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機關就是德式MP1918系列衝鋒槍，包括MP1918，也包括MP1928，還包括該槍在中國的仿製品。

圖01 花機關

自從衝鋒槍被引進，直到抗戰勝利，中國的兵器分類中是沒有衝鋒槍一詞的，當時的衝鋒槍稱法很多很不統一。1940年1月，由兵工署下發的《軍械統一名稱彙編》中，將槍類分成步槍、輕機槍、重機槍、高射機槍、手提機槍、手槍、信號槍和擲彈筒等八種。從那時起，手提機槍成爲今天意義上的衝鋒槍的正規叫法。至於衝鋒槍被稱作衝鋒槍取代手提機槍的名稱，大概是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以後纔開始的。

手提機槍中的MP1918系列，在民國時期的俗稱很多，一般稱作“花機關槍”、“花機關”、“伯格曼”、“百格門”等，川軍中戲稱其爲“虼蚤籠籠”，粵軍中則戲稱其爲”豬籠機”。用得最多的還是“花機關”。

爲什麼叫花機關，是因爲該槍槍管外的散熱筒上，開有多個圓孔，故得此俗名。

圖02 花機關之花筒和左置的彈匣

花機關的部件主要也是機加而非後來的衝壓，但它和湯姆遜衝鋒槍相比，儘量地減少了旋、削、磨等工序，對機牀的精密性要求降到了最低，使生產成本和工藝都得以降低，可以很方便地仿製。

國內最早生產花機關的是上海兵工廠，是在1923年開始生產的，之後瀋陽、大沽、鞏縣、漢陽等廠亦先後生產。再後來，幾乎所有的軍閥控制的兵工廠和修械所都一窩蜂似的生產此槍，出品甚多。最初仿製品中，是以7.65毫米口徑爲主。後來，除金陵廠出品的伯格曼仍採用7.65毫米口徑外，其他仿製品的口徑則都改成了7.63毫米，以求與毛瑟手槍子彈通用。

花機關的原型槍，其彈匣是在槍身的左側，國內仿製品多數也是如此，但也有例外，由天津大沽造船所和青島兵工廠仿造的花機關，則是將原置於槍身左側的彈匣改在了槍身的正下方。

圖03 彈匣在下方的花機關

在一些描寫英制斯登衝鋒槍和蘇制波波沙衝鋒槍的生產情況時，經常說到它們對生產工藝的要求之低，以至於可以在地下抵抗組織的私人作坊和集體農莊的農機修理廠裏進行生產。這樣的文字，看得出描寫者對此感到十分的驚訝。其實，他們只要認真地瞭解一下花機關在中國的生產情況，就不會再對斯登等槍的生產感到吃驚了。四川有個小軍閥羅澤洲，擁兵不過一師之衆，在各路川軍中不過是老幺而已，但就這麼一個袖珍級別的小軍閥，他就曾設廠專門製造花機關並大量出品。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時，既窮困，爲時又極短暫，照想象，是根本不可能設置兵工廠的，但他居然也設廠生產出了花機關。紅軍游擊區的情況絕對不會比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強，可它也有生產花機關的紀錄。閩南有個豪強土匪高爲國，不過是個地頭蛇而已，誰能想到他也生產出了花機關呢？當然，用不同的生產設備與不同的材料生產出來的槍，其質量壽命就不好等量齊觀了，但對於當時全國軍隊整個的裝備情況來說，只要能堅持打上幾仗，每次射擊時能把密集的彈雨潑出去，也就算是可以了。說到這不由聯想起前些年青海化隆一些農民在自家地窖裏非法生產衝鋒槍和手槍的情況。要是紅軍生產的花機關能夠具備化隆造的水準，也就可以抵擋一氣了。

圖04 北洋軍閥時期一名士兵手中的花機關

爲什麼各路軍隊都願意投產花機關呢，特別是那些本來已經很窮困的軍隊，卻爲何也要生產此槍呢？個人的猜想，是否可以這樣解釋，作爲步槍、機槍來說，如果沒有優質上等的鋼材和精密的生產工藝，槍械的壽命、射擊精度、射程等就不好保證，而精度和射程保證不了，對於步槍和機槍來說，就是一個致命的缺陷，抗戰時川軍使用的省造步槍就因此引起多方垢病，以至形成笑談。但對於同樣的問題，出現在衝鋒槍身上，就不那麼苛刻，再加上前線急需，於是花機關便得以在設備簡、材質差、加工粗的情況下大量生產了。說穿了，是無奈之舉，權宜之計，是不得已而爲之。

粗製濫造，用在任何地方都是個貶義詞，但對於戰爭狀態下衝鋒槍的生產來說，卻又不無褒義。

花機關在中國裝備使用的歷史相當久遠。據個人所能查到的資料，最早使用該槍的戰例是1924年直奉第二次戰爭的玉麟山攻防作戰。是時，進攻一方的奉軍組織敢死隊向直軍陣地猛撲，敢死隊每人一支手提機槍邊衝鋒邊掃射，而當時的直軍官兵還不知道此槍爲何物，故其所遭受到的，除了那密集的彈雨，也還有心理上極度的恐懼。獲勝後的奉軍第二軍軍長李景林在向後方告捷時，對該槍的效能大加讚賞，“惟迫擊炮與手提機槍，爲山戰利器……請速撥前方, 利器既充,克敵自易”。

戰後，奉軍對該槍的生產有增無減，後來奉軍高級將領的衛隊，便都以此槍爲基本配備。郭鬆齡在倒戈兵敗逃跑時，其衛隊用花機關進行抵抗，但正是該槍那獨特的槍聲暴露了郭的行蹤，至其被俘獲。張宗昌的衛隊旅中，主要裝備也就是毛瑟手槍與伯格曼手提機槍。每遇戰鬥最緊要關頭，這個被稱作“大個子旅”的衛隊旅，便和“老毛子隊”一樣成爲張手中的一張王牌。馮玉祥、張宗昌豫東大戰時，僅韓復榘部一戰便繳獲手提機槍3000支，可見張宗昌軍中的花機關爲數之多。

直軍裝備花機關稍晚於奉軍，但也很快普及。由其把持的漢陽，鞏縣等兵工廠都很快投產此槍裝備全軍。吳佩孚一直到兵敗流亡四川成爲孤家寡人，身邊都始終跟隨着大隊裝備着手提機槍的衛兵。馮玉祥東出潼關後，控制了鞏縣和開封兩個兵工廠，窮急了的西北軍利用二廠不遺餘力地生產武器，其中就有花機關的大量出品。馮之手槍旅除了毛瑟手槍和大刀爲必備外，花機關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該旅也和張部“大個子旅”一樣，是馮軍的救火隊，一直用於最危急的關頭。

圖05 舊軍隊一支裝備了花機關和盒子炮的手槍隊

新桂軍很窮，但其控制的桂平兵工廠曾有大量花機關出品。1927年黃紹竑到汕頭，其衛隊全部配備花機關，令日本領事感到十分驚訝。前面提到的川軍羅澤洲師，由於自己能量產此槍，其屬下的一個團清一色的手提機槍。一個師竟然編了一個手提機槍團，可見其配備比例之大。

二十年代末,死於自己部下兵變的直軍小軍閥劉春榮,死於內訌的熱河著名騎匪榮三點，都是被花機關射殺而死的。

南方革命軍中也逐漸裝備花機關。黃埔學生軍東征之棉湖一役，當戰況岌岌可危，蔣介石瀕臨絕望之時，何應欽挺身而出，親率衛士排向敵逆襲，該排人手一支手提式同時開火，給敵以密集掃射，終使戰局轉危爲安，成爲歷史上值的一書的事件，這一天也成爲蔣何共患難的紀念日。

北伐之龍潭戰役前夕，李宗仁乘船由九江下南京時，曾與孫傳芳部隊遭遇，李隨身所帶的駁殼手槍排與同行的陳調元的衛士連進行反擊，陳的這個連就是伯格曼手提機槍連。孫部儘管人多又善戰，也被駁殼槍與花機關掃的紛紛落水。

十年內戰時期，衛立煌在鄂豫皖曾經陷入紅軍包圍，面對一邊高呼“活捉衛立煌”一邊蜂擁撲來的紅軍，衛之特務連用二十響與花機關猛烈掃射，才終將紅軍壓制，使衛得以脫險，不然衛立煌怕是真的要成爲紅軍的俘虜了。同樣的歷險，在西北剿匪的劉桂五和四川六路圍攻時的範紹增等也曾遭遇過。

圖06 紅軍抗日先鋒軍中的花機關

紅軍中的花機關也佔了不小的比例。紅軍之父朱德，就對駁殼槍與花機關很是青睞。井岡山時期，朱有一個警衛班，即全部裝備花機關，每遇戰鬥危急關頭，朱往往親自指揮警衛班用該槍狙擊追敵，甚至親手操槍參加戰鬥。林彪在紅軍時期，曾同時編組過多個短兵突擊隊，每隊編制十餘人，人手一支駁殼槍，一支花機關槍和一柄大刀，由林親自掌握，用於緊要關頭的短促突擊。衆所周知的搶渡大渡河戰鬥，第一波勇士便是每人一把盒子炮和一支花機關的配備。紅五軍團的交通營、紅四方面軍各軍的交通隊，都是整營整營的裝備花機關。國軍《陸軍第十六師（欠一旅）芷江上坪剿匪戰役戰鬥詳報》中，有這樣的記載：“是日【1936年1月5日】午後約二時三十分傾，我先頭團（九三團）前衛尖兵進至上坪、良田灣附近……與匪接觸。匪衆千餘，均用手提機槍，向我尖兵猛衝……致我九十三團傷亡特重。”在國軍的剿匪報告中，類似這樣的記載屢見不鮮，很好的印證了紅軍中花機關的裝備比例。

十年內戰時期，不論紅軍還是白軍，裝備花機關槍是極其普遍的。文革前一些影片中，如《金沙江畔》、《突破烏江》等都能看到此槍的身影，但近些年來一些無知的導演將二戰時期大量使用的斯登衝鋒槍誤當成了花機關槍而用於紅軍手中，還說什麼因爲找不到花機關所以才用斯登式代替，這讓我想起辦案過程中一些被捕的竊賊所說的“因爲要過年了沒錢回家所以才偷窺”的理由，真是何等的荒唐。

圖07 僞大漢義軍中的花機關

有人說二戰時的蘇軍創造了將衝鋒槍整營整連集中編配使用的先例，筆者對此實難認同。因爲早在二十年代，手提機槍營甚至手提機槍團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並創造了許多輝煌戰例了。

抗戰開始後，中國衝鋒槍的生產和使用進入低谷。根據國民政府兵工署1948年《抗戰時期與三十六年全年至三十七年一至六月平均每月械彈生產損耗數量表》的統計，從各種械彈損耗與生產情況看，輕機槍的平均月產量與月損耗量是基本持平的，重機槍的平均月產量則是月損耗量的164%，迫擊炮爲244%，擲彈筒爲325%，但手提機槍一項的生產卻是空白。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戰時期，國府各兵工廠的衝鋒槍生產已經完全停止。製造停止，外購受制，部隊裝備衝鋒槍的數量只能是越來越少了。在這八年中，到是仍舊以游擊戰爲主要作戰樣式的八路軍的窯洞兵工廠中，卻仍有花機關的仿製紀錄。其具體數字沒有查到，數量肯定不會多，但從一些人的回憶和文獻中，卻知道它的生產是斷續進行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