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文學評論家、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我發現你也在阿乙轉的微信羣“書訊”裏，看來網絡讓世界本來毫不相關的人雖然不能做到四海之內皆兄弟，至少可以四海之內皆熟人了。顏峻向我推薦的你，特別說到你的《斷歌集》。《斷歌集》開篇，你說：“跑到外面去學歌謠，攢了一些句子、曲調，意思到了就不想太鋪張，我叫它們斷歌。”我們現在提“歌”的多，說“謠”的少，但恰恰“謠”比“歌”多更多簡樸、乾淨和天真的東西，我在《斷歌集》確實讀到童年和天籟，我不知道這和你寫作時候的感覺是不是一樣？

　　宋雨喆（音樂人，“木推瓜”樂隊主唱）

　　阿乙、顏峻都是好多年的朋友，他們介紹的錯不了，哈哈。《斷歌集》那批歌跨越的時間雖長，但句子曲調多半是蹦出來的，逐字推敲的不多，無論通透或迷茫，應該是天性在某種時機境遇下的流露吧。倒是音樂製作上花了好多心思，現在想起來挺遙遠的。

　　木推瓜樂隊。攝影：劉樂。

　　何平：

　　其實，包括“木推瓜”“大忘槓”都有一種瞬間和偶然的東西。

　　宋雨喆：

　　“木推瓜”是1998年錯看了街上的一塊牌子得的名字，確實有些怪，也符合那時的憤怒偏執與音樂上的失驚倒怪。“大忘槓”這名字來自姥爺口中無意義的發音，2008年才正式變成樂隊的名字，她寬容 / 超離 / 聚合，也有些悖常理難捉摸，對我自己也是忽遠忽近的。

　　大忘槓樂隊

　　何平：

　　“木推瓜”“大忘槓”精神氣質的天真和純真，進而我想，你是不是也在慢慢自覺地把這種天真和純真和世界相遇發展成觀世方式和藝術“風格化”？包括最近《後營瀝青路上漫步的孔雀》。

　　宋雨喆：

　　楊朱講全性保真，尼采講酒神精神，這些都是沒步驟學習只能印證的東西。作品“風格化”我並沒發展和經管過，但我現在也不愛說自成一派沒有風格之類的話，跳出來看看自己還是有風格，也有限制，這反而會促使自己更寬泛地與人合作。你提到《後營瀝青路上漫步的孔雀》這首歌，是有些年輕的天真動情，也含着些志氣與色情，寫給兩撥人，也重合了兩個年代。

　　何平：

　　但是，我知道你這種天真和純真又是一種障眼法，不然你就不會有《活人祕史》之《人民抱住想象力》這樣複雜的文本了。

　　宋雨喆：

　　我是搖滾樂的背景，對社會的切實感受和不甘於被其他意志強迫的精神頭上來自己都攔不住。“木推瓜”新的這批歌詞，羅列的參考書目曲目及思維方式與“大忘槓”很不一樣，大工程，我爲最後沒過多受“大忘槓”的狀態幹擾感到慶幸欣喜。但這兩個狀態的疊加與對抗確實是一種很大的精神消耗，我都不知道值不值，還是值得吧。

　　《人民抱住想象力》這首大麴裏也引用了一些平時讀到的文字，加上自己的文字織就到一塊，再糾纏上100多軌樂器軌，記着錄完這六頁歌詞，我和英國的錄音師沉默地對視了很久，嗡嗡炸響的腦仁和撕裂的喉嚨讓我筋疲力盡，也很有快感。

　　何平：

　　你說過，“搖滾樂和社會思潮像鳥和風”，這種鳥和風的關係，我不僅僅理解成是風對鳥起飛的助力，很多時候鳥和風是一種緊張、對抗，甚至是撕裂和死亡，只有在這種意義理解搖滾樂，也才能理解你的歌詞和音樂中憤怒和力量的部分。

　　宋雨喆：

　　這話是從“禽之制在於氣”來的，“制”已經帶出了你解讀的諸多意思。過去三年我也在抵禦憤怒對我日常家庭生活的副作用，不過妻子還是支持我。

　　何平：

　　“正午故事”有一篇李純對你的專訪，我很喜歡專訪的題目《山道上撞見一個宋雨喆》，一個在路上的宋雨喆形象。如果放在更大的社會背景看，你藝術實踐的幾個重要節點——1998年、2009年和2016年，也是中國這二十年的幾個重要節點。二十年，你從長春去北京，在城中村的藝術家聚居地待過；你去新疆、西藏等地漫遊，然後又去了德國，然後再回到北京，這中間的離開和回返，對你精神世界、藝術觀和藝術實踐都是一次反思和打開。

　　宋雨喆：

　　感謝你幫我總結了這三個節點，分別是“木推瓜”組建、“大忘槓”組建和“木推瓜”重組，想一想確實挺重要，我自己有另一套節點算法，是用決意和感悟定的，哈哈。

　　奔走遷徙是我的命吧，我必須得學會長期在這個狀態下思索和創作。或發展出一些技術，讓思維被孩子和其他瑣事打斷後可以從某時某處再接上斷點，當然，這些技術常常不奏效。

　　宋雨喆在西藏南山。攝影：廖偉棠。

　　何平：

　　從《斷歌集》到《活人祕史》，不只是文本本身越來越複雜，我注意到你也越來越注重文學、音樂、裝置、佈景、戲劇等“綜合”，這中間你應該有一個藝術觀和個人經歷漫長變化，能不能具體談談？

　　宋雨喆：

　　《活人祕史》實際上很早就開始寫，“大忘槓”還有一部更大部頭的詩劇《金剛喜劇》，已經斷斷續續寫了十年，形式都有些跨界吧，這些與《斷歌集》這類簡潔的文本不是一個線性遞進的關係，更像是平行關係。也就像宋雨喆 / 木推瓜 / 大忘槓。藝術觀與個人經歷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但“大忘槓”試圖讓不同背景的人在一塊，“木推瓜”就是搖滾樂，用宋雨喆這個名字更像一小塊自留地，可以慢慢耕耘。

　　何平：

　　你長期在國外參與藝術活動，這對你的藝術有着怎樣的影響？

　　宋雨喆：

　　前幾年比較多，確實受益匪淺，也獲得了自信吧，“大忘槓”本身也有很多國外的音樂家參與。

　　何平：

　　你的音樂有很多民間元素，涉及民間的戲曲和歌謠等，你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家和莊子也有自己的體認和理解，這體現在專輯《荒腔走板》中，而且“木推瓜”“美好藥店”和“廢墟”三個樂隊曾經一起出過一張唱片《被侮辱的姿勢》，想做“非歐美化”的搖滾樂，但事實上，你現在許多音樂活動，包括影響力都是“在歐美”。那麼，“在歐美”的你，現在如何理解“非歐美化”？

　　宋雨喆：

　　我的生活在柏林與北京輾轉了好幾年，重心隨着生活漂移，其實在歐美也談不上多大的影響力，我覺得自己還能將音樂當成主業是很幸運的事。實際上20年前“木推瓜”時代確實想做些搖滾樂上的突破，但到了“大忘槓”，創作上並沒苦心孤詣地求“非歐美化”，對“創新”這個詞也沒那麼熱衷，我就是用經驗裏的這些材料，再加上不斷跟別人跟自己內心學習。但在國外時間長了對中國的文化會有些反思，中華文明也無非就是世界上諸多文明的一種，自己從心理上覺得更親近罷了。

　　何平：

　　我注意到你最近北京的“大忘槓”音樂不僅僅特別強調觀衆的參與和介入，還有孩子們的手工繪本工坊單元。這可能都涉及藝術啓蒙和藝術教育，你是基於一種怎樣的考慮？

　　宋雨喆：

　　前面提到，“大忘槓”在用音樂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放在一起，而且有了孩子後天然地想給他們撐起更大的更自由的空間，想法動機都需要在事裏面磨才叫事業，所以促成了這類活動，包括策劃的藝術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