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中國作爲戰勝國有權參與審判日方的戰犯，但這些戰犯大多數在美國的庇佑下回歸日本。因此審判起來十分困難。

　　當時和日方簽署停戰條約的是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國作爲戰勝方，同其他同盟國一起飛往日本，參加設立在日本東京的國際審判庭，協商這些日本軍人是否有罪。

　　從1931年到1945年，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民兵死傷無數，使中國的經濟倒退了近50年。然而日方卻認爲這是一場正義之戰，甚至不承認自己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認可中國軍官的控訴，只是敷衍的承認幾條無傷痛癢的罪狀。

　　按照這樣的發展方式，這些曾在中國戰場犯下殺戮之罪的人最多被判處幾年監禁。

　　這個時期，中方派出了最後一張王牌：末代皇帝溥儀。溥儀的一生有多重身份，出身清朝皇室貴族的他是滿清朝最後一個皇帝，同時也是日本人扶持起來的僞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日本人企圖通過溥儀來控制民間百姓。

　　戰爭結束後，溥儀因擔任僞滿洲國的皇帝被中國百姓定義爲漢奸和叛徒，爲了洗清自己的罪責，溥儀甘願到達東京審判庭做證，坐實日本天皇和日本軍官的罪孽。

　　最初日方對溥儀的指證概不承認，但溥儀不驚不慌，坐在審判的座椅上不緊不慢的對答如流，用流利的英文回答審判長的疑問。溥儀自帶幾分皇室貴族的威信，再加上他沉穩流利的對答，使審判長相信了溥儀的話。

　　其實，在野史爆料中，溥儀在這次審判上還做了假證，當時日方爲了推翻溥儀有作證的資格，就拿出了一塊黃絹布，說這是在東北抗戰時期日本所寫的復辟計劃書。當日方拿出這份黃絹時，在場的人全部都捏了一把冷汗，沒想到溥儀接過後淡定的看了一眼，說“這不是我寫的”。當時我正逃往天津，只是一個普通的平民，根本沒有機會摸到玉璽，更不要說寫這麼周密的計劃書了。

　　溥儀的反口否認讓東京審判定成功的判處7名甲級戰犯死刑，成爲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刻。爲在中國城枉死的軍民沉冤得雪。溥儀也因此洗刷了漢奸叛徒的罪名，成爲中國標誌性的人物。

　　參考資料：《東京審判》、《我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