为拗相公,还有夜间其子自地狱回来求王安石放弃变法的桥段。宋神宗也因此成了亲信「奸臣」王安石的「昏君」。这样一个充满黑历史的朝代,在明朝人的眼里真没啥神圣性。

而且穿越集团刚登陆的时候,势力弱小只有数百人,粗鄙无文,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干著匠户、乐户的勾当,在临高士绅眼里实在「高级」不起来。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临高士绅只是把所谓的「澳洲人」当成是一股有钱、能打的「洋夷」或海贼。对他们来说,对方的「大宋」身份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方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以及「澳宋」这颗「大树」是否坚挺、能长期让他们「乘凉」。在这方面,海南士绅对澳洲人经历了一番从敌视、鄙视到友好、重视、崇拜的心路历程。按照张岱、刘大霖、黄守统等儒家精英的政治观,或者说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陆权思维。如果想要「坐龙庭」,最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拥有足够多的粮食与兵源,二是人数在几万以上的精兵与优秀的军事将领,三是「开科举以收天下士人之心」,而这三个条件很长一段时间内「髡贼」都不具备。以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第一个条件意味著需要足够多的肥沃耕地,或者足够大的、适宜耕种的平原地盘。有了这种地盘,就能养活足够多的人口,就有了足够统一全国的军粮与兵源。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地盘陆续由关中平原(汉唐时代)、华北平原(五代、北宋)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元明清时代)充当,这些地盘中的某个交通枢纽(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就成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当然,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起家的地盘如果不是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也没关系,只要地盘的耕地与人口能够供养几万以上的脱产精兵,军事将领能征善战,就能打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东亚最主要的几块农耕区,然后就有了一统天下的物资基础与人口基础。例如辽东有开发时间超过3000年的大片耕地,有历史长达上千年的铁器制造业,从那里诞生了辽、金、满清等少数民族王朝。但偏偏在明代,中国沿海岛屿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口最多海南岛也只有几十万人口,而且粮食不能自给,台湾更是疟疾横行,郑芝龙等海主白送耕牛、种子、农具也没能招揽多少饥民去台湾开荒。实际上以王直、郑芝龙为代表的明代中国海商势力之所以没能成功参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博弈,主要原因就是缺粮——他们所能控制的沿海岛屿粮食产量不足,又没办法从日本和东南亚买到足够的商品粮,无法养活大量的脱产军队。郑成功更是「端著银碗没饭吃」——一方面他手里的银子多到没地方花,另一方面他连十几万军队都喂不饱。而大陆上随便哪个省的耕地与人口都能秒杀明代中国沿海岛屿上的耕地总和与人口总和。于是珠三角反击战后,伏波军「退守琼州府」的行为,让海南士绅对澳宋军事实力的可持续扩张产生了疑问。而且即使某个军事集团打下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大规模产粮区,如果不能让统治阶级的子弟进入国家政权,或者说是不能成功拉拢世家大族等地方实力派,大一统的封建皇朝依然无法维持。这就需要一种能让统治阶级合法上位管理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在汉代叫「举廉孝」或「察举制」,在曹魏至隋初叫「九品中正制」,在隋朝之后叫「科举制」。但偏偏很长一段时间内「髡贼」都没「开科举」,使得海南士绅们感觉「澳宋」不像一个「朝廷」而像一个「草头王」。由于以上原因,即使是澄迈大战之后,依然有很多海南士绅对「澳宋」的政治前途信心不足。他们也曾认为如果大明那边出现了新版「戚少保」,或者「髡贼」内部出现类似当年「倭寇」那样的内讧,琼州府还是有可能重归大明的,当然髡贼也有可能像郑芝龙那样被「招安」。如果运气足够好,大明看不上琼州府鸡肋般的赋税,又不愿或者出不起军费,像放弃「交趾布政司」那样放弃琼州府,那「澳宋」的最好前途就是割据琼州府,变成大明的「藩属」。

由于以上的想法,大部分士绅曾经长期对穿越集团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愉快的和「髡贼」做著生意,另一方面并不积极掺和「大宋朝政」。即使是那些跟澳洲人走得最近、经济获益最多的政协委员们,虽然由于在经济方面的利益很希望「大宋」能「千秋万代」,但也对「大宋」能否「一统天下」信心不足,政协会议也一度开成了「拍手会」。同时,穿越集团也不想给自己统治区内的士绅们什么实权,于是双方非常默契的长时间维持了「政冷经热」。

不过随著海南士绅、尤其是政协委员们对澳宋了解的日益增多,看著「澳洲人」的铁厂能日产十多万斤钢铁、在济州岛拥有数万马匹、船队转运著的上百万石的粮食,他们对关于「澳宋」政治前途的信心又逐步增强了。占领广州之事也证明,澳洲人并非「胸无大志」之辈,也并非没有「攻克坚城」的能力,广东的几百万人口与大量耕地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伏波军兵源与军粮的可靠供应。最后随著「大宋开科举」(公务员考试)和部分士绅子女进入澳宋政权,他们对澳宋政治前途的最后一丝忧郁也彻底烟消云散。因此,这一轮由张岱发起的关于澳宋政治前途的讨论,很快演变成了政协委员们对澳宋经济、军事实力的讨论。刘大霖、刘友仁向张岱大量提及从《临高时报》上看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信息,黄守统、李孝鹏等有子弟在芳草地读书的委员们则大谈「内部揭秘」,大家都加上自己的分析见解,当了一回澳宋版「键盘政治局」。当然,其中不乏他们对澳宋的「忠言逆耳」——什么元老院出兵太草率了,居然只派万余精锐就出兵攻明了,浪费了「短毛村」(标准村)里的十几万壮丁;什么首长们太短视了,居然把大量粮食送至广州贩卖获利而没有用来招兵买马;还有人讨论为何「髡兵」没有大规模装备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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