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推薦

　　坎坷的遭遇，洶涌的欲想，傳奇的緣會：兩個女子以生命演義什麼是自由？什麼是自在？“兇猛退後，詩意涌現。”風流雲轉，傳奇不奇。李鳳羣的最新小說，誠摯有情。

　　——哈佛大學東亞系Edward C.Henderson講座教授王德威

　　《大野》用鮮活的感覺連通個人與時代，以充沛的元氣譜寫生命的熱烈與堅韌。

　　——復旦大學教授嚴鋒

　　書名：《大野》

　　作者：李鳳羣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3月

　　《大野》

　　《大野》是70後實力作家李鳳羣的長篇新作。小說由“世界之間”和“遇見”兩部分組成，前者雙線書寫，穿插並行，推動情節；後者補插倒敘，完整曾被隱去的節點，是兩位主人公人生中宿命般的高光時刻。

　　作者將筆觸集中於兩個城鎮出身、出生於“改革開放”起始時代的年輕女性——今寶和在桃，細緻入微地描寫了她們輾轉並行的人生際遇。性格兩極，卻同樣敏感，對生活充滿體察，她們循着不同軌跡，以迥然的方式對抗既定生活，缺少愛但又渴望愛、追求愛以及更高的自我實現。“自己是誰，將過怎樣的一生”，從一種生活到另一種生活，事關逃離和迴歸的“成長”，或許將伴隨她們以及一代女性的終生。

　　如果說《大風》更多關注的是大的時代以及置身於其中的小人物的命運，那麼在《大野》中作者的思想深度更多體現在對人物更高層次精神追求的剖析。物質生活逐漸充盈，但精神的提升並非一定能與物質的改善相同步。作者對社會現象和世情有着絲絲入扣的體察，飽含理解和同情心來書寫，下筆精煉而不失細膩，讀來令人共情。

　　2018人民文學·長篇小說獎授獎詞

　　李鳳羣的長篇小說《大野》，以雙生花式的精巧結構敘寫當代女性的成長，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性別、財富流轉等諸多命題疊合在人物個體命運的遭際之內，如鹽入水，融合無跡，語言精練有力，情節映花照水，冷靜疏離的表象之下飽蘸磅礴的同情共感，顯示出熟練的小說技藝和人性認知的深度。

　　迷人而憂傷的“大野”

　　葛筱強

　　（節選）

　　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最大的障礙或者說最難抵達的境界就是既要有細節的真實，即逼真性，還有要讓自己鋪陳的故事融入時間，即歷史感。記得菲爾丁說過，逼真在小說中比在史詩或傳奇中要更爲重要的多，並認爲，“爲使可信與奇異相結合，偉大的詩的藝術就應該使事實與虛構相融合。”我不知道李鳳羣是否讀過菲爾丁的這段話，但她在小說的設置與結構上，在情節的鋪展與故事的推進中，正是這樣做的，並且，已庶幾達到了一種小說創作藝術的初衷，那就是，以真實作爲寫作的底色與基座，以適量的虛構來呼應與彌合現實生活的斷裂與曲折，使這部小說讀起來更加真實可感，可觸。而她欲將以包含“個性、底層、生計、尊嚴、親情、願望、自視、歉疚與擔負”的敘述化於“南方四十年的整個情狀”的雄心，還讓我想起尤瑟納爾的一個觀點，即歷史與小說或廣而言之，生活與小說的關係經常轉移爲歷史與時間的關係，作爲歷史編撰學範疇的過去與前進着的“時間這個偉大的雕刻家”之間的關係。那麼，從這個觀點出發，或以這個觀點爲圭臬，考量李鳳羣這部長篇小說《大野》的創作，我們或許還會生髮出這樣的感慨，所有的歷史不僅與時間密不可分，更與歷史或說小說敘述的背景乃至寫作者自身生長生活的環境，也就是空間同樣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說到底，無論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還是小說家在故事中虛構的“歷史”，皆逃不出丹納在其《藝術哲學》一書所說的，任何藝術，都離不開寫作自身所處的時代與環境。

　　當然，作爲一位有歷史深度與空間寬度的寫作者，如果想要讓自己的作品真正走進歷史的湍流，還要必須讓自己的寫作擁有本民族的生活根基，對世界的獨特認知與感受，更爲關鍵和重要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折射人類的共同思想與情感，比如美與醜，善與惡，愛與恨等永恆的主題，直至有關人性的價值與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的關注與憂思。只有如此，才能無限地接近藝術創作的本質與自己不懈追求的藝術極地。我要說的是，李鳳羣的小說創作，正是朝着這一美好的、也是艱辛的道路前行着，並且已然找到了專屬於自己的話語風格與言說祕徑。比如，作爲這部小說題目的《大野》，在作家命名之時即關涉了語言（故事）與現實的某種關係，而值得我們明晰的問題是，語言（故事）無論多麼精確，永遠無法完成語言（故事）本身對事物進行闡釋的一切，譬如“大野”永遠無法展示其上發生過的一切。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作家筆下的“大野”或許比真實世界的大野要更具概括性、前瞻性和回顧性。

　　她們會在哪裏“相遇”？

　　顧奕俊

　　（節選）

　　小說《大野》裏，今寶的無奈在於“景象構建”難以真正實現，在桃的煩惱在於幻滅過程中不得不接受現實世界接二連三的傷害。將兩人各自的無奈與煩惱進行交疊，可以發現，今寶與在桃之間的“對話”，本質上是場存在“時間差”的“對話”：終日爲家庭瑣事糾葛的今寶深陷於“此處”的泥淖。故而在桃向今寶講述親身遭遇的同時，也在無形間召喚出了一個“遲到的在桃”。而在桃的困境則源自她發覺了“彼岸”背後的不堪。對於“本體”的“勘破”又讓在桃意識到最初的“此處”早已轉變爲遙遠的“彼岸”，這就如同她在認清南之翔真實面目以後的複雜心理：“對於我來說，他已經死了。我沒有掉過一滴眼淚，但我從沒有停止哭泣。”換句話來講，多層次的“對話”形式，並沒有讓今寶與在桃達在精神層面達成對等的“互動”。她們不斷波動的內心情感，事實上難以被對方理解，更不用說接納了。假如女性因另一方的多舛命運而有所觸動的話，真正觸動她們的其實是不幸者身上那個或相似或相反的自己。

　　《大野》以今寶與在桃的不期而遇收尾，然而兩人的現實相遇更像是作者爲了“挽救”小說在文體設置、話語結構、人物關係等方面的合理性，倉促爲之的一次補充論證。今寶告知其丈夫的出走理由是去普濟圩農場“參加和在桃的一場談話”，但小說裏有關兩人多年前相遇時的表述（“這也是她們此生僅有的一次會面”）,已然判定了今寶出走理由的不成立。“今寶會去哪裏？”這是在兩種相悖敘述的交錯中陡然生出的疑問。今寶的去向無從得知，卻又不言自明。而“不言自明”背後所設的那種遙知未來邊界的必然邏輯，也在某種程度上預示着：儘管今寶與在桃不再會“會面”，但或許因此，她們在精神層面才真正具有了“相遇”的可能。

　　一根繩索的糾結

　　高海平

　　（節選）

　　《大野》是一部文本獨特的長篇小說，雙線條結構，兩個不同的線索並行不悖，從始至終，兩個女主人公沒有絲毫交集，直到小說最後一節才匯到一起。而最後一節的交集，其實講述的是整個故事的中間階段。也就是說，兩個女主角是從故事的發展中間結識的，小說的敘述是從文本的開頭就進行了，只是到了最後結尾時才揭曉的。

　　今寶和在桃的人生路徑不同，今寶先安頓好了自家後院纔出走的，顯得很成熟和從容。在桃是先跌進社會的大染缸，滾滾風塵，塵埃落定，最後回到了出生地。一個最終出去了，一個最終回來了。她們的名字也是被作家刻意設計過的：今寶=今天保守？在桃=在逃避現實？最後，今寶不再保守了，要出走；在桃不再逃跑了，要回家。她們兩個就像兩股毫無交集的繩子，被一次偶然的車站奇遇糾集在一起。漂亮的在桃由於跟包養她的男人鬧彆扭逃出後，身無分文，遇上也是從丈夫身邊出來的今寶，兩人彼此相望，惺惺相惜。終於結對吃飯，今寶付錢。最後分手，今寶給了在桃路費。在桃以定時給今寶寫信的方式抵扣向今寶的借款。這纔有了這部文本獨特的小說的誕生。

　　這是我近年來看到過的比較奇特的小說文本。

　　李鳳羣作爲一個女作家，對於女性人物的處理極爲精妙，時時處處能夠感到有神來之筆。人物交代得有條有理、乾淨利索。語言、人物、情感、環境僅僅扣在一起。讀者的情感也隨之跌宕起伏，舒氣暢懷。

　　在現實的河流中流淌

　　周景雷

　　（節選）

　　李鳳羣的這部小說在整體性觀照中回答了個人際遇與時代的關係問題。新世紀以來，反映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長篇小說也經常討論個人際遇與時代關係問題，但是我常常有兩點感到疑慮和困惑。一是從寫作姿態上看，很多作品缺少寬容，在追究個人遭際的原因時常常把問題推給時代，推給現代化本身。有些作家在作品往往只看到了個體性的需求和滿足，未看到時代也是由無數個有着個人追求的個體所組成，割裂了或者忽略了個體與時代的、與現實的互動，這常常使作品帶有着急切的情緒和略顯偏執的判斷。我認爲，我們的創作要有寬容。寬容既要表現在對個人的寬容，也要表現在對時代的寬容。寬容的作品才能顯得有大氣、有容量。二是從現實選擇上看，有的作家喜歡選擇非邏輯性的現實，比如在“拆與建”的對立統一關係中，喜歡選擇前者而非後者。有的作家喜歡選擇歷史與現實的對立而不喜歡歷史與現實的統一。比如我前文提到的“鄉愁”與“鄉怨”之間的關係問題其實就是歷史與現實的對立問題。這容易導致在滿足了作家基於一定立場上的批判精神時出現批評的無效性，忽略了歷史與現實的內在發展邏輯。而李鳳羣的《大野》就很好地把握了這些。主要表現在：

　　一方面，李鳳羣在小說中描繪了整體性的世界。雖然小說敘事的切入點仍然是個人的，但是她通過諸種關係的緩慢擴散，把世界和時代連成一體，甚至在小說中今寶通過地理教科書所呈現的世界地理都構成了這個世界整體性的一部分（當然，這還有另外的寓意）。更主要的是，李鳳羣筆下對現實認知的整體性還主要是凸顯了四十年來中國社會自身的整體性。一目瞭然的事實是，《大野》中有對社會及國家層面的整體表述，也有對家庭變遷的認真思考，而這些又都是通過個人際遇串聯起來的。國、家及人三者之間既融合一體，又各有故事，但終歸脫離不開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其實也更是一個故事在不同層面的表達。另一方面，小說不把批判和對立作爲基本立場，儘管在整個敘述中作者也表達了對現代性的反思以及對某些異質力量的警惕，儘管在今寶、在桃兩位女性的不同傾訴中難免帶有情緒化色彩，但作者總是理性和客觀的。李鳳羣筆下的底層人物與現實之間是順從的，同向的，一體的。她們把自己湮沒在現實的河流中，偶爾跳躍出一兩朵浪花，但旋即又要回歸到河流中。因此，個人的際遇在李鳳羣的筆下不是對抗，也無法對抗。今寶曾多次嘗試對抗，比如一次衝動性的離家出走，再比如在飯店做前臺經理時的堅守，但這些都是被忽略的，沒有波瀾的（甚至今寶的丈夫老三都不知道斤寶曾經有這樣一次離家出走的經歷）。小說也沒有將這四十年的發展歷程與此前時期作比照式的旁觀，沒有厚此薄彼，在最大程度上表達了對於時代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