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洋 1990 年從北京大學地理專業畢業後，先後在一家期貨公司做培訓師，在一家證券諮詢公司做分析員。1996 年，他辭去分析員的工作，加入改版不久的《三聯生活週刊》，撰寫財經評論和理財專欄。不久，他碰上“亞洲金融危機兜頭而來，接下來是互聯網泡沫的泛起與破裂”。

那當口，經濟和投資環境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新經濟”，是在 1990 年代的美國最時髦的詞彙，人們都相信，傳統製造業的經濟形態將會轉變爲科技經濟形態。振奮人心的證據隨處可見，邢海洋寫了一篇專欄文章，介紹美國訂購機票的網站 Priceline 市值超過了幾家航空公司的總和。

到了 1998、1999 年，“新經濟”的風潮蔓延至中國。在開始盛行的電視股評節目裏，分析師們言必稱“新經濟”，“互聯網”。1999 年 5 月 19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股市潛力巨大。滬指從 1047.83 點上漲至 2245.44 點，漲幅 114.3%。

不過最風光的公司聯想是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幾家後來重要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邢海洋記得，2000 年前，幾乎沒有私營公司在 A 股上市。關注證券市場，彼時和關注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是兩件事。而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的投資渠道比現在更少，新的趨勢無法成爲他們投資的新選擇。

這同樣體現在邢海洋的專欄文章裏，比起鼓吹新機會，更多普及經濟學常識。《三聯生活週刊》當時的主編朱偉稱，邢海洋的文章“構成經濟啓蒙時代一種先進的方法論”。

1999 年，邢海洋離開《三聯生活週刊》，去美國唸書。美國人正對經濟無比樂觀，但二氧化碳的濃度升高致全球變暖讓他們深感焦慮。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邢海洋修讀土壤學，研究土壤如何固氮，同時把在美國的見聞寄回中國，以郵件的形式。

2000 年也是加州淘金熱 150 週年。邢海洋在這一年撰寫了《賣水的賺了大錢》，對比淘金熱和互聯網熱。邢海洋指出，在 100 多年前的淘金熱中，賺大錢的是賣鐵鍬的薩母·布瑞南和淘金工人工作服——粗布牛仔褲的發明者李維，後者是 Levi’s 的創始人。而在 2000 年，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是“互聯網設備製造商”思科，首富是 Oracle 甲骨文的創始人拉里·埃裏森。“兩家公司都在硅谷，卻都不是最熱門的 ‘.com’ ，一家只生產數據庫，另一家則專注於網絡硬件設備。”

那時的美國青年與現在的互聯網上的創業者有着同樣的願望，一年的辛苦換來一輩子的清閒，但後來的絕大多數離開加州時都是窮困潦倒。事易時移，今天從“.com”出來的年輕人不會再像拓荒者那樣窘迫，但很多人的一夜成爲百萬富翁的夢想不免破裂。電子玩具網站曾經是去年聖誕節時最耀眼的禮品網站，公司一上市股價達到七八十美元，沒過幾個月，跌到了 5 美元。類似的網上心理諮詢、婦女社區之類的網站均是一落千丈。通常，上市後公司內部人士拋出股票都有一段凍結期，去年和今年被互聯網吸引過來的年輕人手裏捏的多將是一堆無用的期權。（邢海洋《賣水的賺了大錢》）

這一時期，他的專欄文章還提出了對 Ebay 的看法。Ebay 非常熱門，1999 年的營業額爲 93 億美元，但邢海洋認爲它依然“很不成熟”。

按經濟學家的說法，這樣把買賣雙方聚在一起的競價最接近於理想狀態的市場經濟，供給與需求決定價格走向。……按理說，聚集了如此多的競價人，最後的成交價無論如何也應該是個合理的水平。但我幾次得手的汽車拍賣，卻是以賣主給我寫私人信件，問能不能多出一兩千結束。……豈不說明這個巨大的市場並沒有消滅磨擦，反而是沒有效率的。（邢海洋《網上拍來的汽車》）

邢海洋是在美國經歷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在那之前，他注意到新墨西哥州一大批中國學生和印度學生都打算轉到計算機系，好跑去硅谷找一份工作。但隨着納斯達克指數大幅下跌，媒體開始拿 1930 年代的大蕭條和當時的美國類比，人們一下子走到了反面，“只要財務上好看，統統被懷疑是財務操縱。以致全面經濟復甦的訊號也擋不住科技股票在華爾街上節節敗退”。美國大學生在 2002 年經歷了 10 年來求職最艱難的一年。各個行業都是如此。

不過，邢海洋記得，這些一心想轉到互聯網行業的人都找到了工作，並留了下來。

當然，因爲美國經濟動盪，當時歸國的人也不少，“回國的機票都漲了幾百元”。

淘金沒那麼容易，也許需要另闢蹊徑；但淘金熱過去，一切也並沒有那麼糟糕——是邢海洋當時提出的觀點。他在一篇專欄裏拿互聯網行業和英國的鐵路投資熱潮、運河開鑿作比較，認爲“電腦通訊互聯網全被一股腦兒認爲沒有了發展空間，連今年軟件業恢復兩位數的增長也被當成誤導”，是投資者對一次技術革命的發展過程認識不足。包括英國的鐵路發展在內，“歷史上，經歷了一輪投機後，技術革命會以更穩健的方式發展，直到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2002 年聖誕季，邢海洋報告了美國互聯網零售商的漂亮業績。“連續 8 周的節日期間獲得了比前一年多出 15%的增長，網上共售出 138 億美元的商品。”

沒多久，邢海洋回國。網易、搜狐和新浪在納斯達克的股價此時漲回來了一些。“在新浪網或搜狐的主頁，經常出現‘中國概念股大漲’的題目。”網易的發行價是 15.5 美元，此後最低跌至 0.51 美元，但現在回漲至 12 美元。丁磊也因此成爲胡潤富豪排行榜當年的首富。

包括淘寶網在內，新的互聯網玩家出現了。與此同時，人們似乎對財富有了更多心得，他們對新的投資機會更敏感。邢海洋回到《三聯生活週刊》繼續撰寫專欄，涉及的範圍變得更廣：藝術品市場、房市、股市、黃金。

因爲喜歡上畫畫，邢海洋搬去了北京宋莊鎮的小堡村。他買下藝術家馬越的房子，發現鎮政府成立了藝術促進會和“文化造鎮”辦公室，因爲油畫價格在一年裏飛漲，宋莊一下子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房價差不多翻了一倍。在《油畫的鬱金香之旅》裏，邢海洋寫道：“油畫市場本來有一個極端小衆並且穩定的投資羣，也正因此，這裏沒有贗品，沒有無盡的口水。可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油畫能賺錢了，這個市場變成大衆，喧譁起來。”

和互聯網行業一樣。

在 2009 年出版的個人文集《投資物語》後記裏，邢海洋表達了他對中國市場的困惑：“經歷瞭如此多的市場動盪，是否說明了我們這個市場仍處於蠻荒時代。”開啓經濟啓蒙時代似乎比想象中更困難。2007 年 5 月，A 股市場大幅上漲，當時的報道稱一天內有二三十萬的開戶數。

可惜的是十幾年間，中國互聯網領域涌現出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幾乎都奔赴海外上市。因爲有嚴格的收益門檻，那些在 A 股上市的企業都被海外率先融到資本的企業甩在身後，陷入勝者獲取全部、敗者一無所有的陷阱裏。…………因爲沒有好股票，着眼於未來的長線投資者遠離了 A 股。又因爲缺乏穩定的投資者，好股票也不願駐足，這是一個生態退化的典型環境，世界範圍內，惡性循環的例子不勝枚舉。（邢海洋《被出口的好股票》）

我們在北京常營的一家咖啡館和邢海洋進行了採訪。採訪快結束時，鄰座的一位先生突然加入了我們的對話。他於 1990 年代中後期在卡耐基梅隆讀理論計算機，補充了一些 1999 年前後的有趣背景。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創業當時並不是一件人人追逐的事。當這位先生宣佈要編寫網頁時，他的同學顯示出不屑：“這是 F2 才做的事”。F2 指陪讀簽證，持 F2 簽證的人“通常只能做些和計算機擦邊的工作”。

爲了讓你更好地瞭解邢海洋和他的觀點，以下是他的口述：

1996 年之前，我還在證券諮詢公司做分析員，每天寫收盤的股評，再通過傳真發到給證券公司，他們會貼在公示欄裏，通常在一樓大廳，給他們的客戶看。

當時尚未有“新經濟”和“傳統經濟”的討論，有意思的地方是，電腦出現了。在交替的時期，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大家就開始追這東西。

最開始的時候，股民看行情全是在證券交易大廳，寫字樓一層最熱鬧的地方，外邊圍着特多人，價格板像電影屏幕似的，不停地翻。中國人特別愛看走勢圖，那時候每個證券公司就在散戶大廳裏配兩三臺電腦，就成了一些老油子、老股民的專利。他們就圍在那兒，不停地翻呀不停地看，給別人吹牛什麼的，顯得很神祕。

在證券諮詢公司做分析員，一人一臺 286 或者 386 電腦。老得盯着它，我本身對價格挺敏感，弄得人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沮喪，後來我就轉行了。

在《三聯生活週刊》，有個閱報欄，訂了好多報紙，一位現在已經退休的吳老太太每天就把好多報紙釘在那兒，我們都看。突然就有一天，他們說有個新的獲取的信息的方式了，新華社開放了內網，特別簡單的字體，但你挑一個東西他就能搜出來。

三聯那時候剛成立，號稱是“豪華配置”，幾乎一個人都能配一臺電腦。開始的時候，我們是用筆寫的，查東西基本上就是到單位上網搜索，搜完了還要打出來。因爲家裏即使有電腦也沒聯網。

現在人們投資渠道少，那時候幾乎沒有什麼投資渠道，跟海外市場也是隔絕的，所以出現了很多特奇葩的事。北京當時推出了一個商品交易所，炒綠豆。最後價格就單邊上漲，逼得空頭從山西開着卡車、拉着小豆往北京跑，來交貨。如果是一個成熟市場，和國外能聯通，大家能套利了，就不會出現這個事兒。

那時候大家也沒有理財的知識和理財觀念。我講過一個“複利”的故事——在一個棋盤上，第一格放 1 粒米，第二格放 2 粒米，第三格放 4 粒米，之後每一小格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最後國王發現把糧庫都放空也不夠，因爲要把 64 格棋盤放滿，需要 184 億億粒米 ——（主編）朱偉就很高興，因爲大家沒有這個概念。有時候就像“二傳手”，在北京圖書館有一個提供港臺刊物的書籍閱覽室，港臺普及理財的小科普書語言簡短，講的故事也慫人聽聞。你把故事再重述給國內的讀者就足夠了。

關於三大門戶在納斯達克上市，我想我應該也關注了，但現在就忘了。現在回過頭想，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事在人爲，因爲當時的社會環境相對來說是挺寬鬆的。我是 1990 年大學畢業，那時候特煩人，就比如你要出國，必須先簽一份合同，因爲國家培養你了，你必須有五年的服務期，然後才能拿到護照。可是到了 1996、1997 年的時候，雖然不像現在這樣恨不得到派出所就能拿到護照，但是隻要去一申請也就可以了。外匯市場也是，你到處都能看見有人在銀行門口換美元，沒有那麼多限制。

那時候在國內上市的都還是傳統公司。頂多是賣電腦的公司，吹牛自己要轉型。2000 年左右國內股市起來一波行情，是受美國股市的影響。我寫過一篇文章，講訂機票的網站 priceline 的市值超過了好幾家航空公司的總和。美國股市的泡沫大，這邊卻夠不着，完全沒辦法去（投資），國內的創業公司也是在國外上市的，所以國內股市就弄些“僞泡沫”，製造一些概念。資本市場這一塊，國內一直管得那麼緊。2000 年之前，我的印象中幾乎是沒有民營企業上市的。

當時國內的證券市場也跟互聯網行業離得挺遠的。國內市場特別不透明，普通投資者根本接觸不到創業，創業本身又是非常危險的行當。

我不是一直在弄股票這些事嘛，正好碰着朋友介紹我認識一哥倆，他們一直想創業，我就說，乾脆咱們編一個證券軟件。的確那時候看行情是特別費勁的一件事兒。如果把這個軟件編出來免費發給大家，咱們不就等於獲得了一個進入互聯網的入口了？從這個入口可以延伸出別的範圍，像一個門戶似的。

這哥倆呢，哥哥特別聰明，他是學英文的，很有鼓動力，每個人見到他，幾句話就能被他給說得跟着他一塊兒亢奮。當時他包了《中國企業家》的版面，宣傳“新經濟”和互聯網。弟弟能寫代碼，還不是程序員出身的，是自學的。他們之前做旅遊軟件賺了一小筆錢。我們三個就一塊兒。那時候我三十一二歲。

我們弄了個小公司，在老單位的樓裏邊弄了一個辦公室，挺大的，差不多有 50 平，就我們仨。買了 17 寸的顯示器，特高興，因爲那時候 17 寸的顯示器真是太了不得了，幾乎沒怎麼見過。

我愛人那時候正好出國了，我就跟他們哥倆生活在一起，住在印刷廠的大倉庫，邊上就是員工宿舍和推銷藥材、賣醫療器械的公司，每天吃大鍋飯。他們是貴州人，弄一個小火鍋，買各種青菜什麼的。有點像一些共產主義年輕人。就這樣過了差不多半年，哥哥變得越來越狂躁，到最後每天停不住地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後來他得了甲亢，就只能停止。好像他跟我說過一次，還真有公司準備給我們投錢了，投 50 萬。他英文特別好，有去找那些國外的投資公司。但我們那時候已經晚了，錯過了第一波 IDG 亂投。

你都不知道現在成功的這些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爲你沒成功過，你就不知道你跟他們的差距在什麼地方。

1999 年，我去了美國。當時我還把（我們做的東西）做成了一個光盤，我說我拿去美國那邊，問問這個東西有沒有前景。

其實我在美國的學校是在新墨西哥州。雖然在沙漠裏那麼一個小城市，但也能感受到周邊的氛圍。經常發生些什麼事兒，我就寫，寫完了傳回來，就在《三聯生活週刊》保留了一個專欄。

我有一個同事叫劉懷昭，當時在美國，她的愛人叫張猛。我去那個加州找他們聊天時，張猛可能就在加州做一編輯。可那時候真是人才供不應求，當時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 IDG 居然讓他回北京來當 IDG 的總代表。

國外當時流行炒域名，有人就靠這個發財。我自己還買了幾個域名，其中一個叫 ehumanbeing，電子人類。但第二年就發現沒人理我，還得接着交維護費。那時候你要是搶注域名，越短越好，肯定要搜一下，一看所有鍵盤上的字母都沒了，然後幾個字母的組合，發現又都沒了，然後單詞組合。國內好像喜歡搶數字域名，數字域名特別火。

當時 AOL 就是美國在線挺熱鬧的，後來大家一看，人家就是一個自己公司的名字，也成了行業鉅艦。不像咱們這兒弄得那麼邪乎，弄得那麼神祕，你得做出來。當時有家公司 buy.com，域名價值感覺比 ebay 還好，但是最後他們就沒做出來。

好多留學生拼命地看廣告賺錢。那時候中國是買不到便宜的東西的，什麼東西都挺貴的，也根本沒有促銷手段。到了美國，大家在報紙上剪一個 groupon 就覺得挺高興。後來發現居然看電腦能賺錢，download 一個小的插件，不停地給你推廣告。你看了廣告，他們就會一個月給你寄二十三十美元。有的留學生還在論壇裏給自己起名“燒瓶”，其實就是買東西 shopping 的意思，大家開始有意地在網上攢各種各樣的優惠券。即使你不攢，在網站上用自己的名字註冊了用戶，沒準這個網站就會送你一個顯卡，那個網站會送你主板。有人居然說，我要這樣攢出一臺電腦，儘管電腦也沒多少錢，但就是弄這東西覺得挺上癮的。我寫了一篇文章，叫《“燒瓶”幫的風光與悲哀》。

但那個時候最明顯的感覺是，不管你學什麼，因爲找工作是唯一的指向，恨不得連學文科的人也想辦法選修計算機的課。你的老師肯定不願意，所以你必須做好打算，計算機那邊的老師什麼時候允許你轉系，先去選課，表現優異，然後再轉系。轉完系，拿着這個去硅谷工作。

我們學校離墨西哥近，墨西哥人樂天，很多人能在這裏上學是政府資助的，所以好像沒這樣。但中國人和印度人這樣做的很多，尤其印度人更是這樣。

我在美國學的是土壤，我也去學了一門計算機課。但我沒想去硅谷工作。那時候我已經三十四五歲了，沒精力像那個年輕人似的那麼折騰，也挺想回來的。只是因爲之前我在北京和那倆小夥子一塊兒做證券軟件，用的是 Java 編程，我就去學 Java 了。Java 當時特別流行。學起來，我就發現這東西也是挺難的。後來分組做項目，我還是找了一個數學系的人，他給幫助做出來的。一個小的電梯模型。

那些轉到計算機系、想去硅谷工作的中國人基本都成功了。不去硅谷，也去別的地方。所以挺有意思的，泡沫破裂，股指從 5000 多點最後跌到 1000 多點，居然他們也都找到工作了。而且還面臨這麼一個困難，大家拿的是 H1 簽證，如果要被辭了，十天之內，必須得換到另外一個工作，要是換不到就沒有合法身份。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待了下來。

從媒體上看蕭條得簡直不行了，天天都像是天要塌下來的感覺——這個公司崩盤，那個公司裁員，發不出工資，全是這種。但泡沫可能只是發生在特別虛的地方，真正搞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應該都沒問題。

後來我還就此寫了一篇專欄。當時國內股市也在跌，大家心情都不好，我就給大家講，當年我去硅谷的時候沒開車，只能去坐“灰狗”長途巴士。灰狗站都是特別殘破的市中心，原先大家都恨不得拿一張 AAA （美國汽車協會）送的免費大地圖，我去的時候沒有那種地圖，但我可以去市立的圖書館，在網上搜到地圖，找到灰狗站在哪兒，然後再走過去。所以我就說，你能感覺到互聯網是有用的，它並不是沒用，只要是有用的東西，就慢慢能夠生根發芽。

我在 2002 年回國。那之前我去普渡大學讀 MBA，但十天之後就退學了。一天要看一百張 paper，我睡不着覺，挺焦慮的。一看那些年輕人，好像都特別精神飽滿。

一回來，我就記得大家開始關注新浪了，說新浪怎麼從五塊錢變十塊錢，那半年裏一下又漲到五六十塊錢。

國內新的公司是淘寶。三聯有一個同事，我知道他在 2003 年還是 2004 年開了一家淘寶店，賣窗簾。他讓我買他的窗簾，當個托兒，我就買了。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同事什麼的都開始幹這事了，挺有意思的。我都是最近一兩年纔開的淘寶賬戶。

離開美國時，我還挺信心滿滿，好歹我在國外修了點金融課，是不是可以找一個基金公司。但是變化太快了。我一個學會計的朋友，出國前在學校裏當老師，再後來去亞信做兼職。 亞信當時是中關村最棒的網絡公司。是美國回來的田溯寧辦的。那天她說我們來了一個 CEO，僅僅就是因爲那人在加拿大讀了一個 MBA，也沒聽說過他幹過什麼。等我回來的時候，“海歸”變“海待”，就這麼一兩年的事兒，回來的人突然就多了。 後來眼看着百度什麼的就都起來了。

現在看，我挺對不起看我專欄的人。好多機會也沒說。最近我回憶過去的這些事，梳理過去的這些東西，一看百度什麼時候上市的，最後漲了幾十倍，我才意識到過去挺疏離的。那時候關注更多的都是生活表面的，比如說石油漲價，大宗商品，糧食。

邢海洋：

前證券諮詢公司分析員。1996 年 8 月加入《三聯生活週刊》，撰寫財經評論。2009 年，個人文集《投資物語》出版。1999 年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學修讀碩士學位時，經歷了美國的互聯網泡沫及其破裂。

題圖來自 Markus Spiskeon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