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製造假錢行騙的勾當,在江湖上被稱爲“火門”。因爲古代中國的貨幣一般是金、銀、銅等金屬鑄幣,冶煉僞造假幣都需要“火”,故因此而得名。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火門”分很多類,有專門煉“僞金”的,造假元寶、假首飾、假金器皿等;有專門煉“僞銀”的,造假銀錢、假銀器的;有專門造假銅錢、假鐵錢的;也有專門僞造紙幣的,如宋代的交子、會子,元明清的寶鈔等;還有僞造有價證券的,如明清時期的鹽引和匯票等。

歷代懲罰此類金融犯罪都極其嚴厲,但利之所在,人仍趨焉。有多少種錢幣,就有多少種僞造的假錢幣。漢文帝時期,僞造假幣猖獗,尤其在江淮一帶。至漢景帝時,不得不派酷吏到那裏執法。而漢武帝時,因盜鑄錢幣被斬首者多達幾十萬。隋、唐、宋、元、明、清各朝,私鑄錢幣者皆處以極刑,但以身試法者前赴後繼,到今天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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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早期紙幣“中統元寶交鈔”,剛發行時可兌換白銀。由於僞鈔兌換白銀可獲重利,因此從1261年到1369年的108年間,一直有僞造者。其鈔版有木刻、瓦刻,也有鉛錫鑄造的。紙張有用白紙或作廢的宋朝紙幣“關會”抄制的,也有用普通紙張燻烤而成的。有直接印刷的假鈔,也有挑補剜改、變小爲大、變中統鈔爲至元鈔、描至元鈔爲至大鈔和改至元鈔爲中統鈔者,花樣繁多,防不勝防。僞造者不但有平頭百姓、豪門貴族、奸商滑吏和惡霸強人,甚至連丞相的小舅子也印製僞鈔,事發後竟得到皇帝的包庇。這就難怪僞造者如過江之鯽,以致僞鈔滿天飛,物價翻着筋斗往上漲,元朝經濟最終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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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律嚴禁私鑄錢幣,爲首者和工匠均斬首,沒收財產;同夥者、知情者、使用者,甲長和知情的地方官,分別處刑;舉報者,賞銀50兩。其知情而分利的同居父兄、伯叔與弟,減罪一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儘管這比前朝更爲嚴厲,但“立私爐”造僞金、僞銀、僞銅、僞鈔等現象依然嚴重。

由於制鈔工藝要求極高,又涵蓋了當時代中工藝和工業各個門類,因此僞鈔製造者們中,不乏各類大師級人物,正所謂成功細中取,富貴險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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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出面僞造別國貨幣,擾亂敵方經濟的做法至少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曾下令僞造“大陸票”以破壞殖民地經濟。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故伎重演,僞造了大量法國教會地產券,同時規定凡是私人擅自僞造這些貨幣者均判處死刑。拿破崙也曾如法炮製過僞造別國貨幣,1806年他下令沒收奧地利維也納國家銀行的鈔票原版,在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印製質量非常好的5盾、8盾、10盾、25盾奧地利鈔票,然後用這些鈔票在奧地利購買物資。法俄開戰後,拿破崙還下令僞造大量盧布紙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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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曾大量僞造英鎊,像著名的“伯恩哈德鈔票”幾乎可以做到以假亂真。十九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英鎊在外觀上很簡單,除面值和簽名外幾乎都是一個模版印出來的,這種設計可以一直追溯到1760年英格蘭銀行發行的本票。這種紙鈔的防僞措施是滿版水印圖案,雖然足以使普通僞造者望而卻步,卻並不能阻止掌握國家機器的納粹德國大量僞造。納粹用這種方法爲其間諜活動積累了大量資金。二戰中,向英國駐土耳其使館傭人“西塞羅”購買情報的行動,以及德國特種部隊領袖斯科爾茲內爲營救墨索里尼而周遊意大利等花費均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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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二戰時期僞造別國貨幣的並不止德國一家,蘇聯、英國、美國都曾經印刷過大量的別國的貨幣,它們既包括敵國貨幣也包括被佔領國貨幣,如捷克克朗、荷蘭盾、法國和比利時法郎。而抗戰時期中日之間的僞鈔戰。戰場上中日之間明刀明槍的戰鬥同時,戰場下彼此之間的經濟戰也是硝煙瀰漫。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中國貨幣混亂狀態結束於1935年,1935年國民政府在英、美等國支持下進行幣制改革,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發行的中國貨幣爲法幣,只有上述4家銀行才擁有法幣的發行權。由於法幣統一了中國貨幣,並與英鎊實行固定匯價,提高了中國貨幣的威信,這對中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以及在金融方面準備抗日戰爭起到了積極作用。國民政府在該年11月3日頒佈了《幣制改革公告》,宣佈除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外(1936年又增加了農民銀行)一律不得發行貨幣。同時宣佈改銀本位爲匯兌本位,禁止銀元和白銀流通,法幣與英鎊掛鉤,法幣1元等於22.5便士。法幣制度不僅從上海的外國金融機構中回收了大量白銀,對於僞蒙疆和華北自治運動,及其背後的日本人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因爲他們手中握有的現銀和地方貨幣無法再在中國流通,從而防止了戰略物資出口資敵的行爲。

因此,日本對此強行干涉,表示強烈反對,甚至公開聲稱不惜以任何方式徹底阻止中國的幣制改革。日本陸軍省次官古莊指責中國此舉“顯系放棄親日政策”,日方“將斷然排擊之,雖訴諸武力,亦必阻止實現”。於是,當中國政府要求各國在華銀行交售白銀以換取法幣時,日本斷然拒絕,並指示浪人大規模走私白銀。1935年華北地區每月偷運白銀高達400多萬元銀元。1935年1月至9月,由上海走私到日本的白銀有1.44億餘日元。日本製定並拋出的《華北金融緊急防止措施要項》,明確嚴禁法幣在華北地區流通。日本在無法阻止中國幣制改革又感到中國的抗日準備正逐漸顯示其成效時,便先下手爲強,在中國幣制改革後不久就對華發動全面侵略。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法幣的行使流通,使中國政府總攬貨幣的發行和回籠,穩定並擴大了政府財政收入,也使中國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現金和集中貴重金屬白銀等,以作爲從國際市場購買軍火之用,這對中國反侵略戰爭是十分有利的。正因爲此,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陸軍最高指揮部參謀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務機構,研究對中國的貨幣戰。法幣有廣泛的基礎,在經濟發達的華中、華北地區,又是法幣集中流行的區域。至1937年6月所發行的14億法幣中,有4億流通於華北,8億流通於華中。因而法幣成爲日僞在淪陷區確立金融統制、推行僞鈔和日本軍用票的障礙。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與此同時,日本軍部陸軍最高指揮部參謀本部密令日本特務機構,相機配合日軍的侵華軍事行動,實施破壞國民政府經濟的措施。1938年底,日軍因自身資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對華大規模軍事進攻,而特務機構僞造法幣的行動被密令正式實施。由此,一場驚心動魄的中日假鈔之戰揭開了帷幕。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僞造法幣的念頭來自日本陸軍第九研究所(通稱“登戶研究所”)主任,陸軍少佐山本憲藏。陸軍第九研究所隸屬陸軍行政本部,專門負責祕密武器的開發。山本畢業於日本陸軍會計學校第十五期,隨後加入日本關東軍前往中國東北“滿洲國”從事軍用地誌調研工作。1938年進入參謀本部第七課軍用地誌班。山本自小就有僞造鈔票的願望,在滿洲國期間他對中國的幣制進行了詳細研究,花數年時間研究了中國內地、關外和朝鮮的貨幣流通情況。

山本憲藏進入參謀本部後不久就動身前往華中地區觀察法幣的流通情況,他注意到當時市面上通行的法幣大多爲中央、交通兩家銀行,印刷廠家爲英國的德納羅(Thomas De La Rue )公司、華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td)和美國鈔票公司。這些鈔票的防僞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記,部分美版鈔票中頭像部位夾有紅藍絲線,僞造並不困難。而且由於當時中國本土僞造貨幣手段落後,一般民衆的防僞意識並不是很強,通過僞造貨幣擾亂中國經濟應該完全沒有問題。山本回到日本後直接與凸版印刷株式會社經理兼巴川造紙株式會社經理井上源志承談了他的全部設想,山本憲藏就技術上能否造出完美的僞鈔諮詢了井上的意見,井上不僅認爲這項計劃能夠實現,而且願意提供全面合作。於是山本憲藏將整套想法寫成《法幣謀略工作計劃》通過參謀本部第七課(中國課)交給了主管諜報的第八課。第八課看到山本的《法幣謀略工作計劃》後對其十分重視。參謀本部平時進行對華特務活動只需課長一級的批准,這次則一直請示到陸軍省,最後由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親自下令批准實行。

1938年12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親自下達了批准僞造中國貨幣的命令。這個命令的具體內容是:“據附件計劃實行通貨謀略。陸軍大臣(畫押);參謀總長(畫押);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對華經濟謀略實施計劃”方針: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擾亂其國內經濟,摧毀該政權經濟抗戰力量。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實施要領:

1.本工作的祕密代號爲“杉工作”。

2.本工作應需要絕對保密,僅限下列人員參與:陸軍省大臣、次長,軍務局長、軍事課長;主管人員:參謀本部總長、次長,第一部長、第二部長、第八課長、主管參謀及主管軍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長、總務部長、器材課長。

3.謀略器材的製造由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負責和製造。根據需要,經大臣批准後,可利用民間工廠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絕對保密。

4.有關登戶研究所製造謀略器材的命令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商定後直接下達給登戶研究所所長。

5.謀略器材的製造要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直接報告其種類和數量。

6.參謀本部同陸軍省協商後,確定謀略器材交送地,並派必要的護送人員,作爲絕密文件送往指定機關。

7.在支那設立本謀略的實施機關,代號“杉機關”,暫將本部設在上海,在對敵貿易的重要地區及適於收集情報的地方,設立派出機構。

8.本工作要隱蔽進行,主要目的在於擾亂敵方經濟,用僞造法幣進行正常的交易,採夠軍需品和民用品。

9.獲得的物資按軍隊規定的價格分別交給制定的軍事補給廠,所得款項用作摧毀法幣的活動費,但另有命令時不受限制。

10.“杉機關”要經常瞭解“杉工作”的活動,每月月底向參謀本部報告資金及器材的使用情況。

11.“杉機關”可將所印法幣的20%留作活動經費自由使用。

根據這一命令,山本憲藏被調出參謀本部,到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專門負責“杉工作”。同時,日軍在上海設立了“杉機關”的總部又稱“阪田機關”。負責人阪田誠盛是曾在關東軍參謀部工作過的參謀本部成員。1939年阪田以名義上的註冊資本金1億日元在中國開辦了“誠達公司”,該公司在淪陷區有53家分店,實際上是對中國實施經濟戰的機構。

山本憲藏、井上源之承最先選中了5元面額的法幣作爲實驗對象。他們製作了5元面額法幣的印版,印刷出幾十萬元成品迅速運往中國套購物資。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是,這僞造的5元面額法幣是早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廢幣!第一起僞造法幣行動計劃因此流產,山本和井上等因此受到上司嚴厲斥責。

1940年4月,山本憲藏等故伎重演,成批僞造中國農民銀行1元、5元、10元面額券共500多萬元,又經過特殊工藝將其變成舊鈔,祕密運抵中國,並與真法幣混合在一起,分別交付日本侵華機關和淪陷區的“商社”等機構使用,這些商社有:“梅機關”、上海華新公司、民華公司、誠達公司以及廣東的“松林黨”等。這些假法幣廣泛流行,成爲日本侵略者搶購物資、破壞中國金融秩序、謀取侵華日軍軍費的重要手段。

雖然說當時已經發明瞭照相製版的技術,但是登戶研究所發現用這種技術印刷出來的僞鈔效果並不理想,最後決定採用雕刻製版,軍方特定從大藏省造幣局祕密徵調了兩名雕刻技師用放大鏡一絲一縷地在鋼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紋和其他圖像。法幣採用美式規格,不像歐式鈔票那樣有複雜的底紋,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則採用了平板膠印的方法。經過多次嘗試,登戶研究所終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仿造出了合格的法幣,於是開始在日本大量製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日軍攻佔香港。日軍特高課查獲了國民政府設在香港的造幣廠及沒有來得及運走的造幣機器。並且在香港九龍的中華書局查獲了新近印刷的中國中央銀行發行的10元面額紙幣一批和印鈔機器。不久,日軍又在商務印書館查獲了中國交通銀行的5元面額法幣半成品一批及印鈔機、法幣編碼、暗賬底冊等。這些連同上述所得悉數被祕密運往東京的“陸軍第九科學研究所”,選派專人專項研究攻關。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佔領軍又截獲了20億元中國銀行小額法幣半成品。稍後,德國海軍在太平洋上截獲一艘美國商船,查獲了美國造幣公司爲中國交通銀行印刷的、僅未印上號碼和符號的法幣半成品10餘億元。日本從德國方面買回了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獲得了印刷法幣的全部祕密。從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間,日本侵略者共製造假法幣達40億元之巨,堪稱世界假幣制造之最。

日軍在竭力破壞國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時,也將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闢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在晉冀魯豫邊區曾發現假“冀幣”達二三十種之多,印刷機關十餘處;1943年,日軍還在山東製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銀行券,利用奸商潛入根據地,高價收買糧食和其他物品。

爲了敵後抗日財政的需要,中共領導的大部分敵後抗日根據地都開辦自己的銀行,發行自己的紙幣。這些貨幣又統稱爲“抗幣”。1938年,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邊幣,晉東南上黨銀行發行上黨票,冀南銀行發行冀鈔,山東膠東北海銀行發行北海幣。1940年,西北農民銀行發行農幣,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皖南事變後,自淮南根據地創辦淮南銀行起,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陸續開辦自己的銀行,如蘇中的江淮銀行、蘇北的鹽阜銀行、皖江的大江銀行、淮北地方銀號、鄂豫皖建設銀行等,共發行抗幣57種名稱476版制。這些在各自根據地內流通的抗幣,是根據地內的本位幣。

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在敵佔區開闢的。最初,國民政府的法幣、中共的抗幣、汪僞政府的僞幣都進入根據地流通。根據地鞏固後,抗日民主政權便嚴禁僞幣,限用法幣,確立抗幣的本位幣地位。爲了掠奪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物資,破壞人民羣衆對抗幣的信任,日僞便大批製造假抗幣和假法幣,涌向抗日根據地。1940年在晉冀魯豫的冀南分區,出現了大量的5元冀南幣的假票。1941年6月,日僞印製大批假冀鈔,面額有5角、1元、5元、10元4種,由漢奸或奸商攜入根據地內,以一百比三四十元價格騙兌抗幣,內邱地區一日破獲此類案件數起。僞造抗幣,最初在根據地境外進行,後來發展到利用漢奸將印鈔機運到境內來大量印發。晉冀魯豫邊區發現的假冀鈔達二三十種之多,破獲印刷機關10餘處。1943年春天,侵華日軍山西派遣軍司令部又印製了6000萬假冀鈔向晉冀魯豫邊區大量傾銷。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區,一段時期70%以上流通的是假冀鈔。1943年,日軍又在山東大量僞造和拋售假北海銀行券。這些假抗幣,或用來騙兌真抗幣,或用來高價搶購糧食和其他物資。山西日僞軍就用假抗幣收購了大量的小麥。

實事求是的說,日本僞造的法幣最初確實對當時中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破壞因素,主要是因爲抗戰初期法幣還是有一點威信的(1936年100元法幣可買一頭牛)。日寇用僞造的法幣在中國套購不少物資,其中“杉機關”還利用阪田公司作爲中介,通過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幫頭子杜月笙等人從香港購買汽油、奎寧等稀缺物資。

但是此後法幣流動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由於日寇的瘋狂進攻,大半個中國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後方,當時四大銀行發行的紙幣主要通過香港進入中國,但隨着華南和香港淪陷後,這條渠道越發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託局成立印鈔事務處,令其設計一套可在防空洞生產的鈔票,並準備在重慶建立印鈔廠。1941年,在重慶財政部印刷局的基礎上建立了重慶印鈔廠,同時對法幣進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僞鈔進一步發揮功效,國民黨自己就開始了瘋狂的通貨膨脹的過程。從1937年到1944年7年內,國統區的貨幣發行量增加了100多倍,達1890億元,可以說日寇印刷的這點僞鈔並沒有達到擾亂經濟的目的,難怪山本憲藏哀嘆:“中國實在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家”。

針鋒相對

面對日僞軍來勢洶洶的“假幣戰”,國民政府採取了相應對策,通令嚴禁假幣的流通,凡販賣牟利者嚴行究辦,舉報者有獎;並對大案要案及時曝光,警示世人。1943年廣西桂林、全州等地販賣中行百元券、浙皖等地1940年中華版假鈔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50元券假鈔案的破獲,都及時予以報道。1943年10月,在廣西敬德縣參議會祕書周某住所,捕獲推銷假鈔販子胡持中等3人,當場從他們身上搜出僞造交通銀行50元券共15000元。1943年、1944年,又追蹤報道在香港被敵繳獲並加工後流入內地的1940年中華版券的動向,提醒百姓加以識別,幫助中央銀行“查緝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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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民政府被迫制定並實施了“以假對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爲切實達到擾亂日僞統治下的財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國民政府密令軍統局與英、美兩大國造幣公司達成合作協議,並祕密策劃在重慶歌樂山建立了一座僞造日本鈔票的造幣工廠。爲了確保“以假對假”策略能順利實施、一蹴而就,國民政府不惜重金從美國購買紙張和最先進的印鈔設備,又挑選了原中國銀行造幣廠的技術精英匯聚歌樂山,晝夜研製,精心製作。

當時,日本在淪陷區內流通有各種面值日本鈔票、僞幣和軍用票,每當日軍發行一種新版紙幣時,就由戴笠從汪僞漢奸周佛海處獲取日僞銀行的印鈔票版,帶回歌樂山複製並日夜趕印,總數多達15000多箱。然後將成品運至江西上饒,由交通部門配合源源不斷地偷運到汪僞政權控制的淪陷區,混入金融流通領域。這些僞鈔與淪陷區新流通的真鈔一模一樣,連日本製幣專家也難以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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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一天,汪僞中央儲備銀行匆忙宣佈,該行發行的10元票面的儲備券有大量假幣在市場上流通,該行不予承認,現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一時間人心惶惶,市場混亂,厭惡汪僞貨幣的情緒倍增。被宣佈的假幣正面紋樣以藍色爲主,印刷質量與汪僞儲備券幾乎不差毫釐,只是“中央儲備銀行”的“儲”字上的一個小點有些斜,一般人不仔細分辨是很難覺察的。不明底細的百姓猜測種種,當時民間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說是這批貨幣也是僞中央儲備銀行在日本印製的,只因海運途中,船隻被美國飛機炸沉,後由中國第三戰區顧祝同部撈起,再交由當時僞江蘇省主席李士羣拋到市面上,大發橫財的。李士羣在日軍賜宴中被毒斃後,人們還聯想可能與此舉有關。這些真假難辨的假幣,令敵僞傷透腦筋,這既挫抑了日僞貨幣的信用,又使國民政府由此輕而易舉地套購到了大量黃金、棉紗、布匹等緊俏物資,給日本淪陷區金融市場以沉重打擊,加劇了日僞統治區的通貨膨脹。1944年,“對敵經濟作戰室”關閉,僞造日僞貨幣的工作才停止。

不過中方並沒有僞造多少日元,主要是因爲當時日本唯一的發鈔銀行爲日本銀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紙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纖維,很難在其他地方進行仿造。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爲淨化貨幣流通環境,也開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幣鬥爭。各根據地根據各自實際、因地制宜,採取了舉辦晚會、化裝演講、組織宣傳隊和張貼宣傳標語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區銀行就將假幣粘在布上,懸掛起來,進行宣傳並且將假幣的具體特徵向廣大工農羣衆和學生一一講清,以增強廣大人民識別假幣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鬥爭的素質。有的根據地還組織專門人員在糧市、布市、匯票市等假幣出現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巡迴查緝。每發現一種新假幣,便仔細找出其僞造特點,及時曝光,又發動羣衆跟蹤收繳堵截,就地消滅,這對挫敗日僞的經濟破壞策略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各根據地採取嚴厲措施,嚴懲製假販假的罪犯。通過佈告和建立“假票識別所”,幫助羣衆識別假票。1940年8月3日,晉察冀邊區政府發佈《爲嚴防假法、本幣流行的通令》,並附以識別的辦法。邊區各地銀行和合作社在鄉鎮廣發票樣,或將假幣粘在布上,懸掛街頭鬧市。有的根據地還組織專門人員巡查布市、糧市等地,發動羣衆舉報,收到明顯效果。陝甘寧邊區在民衆防奸鋤奸活動中,就破獲假鈔案20多起。在華中地區,因日僞僞造法幣毫無限制,市面上法幣真假難分,蔣汪難分,廣大勞動羣衆深受其害。因此,1943年9月起,蘇北等抗日根據地開始限制法幣的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銀行民國31年美國版和英國版的10元券等6種較難僞造的鈔票,以減少因敵僞造假所致損失。1943年10月,蘇中行政公署也專門發佈關於查禁假江淮票的佈告。

【說諜】無槍炮聲的戰爭更兇險,抗戰中的“僞鈔互攻戰”

在敵後艱難的環境中,各根據地欲以精良的技術來防止抗幣被假冒,是很難做到的。富有智慧的敵後抗日軍民便發明了“用落後的辦法防止假冒”的辦法。1942年2月,華中抗日根據地總結並推廣了以下經驗:用自造的土紙印鈔票,儘可能在自造土紙中加些小玩意兒(加點顏色的纖維或土水印),敵僞要假冒,非先花長時間仿造土紙不可;在印好的鈔票上手工加蓋印碼,使敵仿造非常麻煩,土紙不能長期使用,一般爲期只有半年,因破舊,老百姓會自動要求兌換新票,舊票很快回流。這時只要將舊票版顏色變換一下,新上市的抗幣就變成另一種了。敵僞僞造紙幣上市起碼費時半年,卻不知半年後新票的顏色。因新票顏色已變換,舊票已退出流通,這樣,敵僞造的抗幣一進入根據地內,就會被發現。

槍炮是殺人見血的利器,經濟戰則是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中日戰爭的結束已經過去了整整七十年,是否還會有下一場戰爭,我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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