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義安

“3月5日，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幫助老師開鎖。”“3月6日，潘辰宇把倒了的隊旗扶起來。”“3月21日，李浩宇扶起了跌倒的朱益樂。”……杭師附小的好人好事本，就掛在班級後面的黑板邊上，只要發現了好人好事，或是自己做了好人好事都可以記錄在上面。雖然每件事都非常簡單平常，但讓人心裏暖暖的。（4月1日錢江晚報）

“好人好事本”，曾經佔據着教室的重要位置，發揮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應該說，在許多人的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後來，“好人好事本”漸漸失去了位置，並且消失已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好學生”的評價標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習成績好成爲“好學生”的首要標準，那些學習成績好的學生自然成爲“好人”，類似於“頭懸樑，錐刺股”的事纔是“好事”。

如今，“好人好事本”在校園內、教室裏重現，這是教育本質的迴歸。不過，“好人好事本”能否長期佔據校園或教室的重要位置，能否重回更多學校，關鍵在於能否重新審視“好人好事本”的作用與價值。在筆者看來，“好人好事本”可謂是本小作用大，用好了，可以產生激勵效應、傳導效應、溢出效應。

首先，“好人好事本”可以產生“激勵效應”。在賞識教育盛行的今天，“好孩子是誇出來的”已成爲共識。然而，在賞識教育中，卻存在“假大空”現象，比如，“你真棒”式的表揚，言之無物，過於抽象，表揚的效果並不理想。而“好人好事本”中記錄的雖然都是小事，但真實、具體，每一條記錄都是對“好人”“好事”的肯定和褒獎，可以產生“激勵效應”，不僅對主人公是一種激勵，而且鞭策和硬性帶動着班級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