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時期，如果包拯在能改革成功嗎？
答案是不能！原因有三：
一、政治上：宋神宗時期，國家開始內憂外患，君王昏庸，貪官污吏橫行朝野，政治腐敗，結黨營私，即使包拯進行改革，也會遭到各路大臣，反對派的阻礙，因為包拯所盛行的是清廉，以當時的背景，幾乎是無法成功，甚至得不到皇帝的支持！
二、經濟上:宋神宗時期，宋朝開始由盛轉衰，雖說還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甚至在四川境內出現了最早的紙幣，交子，但表面的繁榮掩飾不了內在的衰敗，國庫空乏，加上連年乾旱，收成銳減，生活得不到保障，即使包拯進行改革，也許力度需要很大，改革需要改方方面面，最重要的需要資金的支持，即使宋神宗力排眾議，力挺包拯，也許生活在水熱之中的百姓也無法拿出部分錢來支持改革！
三：軍事上：自從宋高祖發下大宋江山，就開始實行外強內乾的政策，也就是說，把大量的軍隊，精力放在國防上，對於國內以文臣為主，以文治國，而文人主意也大不同，為了利益，容易勾心鬥角，派別特別多，沒有軍事的干預，思想不統一，即使包拯改革，道路坎坷，想想難同意，加上一人之力難以服眾！這種場景註定不能成功！
綜上所述，包拯改革註定無法成功！
假設包拯能活到宋神宗時期，他己八九十歲了，這把年紀，還忍心讓他老人家折騰?
所以，只能假設包拯晚出生三十來年，正好趕上神宗皇帝歷精圖治。
包拯號稱包黑子，王安石號稱拗相公，一個執法嚴，一個意志堅，他倆搭檔是絕配!大宋中興~~~~~~
一盆冰水沷下去!
就算有包拯的加持，王安石的變法也不會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北宋時，有兩次大的改革，一次是仁宗朝時，范仲俺主導的慶曆新政。一次是神宗朝時，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
慶曆新政1043年開始，那一年包拯44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
先看下包拯同志的工作履歷。
28歲中進士，隨後任職高等法院的基層幹部(大理評事)、縣長(建昌知縣)、市稅務局局長(和州監稅)丶市長(端州知府)等等。
在基層幹了十幾年，慶曆三年(1043年)，包拯調入京師，仼殿中丞，大概相當於中南海管後勤的處長。
包處長進京這一年，慶曆新政拉開大幕。
仁宗皇帝在起用變法人員上毫無問題。
作為千古名相，范仲俺的人品、人格以及執政能力，都無可爭議，由他主導新政再合適不過。
新政必須起用一大幫子干實事的官員。
范仲俺極具識人眼光，狄青就是他發掘並培養起來的。
包拯有基層工作經驗，人廉潔又極負孝名，按說，這麼好一塊"牆角磚"，范仲俺應該會招至麾下。
可，史料上卻查不到相關記載。
慶曆新政僅僅實行了一年四個月就以失敗告終。
包拯在慶曆新政時期，連打醬油的角色都不是，有史為證:慶曆五年，包拯又當外交官去了(任契丹正旦使，出使遼朝)。
包拯在年富力強的年齡段，沒有參與慶曆新政，又有多大的可能去參與王安石的變法?
王安石執拗、固執，是以被人稱為"拗相公"，這個性遠沒范仲俺好共事 ，就算包拯有機會參與，也不見得他倆能合作下去。
況且，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社會變革都會因觸動很多人的即得利益而艱難無比，不是一二個能人可以扭轉過來的。
慶曆新政後，包拯又出任了很多職位，也提過一些改革建議。
包拯註定是位強力執法者而不是位改革者。
在權知開封府府事時，他不畏權貴，鐵面無私~~~~~~
包黑子、包青天的英名，正是形成於此間!
倘若，非得讓包拯和王安石攪和，那就虧大了一一包黑子、包青天的品牌就形不成了!
這個歷史責任，誰負得起?
所以，還是不要這般假設了。
歷史上所有的變法維新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主持變法的領導者的威權不足！這點從周厲王，商鞅，王莽，王安石到張居正乃至光緒皇帝以及潤之先生都是如此！商鞅為變法而城門立木以賞黃金，渭水河邊殺人一次七百口，衛隊侍從兩百人！王莽甚至直接奪了皇權以立威權，王安石竟然把自己的立像與孔子並立，要求天下儒生叩拜以立威，張居正則出行排場異常豪華（十八人抬轎子，地方官員需下跪迎接），數十年前一場變革更是要奉若神明才能領導下去！相比之下包拯沒有足夠的威權所以無法變法
答案是不能，因為神宗時期保守派陳營強大，再加上太后不支持，就算是暫時成功了，也不能持久，早晚會被保守派絞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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