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中西對望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古欣

本文首發於總第893期《中國新聞週刊》

馮驥才坐在自己位於天津大學的會客廳裏，談起他的天津情結。會客廳裏擺放着他從全國各地蒐羅的古董，有嘉慶年間的雕花屏風，也有天津老宅的舊門樓。他在天津舊時的租界長大，聽過很多租界裏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故事。他的父親在銀行做事，小時候父親跟他講過一個銀行職員與外國牧師的女兒談戀愛，結果被外國人追殺的故事。這個故事馮驥才一直記着，他把這個故事改頭換面，寫到了自己最新的小說《單筒望遠鏡》中。

“這個地方有很多非常荒唐離奇的事。” 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天津本土民間傳奇進入馮驥才的小說，評論界以“歷史小說”“民俗小說”“津味小說”概括，馮驥才認爲都不確切。天津這個地方有其特殊性，馮驥才稱之爲“華洋雜處”。上世紀初，天津老城與外國人在天津開闢的租界遙遙相望，馮驥才多部小說以此爲時空背景展開。以舊天津華洋並峙的權力、文化空間搭臺，表現中西文化接觸、交流、衝撞時的種種反思，是馮驥才小說中一直延續的重要主題。

雙城對看

同是租界城市，上海雜糅，而天津剛猛。這與天津租界的設立方式與民族文化心理有關。天津有 600餘年的建城歷史，但真正崛起是在近代。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繞過大沽炮臺，從北塘登陸，裏外夾擊，拿下天津，旋即要求開闢天津爲通商口岸。口岸開闢後天津發展迅速，由一個近畿的府屬縣城，變成僅次於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和港口貿易市。

舊的城市空間被打破，而且是以一種被迫的姿態。1858年到1860年，英法等國相繼在距天津城兩三公里的地方各處圈地，劃定租界。至20世紀初形成九國租界，面積累至23000餘畝，是老天津城的八倍，對老城形成踞壓之勢。在夾槍帶血的被迫近代化過程中，天津也迎來自己的巔峯，上世紀20年代一度超過北京成爲北方經濟中心。因爲開埠，一些南方的大戶也北上移民做買賣，這些人都在租界里居住，其中就包括馮驥才的爺爺。

崛起與屈辱一體兩面，複雜的民族文化心理籠罩下形成了獨特的地理空間結構。與上海的租界“不斷溢出”相比，天津的租界與老城的地界分野更明確。天津人好奇租界、羨慕租界，更提防租界、抵觸租界，也畏懼租界。而租界當局也有意強化空間分隔（如英租界1866年就頒佈過《天津土地章程和通行章程》，完全排斥本地華人在租界內租地、蓋房或居住），使天津形成了獨特的雙城對峙模式——住在老城的天津本地人和住在租界的洋人與外地人“刻意維護各自的空間個性，拉開華界天津與租界天津的文化與心理距離”。

《單筒望遠鏡》是馮驥才利用構設文化衝突的又一文本實踐，正如學者李永東所言，“差異性的空間被賦予文化身份與民族觀念的表意功能，從而構成另一種意義上的雙城記。”小說一開始就構建了兩個異質的象徵空間：位於老城的歐陽老宅與位於紫竹林的莎娜家。馮驥才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開篇描寫的大槐樹下歐陽覺一家是中華文明的象徵，原型參照自己的家族，富有儒商氣質的歐陽覺父親與自己的爺爺相似。

小說主人公歐陽家的二少爺歐陽覺，住在老宅中槐枝最茂密的一進房。歐陽覺的情人、法國軍官的女兒莎娜住在紫竹林租界裏的一座紅色尖頂洋樓。而小說敘寫的異國戀生髮於第三空間：老城與租界之間的荒野中一座廢棄的小白樓。既不挨着老城，也不沾着租界的小白樓隱喻着歐陽覺與莎娜愛情只能生存在剝離各自身份的真空地帶。歐陽覺與莎娜的相識，折射着兩種異質文明互譯、互看、互讀的種種尷尬與困境。初次相遇，莎娜將歐陽覺的名字讀錯。源於夏禹後裔的“歐陽”姓氏，暗示着華夏文明的古老血統，在外國人莎娜嘴裏卻變成了不倫不類的“熬羊腳”。

馮驥才認爲即使是現在，中西方之間仍然有很多問題，看待與想象彼此都存在誤讀。這也是他在小說中想要探討的問題。

如果說歐陽覺與莎娜的交往代表着文明初遇時彼此的好奇與渴望瞭解，那麼其他華人的心態則體現出本土文明對外來文明提防的一面，無論是歐陽覺的大哥還是在租界做生意的馬老闆，都苦心勸說歐陽覺不要再爲莎娜往返租界，“怕會鬧出人命來”。 這就回到小說的暗線，庚子年（1900年）天津城的殖民空間格局。當時北方一帶義和團與洋人教士暴力衝突不斷升級，列強要求清政府出兵鎮壓，否則就出兵代剿。大批義和團成員在天津設壇口、焚教堂，並於6月集結在紫竹林外攻打租界。小說裏，歐陽覺去紫竹林租界找莎娜，卻意外被義和團擄去，捲入了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交戰。

紫竹林之戰以義和團失敗告終，小說結尾，等候歐陽覺回家的妻子與父親被進城的聯軍侮辱、殺害。莎娜一家也是家破人亡。現實中，八國聯軍攻入天津後下令拆掉城牆，天津也成爲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拆掉城牆的城市。老城勉強的自衛姿態在殖民的野蠻強力突破下，潰於一夕，馮驥才清楚地記得日子，“ 7月13號到7月14號，八國聯軍在天津連續兩天屠城。” 小說中“（中西）兩敗俱傷”結局，寄寓他對中國近代化轉型時期中西民族與文化衝突的思索。

津味小說

早在處女作裏馮驥才就寫過天津、義和團、租界。1978年，馮驥才從天津借調到北京，入住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在地。馮驥才在這裏吃住兩年，在編輯的指導下改稿，用兩年時間改寫完成《義和拳》。這本書讓馮驥才成爲“文革”後第一個在人文社，也是在全中國拿到稿酬的作家, 稿費三千三百塊錢，足足是他當時工資——五級工月薪的六十倍。

當時文壇正值作家斷層期。“文革”期間出版的作品內容單一，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名作家仍在幹校勞改，多年不曾提筆。人文社有心從業餘作家裏培養些苗子，就在70年代末出現了特有的借調式寫作。

剛剛進入新時代，從前的美學標準與價值判斷雖然鬆動，還在無形地束縛作家的寫作。儘管當時沒有人告訴馮驥才不能寫義和團的“扶清”與迷信，但馮驥才主動繞過了。回顧這段寫作經歷，馮驥才並不諱言當時他的寫作受到時代社會的影響，過去對義和團的很多看法如今都發生了變化。

隨着80年代尋根文學思潮的興起，馮驥才不斷重新梳理自己對傳統的複雜心緒，他需要寫作承載他日益深化的思考。擁有深厚的民間文化傳統的天津是個理想的容器，他寫了《神鞭》《三寸金蓮》《陰陽八卦》等一系列以舊天津想象展開的俗世傳奇。

西南大學教授李永東認爲馮驥才開創津味小說的路子。與京派、海派習慣各執新舊一端不同，津味小說擅長將世俗的與精英的、啓蒙的與民間的融合一起，講民間市井的事情，讀起來有趣，語言風格誇張。雖然追求獵奇、風格誇飾，但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流行世俗文學不同，新派津味小說在描繪市井地頭邊緣人物時融入對民族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傳統到現代轉型中的種種特殊民族文化心態，好看熱鬧又透着深度思考。

這些小說不約而同充斥着“身份”與“傳統”的焦慮，表達了馮驥才本人對傳統極爲複雜的態度。主人公在面對新與舊的衝突與選擇時，常常是割捨傳統後又重新發現自己與傳統的關聯。《三寸金蓮》中天足會會長牛俊英雖然打敗了保蓮派戈香蓮，卻意外發現自己是戈香蓮的女兒，在香蓮的葬禮上祭拜香蓮。《神鞭》中的傻二雖然“辮子剪了”卻保留了“神”，完成了傳統的自我更新。正如李永東總結，“兼容新舊的人物要麼最終歸依傳統道義， 要麼在傳統文化人格中生髮出容納‘現代’潮流的情懷。 ”

儘管三本小說出版的時間相隔不長，但問世後命運各不相同。《神鞭》大獲成功，而《三寸金蓮》與《陰陽八卦》卻遭到不同程度的誤解或冷遇。尤其是《三寸金蓮》曾引起批評界的巨大爭議。有評論家讚揚這些小說展露的文化批判力，也有學者認爲小說表面批判傳統，實際擺脫不了對傳統陋習一種眷戀與迷戀的態度。馮驥才感覺自己受到了誤讀。

馮驥才曾表示《三寸金蓮》是他有意進行的文體實驗，“既寫荒誕浪漫寓言通俗黑色幽默，又非寫實非荒誕非浪漫非寓言非通俗非黑色幽默，接受傳統又抗拒傳統，拿來歐美又蔑視歐美。” 他曾與李陀、劉心武率先在國內倡導現代派文學，表達過“不喜歡與西方現代主義在藝術上對錶”，要寫出自己的“現代小說”的決心。然而批評家沒有辨認或承認這本小說的形式抱負，這令馮驥才感到失望。80年代後期，“先鋒主義”和麪向世俗的新寫實蔚然成風，前者追求文體的自覺，個人主體的尋求和歷史意義的確立逐漸退隱，後者放棄宏大歷史敘事，直接面向平庸瑣屑日常現實景觀。馮驥才的俗世傳奇寫作，逐漸在批評話語體系中找不到位置。

突然之間，馮驥才覺得跟批評界和他的讀者都愈加遙遠了。他也說不清哪裏變了，但，“反正已與先前不一樣了”。他覺得自己抓不住生活，無法像昨天那樣深知正在激變的生活與社會。

從案頭到田野

但馮驥才始終割捨不下自己的天津情結。一次意外的文化保護行動，讓他從書寫天津轉向了行動搶救。

上世紀90年代，老城改造是很多城市的主題，爲了建設商業中心，拆掉歷史建築的事情常常發生。1994年，這股風潮波及天津，傳言六百年曆史的天津老城區將拆除，霎時間很多對老城感情深厚的朋友跑去馮驥才那兒，給他帶去“險情”。馮驥才決定組織專家、攝影家、“天津通”拍照記錄全貌。同時，馮驥才試圖遊說政府部門，保留下一些城市重要的歷史依據。那時馮驥才已擁有多重身份，他是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文聯主席、民進中央副主席，這讓他說話和辦事都更有斡旋的餘地。

文化保護是一項不落好處的苦差事，90年代初，國家還沒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馮驥才要做這個事，只能依靠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號召媒體，發動志願者，往往還要自己掏錢。有一次，他在寧波老家辦畫展，聽說寧波市政府爲了市中心月湖改造工程，要把月湖旁的賀知章祠堂拆掉。一個當地官員告訴他，政府本想把這座祠堂給寧波文聯，但房子太破，不修就不能用，文聯又拿不出錢修，只好拆掉。這時馮驥才已是天津市文聯主席，知道文聯是個窮單位，他拿出自己的五幅畫賣了二十萬，幫寧波文聯保住了祠堂。

在保護天津老城時，他的字畫又派上用場。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你要讓區長、規劃局的、房管局的、市容委的這些頭們支持，你要給他畫。” 在記錄自己二十年文化保護歷史的新書《漩渦裏》當中，馮驥才不客氣地寫道：“一般給畫得給三套，一張畫一幅字。比如給副市長一套，副市長的祕書一套，副市長的司機一套，這事纔可能辦。”

那段時間，馮驥才帶着志願者天天在城裏轉來轉去，見到了帶有名號的老城磚、明代木門與古井、馬順清和劉鳳鳴的磚雕、劉杏林的木雕、名家題刻的老牌匾、上馬石、義和團壇口、八國聯軍屠城的彈洞，雕花門樓、影壁、牆花、窗扇、滴水等等。這次老城搶救，使他認識到民間還有太多好東西等待發現與保護，需要發動更多的力量，建立更加系統科學的保護模式。後來他當選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發起了“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在全國性範圍內對民間文化遺產進行了一次拉網式的大普查。

說起自己的文化保護事業，馮驥才提到20歲出頭時他曾自發調查天津老城的磚刻。當時他帶着照相機在老城裏轉悠，看到哪個磚刻好就爬上去拍照記錄，還尋訪製造磚刻的老藝人，調研磚刻的細部學名，畫過結構示意圖。“跟我現在做的文化遺產搶救一樣，是全面調查，我把這個城市所有的街道所有的磚刻全都記錄下來。” 做完磚刻調查後，馮驥才決心要把天津幾項大的民間美術類別全部做調查，包括天津的年畫、剪紙、木雕、燈籠、泥人等比較著名的民間美術門類。沒想到隔了整整五十年，馮驥才終於做成了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馮驥才也說，“當時就想做這樣的事情，我才20歲出頭，現在感覺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